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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东亚农业模式

更新时间:2021-12-07 15:37:48
作者: 温铁军 (进入专栏)  
但是,其他东亚国家不同于中国的地方在于它们的晚熟,且时间短,毕竟它们都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拓展区,文化乃至人口都是由中国逐步传播或迁徙过去的。以日本为例,到中国的秦汉时期,它们才开始进入稻作文明时代,才开始脱离母系氏族进入阶级社会;到中国的隋唐时期,它们才开始“大化革新”(类似于中国的“商鞅变法”)。

   故而,虽然客观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决定着它们的农业生产方式必然“自耕农化”,但是比起中国来,它们要晚得多,同时变化起伏不如中国大。比如,“17世纪后半期小农生产模式逐步确立,即以单婚小家族为劳动单位依靠人力、农具采取多施肥、多劳动的方式耕种零细错圃形态的农地。幕府、大名实行小农维持政策,以稻作为中心的农业经营得到了稳固和加强。小农经营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作为农业经营的重心,具体表现为一年两熟制的扩大、肥料的多用、农具的改良三个方面。耕地狭小和小规模家族劳动是江户时期农业经营的显著特征”。

   所以,越是到近代直至现代,这些地区的自耕农业才越发达,越具有稳定性和基础性,比如,今天的日本、韩国农业几乎全部由自耕农经营。总之,作为原住民聚居地的东亚地区,特别是处于岛屿和半岛上的日本、韩国,基于历史的社会形态与结构条件,不可能产生西方的那种大规模农场化农业,而只能以自耕农为主。

   (2)分户析产制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今天如此,古代亦然。一般情况下,包括土地在内的财产乃至生产要素是以家庭为所有单位的,因而,土地在家庭之间怎么分配与演变直接影响着农业的经营形态与生产方式。这里既包括国家和社会的规定,也包括家庭家族内的要求。

   人们大都知道,西方的中世纪是典型的“封建制”,从上到下都是“长子继承制”,由长子继承家产与爵位,弟弟们只能去外边谋生,或从商,或殖民,因此有利于维护财产与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不过,在东亚原住民社会中,日本是“长子继承制”,“只有长子才拥有继承家业和家长地位的权力。其余各子成年后就得离开家另谋生路,或者以佃农、学徒、伙计的身份留在家里。如果要继承家业,可以将自己过继给长子,以其兄养子的身份继承”。甚至次子以下只能投靠地主贵族的家族成为缺乏人身自由的附庸或走向海洋演化为海盗。由此来看,因为是远离大陆的海岛国家,日本的经济文化特征类似于欧洲各国,最后也的确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这是东亚社会的一个例外,在历史中不会居于主流。

   但是,东亚其他自耕农社会不是这样的,东亚古代社会实施的是“分户析产制”,即土地要在兄弟之间平均分配,进而形成分家的习俗规则,最终农户的数量越来越多,所拥有的土地越来越零碎分散。但不要因此觉得这只是家庭内部的规则习俗,从国家到社区都有这样的要求,借此可以增加政府的税收与劳役的来源,即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样的一种自然禀赋基础上,土地在全社会是倾向于均分的。结果,总体上看,即便是土地一直在不断地发生买卖与集中兼并,但“分户析产”的制度使土地不可能大规模且长期集中,自耕农经营成为常态,这也是近代特别是二战后东亚国家和地区普遍进行土改,形成自耕农业普遍化的基本原因。而日本战败之后,因美国军事占领,当局为了打破军国主义在乡村社会的基础,强迫日本地主施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改。具体说,“1946年4月至6月,美、中、苏、英四国‘对日理事会’先后四次讨论日本的土地改革问题。最后,以英国提案为基础制定一项方案,由美占领军司令部以‘劝告’形式提交日本政府。日本政府被迫接受,同年10月提交国会通过。此法案于1946年10月21日公布,被称为第二次土地改革法”。因此,传统的土地制度改变了,“长子继承制”也就被彻底废除。

   (3)政府的推动

   如上所述,在自耕地区的社会形态与结构中,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乃至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自耕农业的形成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更大,而且这种作用是基础。具体说,政府为了发展生产,积累财富,保持政权稳定,会利用政权的力量调整土地,特别是会推动“均田制”改革,给农户均分土地,在制度与政策上一般是保护自耕农业的,同时限制大地主,抑制土地兼并,甚至在制度上规定大家庭要分家。否则,社会本身会按照“耕者有其田”的要求与规律发生变革甚至爆发农民革命。因为自耕农国家及其政府和人民没有别的财富来源,不可能对外掠夺与侵略,只能选择内向的均衡化调整,也只能通过均分土地,发展自耕农业,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来缓解人口压力,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到现代社会,自耕农业更是对于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二战后,日本、韩国都进行了土改,确立了自耕农业的主体地位,进而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东亚奇迹。

   总之,不同于历史上短暂的殖民地大规模农业,日本、朝鲜半岛的自耕农业就是在以上所述的自然禀赋基础上,由“人地关系紧张”的国情矛盾促成,在社会历史的演进变革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符合自身的历史特点和居民需要,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进而,自耕农业形成并发展成为一种精耕细作,具有可持续性、多样化、传承数千年而不衰的农业生产方式,并延续至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纷纷进行土地改革。“在韩国也同样。首先是在美国军政府的控制下,把日本所占有的土地分给了农民。而后,由政府在1950年-1952年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和日本一样,限定农场面积不得超过45亩。总的结果是,佃耕土地从60%减缩到15%,同样确立了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农业经济,基本终结了之前的地主经济。”

   所以,即便具体的自耕农个体在历史上生生死死,包括“千年田换八百主”“百年田地转三家”,耕地没有永远固定的所有者。但作为一种农业生产方式的自耕农本身延续下来了,一直到今天都是东亚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形态,进而对于维持社会政治的稳定,保障与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的迅猛发展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这也是日本战后能迅速恢复经济并再次崛起,以及韩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重要原因。当然,我们在这里重点讨论的是其对生态转型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二、东亚模式核心探究:中国式小农经济与乡村治理

   事实上,整个东亚原住民地区的农业都是小农经济,自耕农是其中最典型、最普遍、最主要、最具有核心和主体地位的一种。作为亚洲最大原住民国家,中国在小农经济的具体形态上更加丰富多彩,比如还有大量且典型的佃农经济、雇农经济,它们之间充满结构性变动,经常以自耕农为中心出现循环往复的变化。因而在小农经济上呈现出更多的特征与优势,同时更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代表性。

   在这样的农业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上,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比较成熟与稳定的乡村治理模式。这些反过来又影响着小农经济,并保障着小农经济的效率与稳定,进而有利于实现小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妨说,当代经济学家痴迷的经济理性包括舒尔茨倡导的“小农理性”,以及这种理性基础上的现代社会治理,并决定着殖民地农业的生产行为。为了追求经济利润,可以不顾及生态环境,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可以大面积地使用农药、化肥与除草剂,造成巨大的“负外部性”,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农业的非可持续的根源。

   中国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乡村治理模式决定着东亚原住民地区的农业生产行为,为了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必须遵循生态规律,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强调并保障和促进精耕细作,充分利用人力,实现农业的可持续生产。

   1.中国的小农经济

   中国的农业文明是原生的,稻作农业形成于10000-12000年前的鄱阳湖和洞庭湖地区。与西方中心主义描述的那种线性递进的“五个阶段”历史演变明显不同,中国传统村社与政治国家的上下层制度形态都早熟。在商朝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气候冷化周期不可逆的影响之下就已经渡过了欧洲中世纪那样的社会形态与封建结构,已经创造了比同时期的西方更为发达的农耕文明,日本与朝鲜半岛统一国家的政治历史发展要比中国晚一两千年。因此,中国的小农经济在后来两千多年的演变中表现出不同的形态。

   如果说欧洲中世纪或近代之前,以及早期的东亚诸国最主要的农业生产方式是“领主-农奴经济”(或领地农业经济),土地国有或私人所有,由农奴大规模耕作,产出低,那么中国两千多年来最主要的农业生产方式就是大国政治稳定条件下相对稳态的“小农经济”,并且作为东亚模式的代表与“大农经济”(如资本主义大农场)对应着,它在概念上至少包括以下四个因素:单个家庭、小块土地、自主经营、自家耕种。因此,“小农经济由地主制经济和自耕农经济两大部分构成。又因为地主制经济与地主、佃农、雇农等有直接关系,自耕农经济与自耕农、雇农有直接关系,所以小农经济必定涉及自耕农、佃农、雇农及地主四个群体”。地主一般是出租土地给佃农从事生产或农忙时由雇农耕种与收割,由此,从严格意义来讲,小农经济只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当然,在中国具体的国情下,小农是以自耕农为主还是以租佃小农为主,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两类小农的数量是处于变动中的。事实上,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尽管存在着国家的朝代更迭,且与推行均田制直接相关,并且与以“耕者有其田”为宗旨的改革变法直至农民起义也直接相关,但毕竟土地一直是私有的,小农碰到的机遇与变故不一样,时刻都有土地买卖与集中兼并,因而不可能只有一种小农经济的具体形式。所谓变化主要是,自耕农分家析产变为半佃农,或因灾因贫破产卖了地就沦为佃农乃至雇农,佃农乃至雇农有了钱,积累下财富,买了地就成为自耕农乃至地主。自耕农与佃农的区别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有没有土地所有权;第二,交不交地。

   不过,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以“自耕农业”为主;也有分析认为,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户土地占有量接近于正态分布。冯和发对河北省2500户做过调查统计,该统计显示:有1-20亩(0.0033-0.0133平方公里)的农户比例高达40%,其次是有20-50亩(0.0133-0.033平方公里)的农户占21%;有地面积少于1亩(0.0033平方公里)的半自耕农占17.34%;而有50-100亩(0.033—0.0667平方公里)的户数在8%左右。这四类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总户数的86.34%,占地79%。

   2.中国式乡村治理的特色

   与小农经济有关,但属于上层建筑中政治治理及其制度的是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我国自古以来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史,之所以保持着5000年文明而不衰,也没有中断,是与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分不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我国很多村庄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至今保持完整。很多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具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推动礼仪之邦、优秀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成。要继续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和创新,并不断总结推广。”

   总体上看,“在对乡村社会的治理过程中,中国古代大致经历了从夏、商、周时代到隋朝的乡里制度,从隋、唐到宋朝的保甲制、职役制,从宋朝到清代的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的过程”。正因此,世界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这种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称为“没有官员的自治地区,皇权的官方行政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费孝通(1948)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结构是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相结合的“双轨政治”,传统中国乡村的整合模式是一种先赋性、伦理性整合,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依靠宗法的、亲情的伦理来维系。

简单说,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遵循着自然规律,尊重社会历史条件,尊重风土民情,做到了宗族自治、乡贤德治与官方法治等“三治”的有机结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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