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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华 于惠:《民法典·继承编》如何实现民商合一?

更新时间:2021-12-07 11:35:33
作者: 张平华   于惠  
且双方的权利、义务在同一时段并不对等,应当禁止遗赠扶养协议当事人转让合同债权债务;对于合同的解除,为充分发挥遗赠扶养协议的社会功能,应对当事人的解除权做一定的限制,避免双方权利、义务的不稳定状态影响遗赠人养老目的的实现,例如不应赋予遗赠扶养协议当事人以任意解除权。3

  

   此外,遗赠扶养协议还存在主体、权利、义务等方面的特殊性:在主体方面,被扶养人通常是以养老为目的、处于弱势的老年人群体,与扶养人之间的力量、地位差距悬殊,尤其在商事主体担任遗赠扶养人时,应对商事主体进行严格的规制。《民法典·继承编》扩张遗赠扶养协议主体范围的做法为将来进一步细化遗赠扶养协议法律规则提供方向指引:考虑商事主体的特点,明确商事主体作为扶养人应当特别履行的义务和承担的责任;在权利、义务内容方面,遗赠人希望以遗赠为交换获得扶养人对其生前的关怀照料和死后的妥善安葬,但在遗赠人与扶养人不存在任何身份关系和法定义务的情况下,扶养人很可能不完全按照约定履行扶养义务,在既无感情又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事主体担任扶养人时更甚;对于扶养人而言,由于义务履行与权利实现的异时性,即便其完全按照约定履行扶养义务,也可能由于遗赠人处分财产或者拒绝接受扶养的行为而无法获得遗赠,商事主体也不能避免。

  

   基于上述特征,遗赠扶养协议的订立与履行高度依赖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1“民商合一”体例下的继承立法调整遗赠扶养协议的优势体现为合同编与继承编的良性互动:一方面,通过《民法典·合同编》尽可能为合同双方提供救济,扶养人不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时遗赠人可以解除合同,遗赠人处分按照约定应当赠与扶养人的财产时扶养人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另一方面,通过《民法典·继承编》尽可能兼顾遗赠扶养协议的特殊性,这一功能的实现有待于进一步细化相关规则,如赋予经济状况严重恶化的扶养人以“贫困抗辩权”等。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已经明确了遗赠扶养协议因一方不履行义务而解除的特别法律后果,2表明了遗赠扶养协议并非一概适用《民法典·合同编》规定的观点。此外,“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还能为调整遗赠扶养协议带来新的启示。遗赠人死亡之前,扶养人虽然尚未获得其财产的所有权,但是处于只要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扶养义务,即将在遗赠人死后获得相应财产权利的地位。为实现遗赠扶养协议的合同目的,扶养人的这一地位值得法律保护,可以将其认定为非典型担保的一种,使遗赠扶养协议得以作为“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适用《民法典》第338条,从而将遗赠人死亡之前扶养人对其财产的权利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

  

   通过分析评价遗嘱信托和遗赠扶养协议的制度构建,可见继承立法要真正实现“民商合一”,既要重视商法价值、引入商法规范,摒弃继承事务不得商化的守旧思想,又要在适用商法规范的过程中尊重继承事务的特殊性,避免一概适用商法规范对继承秩序的稳定产生影响。“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在形式上并不明确区分民法规范与商法规范,有助于通过更为精巧的结构与内容设计实现两者的协调配合。对此,一方面应在立法上减少《民法典·继承编》与各商事单行法的冲突和矛盾;另一方面要在司法实践中进行必要的、合理的利益衡量,在促进继承事务商业化的同时保证继承秩序的稳定、遗产分配的公正。

  

   (三)特殊遗赠中的商业化安排

  

   遗赠,是遗嘱人依遗嘱无偿给予他人财产上利益的法律行为。我国继承立法明确否认概括遗赠,将受遗赠人限定于法定继承人范围以外的人,作为被继承人自主安排身后遗产的重要方式。随着财产的增多和经济的发展,遗赠逐渐分化出特殊的形式,其目的不再只是单纯地将遗产赠与某人,而是将更多复杂的现实情况考虑在内。在高度商事化的现代社会,这些特殊形式的遗赠能够成为商人将其自由意志延展至死后商事活动中的工具。“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应当鼓励和保护遗嘱人在遗赠中做出商业化安排,从而通过遗嘱人的事前安排减少其突然死亡对商事交易秩序和市场经济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对于特殊遗赠,《民法典·继承编》于第1144条规定了附负担的遗赠。在附负担的遗赠中,受遗赠人因承认遗赠而确定地负有履行负担的义务,遗赠人不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处分财产,还可以通过受遺赠人实现特定的商事化安排。理论上还存在附条件的遗赠,附条件的遗赠基于条件的多样性,可以赋予遗赠人的自主安排更大的弹性空间,能够服务于多种功能和目的。附条件的遗赠和附负担的遗赠的区别在于,在附负担的遗赠中受遗赠人即使不履行负担义务遗赠仍然发生效力,1而附条件的遗赠中条件是否成就则实际影响着遗赠的效力,因此后者更加符合强化对作为商事主体的受遗赠人的规制的需求。基于附条件的遗赠重要的工具价值,《民法典·继承编》缺乏相关规定不应视为对此种遗赠的禁止。此外,《民法典·继承编》也未规定补充遗赠和后位遗赠,二者均为遗赠人事先指定在特定情况下由在先的受遗赠人之外的他人接受遗赠,能够延展遗赠人之自由意志发挥作用的时间范围。借此,遗赠人得以区分不同情况对遗产做出更为精细的安排,以避免财产处于无主状态,促进其商事化利用。《德国民法典》第2190条、第2191条分别规定了补充遗赠与后位遗赠制度,此后瑞士、希腊、瑞典、西班牙、匈牙利等国的民法典也都予以承认。因此,遗赠人在遗嘱中做出此种安排的,我国法律同样不应拒绝保护。

  

   为使被继承人的意愿得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蕴含更加丰富的内容,“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继承编》应当给予特殊遗赠发挥作用的空间。同时,“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也有助于切实扫除特殊遗赠执行中的障碍,使被继承人的意愿能够真正实现。对于上述特殊遗赠,共同的问题是缺乏有效监督、无法被切实执行。而“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继承编》则可通过商事主体的介入专业、规范、中立地处理继承事务,有助于特殊遗赠的执行,下文将详细论述。

  

   (四)商事主体介入继承事务的处理

  

   被继承人的意愿在其死后只能体现为白纸黑字的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而其真正实现则需特定主体的执行。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制度是各国继承法的必要组成部分,根据相关规则使其由合适的主体担任尤为重要。在我国,人们历来重视家系的延续和财产的代际传递,因此传统继承立法不仅对被继承人的自由意志做出一定的限制,还将处理继承事务的主体主要限定在家庭内部。然而进入现代社会,随着商业的迅速发展,商事主体介入继承事务的优势逐渐显现:首先,由商事主体介入继承事务,便于市场监管主体严格审核和授予主体资格,为继承事务的处理设置专业的准入门槛;其次,继承事务的商业化发展有利于形成指导继承事务处理的商事习惯和行业规范,统一继承事务处理的标准,提高继承事务处理的要求;再次,针对商事主体的信息公示要求以及所建立的信用机制还可为继承人、债权人及社会公众提供透明的监督机制;最后,商事主体的营利目的通过获得报酬得到满足,不存在继承人与遗产之间的天然情感关联,能够更好地保持中立地位。

  

   “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继承编》为商事主体的介入提供了充分的空间,目前主要有以下途径:根据《民法典》第1133条第1款,自然人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包括商事主体;根据《民法典》第1133条第4款,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结合《信托法》的规定可由商事主体担任遗嘱信托受托人;根据《民法典》第1158条,“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均可担任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人,其中包括商事主体。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民商合一”的继承立法须重视对商事主体的行为规范,为商事主体介入继承事务设置一定的限度,以避免对当事人合法权益以及私人家事的侵犯。在商事实践中,商事主体从事营业必须遵循商法的特殊规则,尤其是为了保护交易相对人而特别设置的规则,具体表现为专门适用于商事主体的特殊程序和商事主体应当承担的特殊义务。2《民法典·继承编》基本延续了《继承法》的立法思路,并未针对商事主体的介入可能引发的问题设置特别规则,这就要求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审理相关的继承纠纷案件时充分贯彻商事裁判思维。

  

   总之,在被继承人自主安排继承事务的相关规定中,通过导入成型的商事制度、扩大商法的适用范围和促进商事主体介入继承事务,《民法典·继承编》已经初步实现了“民商合一”。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之下,《民法典·继承编》通过与《民法典》其他分编及商事单行法的配合,得以适用商法规范调整继承事务,从而对自身未能涵盖之处做出补充,实现商法理念对继承活动的引领,表现为《民法典·合同编》调整遗赠扶养协议、《信托法》调整遗嘱信托等。然而,由于死亡时间的偶然性,《民法典》其他分编及商事单行法很难周全考虑如何应对,甚至可能与《民法典·继承编》的规定产生冲突,未来的继承立法要进一步实现“民商合一”应当明确两个目标:一是进一步协调民商事法律体系内实质上的继承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如消除《信托法》与遗嘱相关规定的矛盾、确保《民法典·合同编》调整遗赠扶养协议不违背其人身属性;二是积极承担调整商业化继承事务的任务,如增设遗赠扶养协议的特别规定、增加特殊遗赠的相关规定、规范商事主体介入继承事务的行为等。在继承立法追求实现“民商合一”的同时,裁判机关也应当秉持商事思维、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性,积极探索可适用的一般性规则妥善解决纠纷,尽可能促成被继承人意愿的实现。

  

   三、民商合一的程序设计:遗产处理应借鉴商事程序

  

   “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要求《民法典》各编均须重视商法的特殊价值取向,继承编也不例外。在继承编中,商法的效率价值要求提高财产流转效率、争取继承事务早日尘埃落定,秩序价值则要求保护遗产债权人、维护交易安全。因此,保证遗产分割与债务清偿协调进行、促进遗产债权的实现应为“民商合一”的继承立法不可推卸的任务,程序方法对于完成这一任务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确保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商法设计了大量的程序性规则,运用程序方法强化风险控制、保证权利的正当行使。1对于采取“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国家,程序的合理构建对于促进商法价值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程序性规则的比重构成衡量“民商合一”程度的重要标准。“民商合一”的继承立法也开始关注程序问题,重视通过遗产处理程序的合理构建确保继承人的继承权与遗产债权人的债权的实现。在此过程中,成熟的商事程序可以提供借鉴。

  

   (一)遗产处理程序中的债权人保护

  

   遗产作为被继承人遗留的财产,不仅是继承人继承的标的,也是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保障。继承人与遗产债权人可谓遗产处理问题的对立两面,应当获得平等保护。《民法典·继承编》没有采用“遗产债权”的术语,但于第1159条明确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债务,肯定了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与遗产处理的密切关联。不过,继承编整体上仍倾向于对继承人的利益保护。具体而言,根据《民法典》第1161条所确立的限定继承原则,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与其固有财产相区分,用于清偿遗产债务的责任财产范围限定于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我国继承编规定的限定继承为无条件的限定继承,即不以继承人做出意思表示或其他特定程序为前提。相较之下,“债权人保护”这一概念和目标在商法上更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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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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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是学刊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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