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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华 于惠:《民法典·继承编》如何实现民商合一?

更新时间:2021-12-07 11:35:33
作者: 张平华   于惠  
由于涉及死者的隐私、饱含生者的感情,可以视情况允许突破《民法典·继承编》规定的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位,依照该虚拟财产的具体内容、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来确定继承人。4总之,网络虚拟财产的特性决定了其继承无法仅依托于继承法确立的一般规则,其精神价值继承涉及人格权法,其继承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关系涉及网络安全法,应用程序等由被继承人自行创造的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还涉及知识产权法等等,有待《民法典》其他分编乃至其他民商事单行法确立符合其性质的特别继承规则。

  

   《民法典·继承编》对于遗产范围的规定最大程度地肯定了财产权利的可继承性。5财产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遗产的范围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并呈现出权利内容的复合性趋势。不具备可继承性的财产权无法实现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原则上承认一切财产的可继承性是“民商合一”的重要体现。但对遗产范围做原则性规定同时也意味着《民法典·继承编》无法兼顾所有遗产类型,为其提供面面俱到的继承规则。正如股权与合伙权益等兼具人身与财产内容的商事权益的继承需考虑其人身专属性和与商事组织的联系、网络虚拟财产等新型财产的继承需兼顾其技术特性等等,《民法典·继承编》为赋予各类财产权益可继承性奠定了基础,而继承的最终实现则有待“民商合一”体例下《民法典·继承编》与其他分编及单行法的配合。

  

   (二)消极债务

  

   高度商事化的现代社会不仅要求财产权利能够自由流转,也要求财产义务可以由他人承担。为了克服债的相对性, 避免对本已谈妥的事项重新商议而引发风险,立法者建立了债务承担制度。1为了维护商事交易秩序的稳定,商事领域更有必要承认债务承担行为的有效性,使债务关系不因债务人一方的改变而消灭。债务的继承也是由原债权债务关系当事人之外的人履行,对于维护商事交易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我国《民法典》于第1161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这一规定原则上接受了债务的可继承性,符合“民商合一”的要求。不过,“民商合一”的继承立法还应当尽可能地扩大可继承的债务(遗产债务)的范围,这就要求淡化债务的人身专属性,只有在例外情形下债务才不可继承:一是债务履行与被继承人的人格、知识相结合的(如艺术家、作家及其他专门技术人才的给付);二是债务以被继承人的信任关系为基础的(如委托、雇用等提供劳动服务的债务);三是以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或地位为基础的(如扶养、监护),等等。

  

   在具有人身专属性的债务中,保证债务是否具备可继承性存在较大争议。作为商事实践中常见的担保形式,尤其在被繼承人是从事营业活动的商事主体时,从维护交易安全与提高商事效率的角度,应当明确保证债务的可继承性,并考虑不同形式保证债务继承的特殊之处,使作为商事交易相对人的债权人尽快在最大范围内获得清偿。对于保证债务是否属于遗产债务,司法实践中先后存在三种不同观点:一是认为保证与保证人的信誉、社会关系、财产状况等密切关联,具有强烈的人身专属性,应随保证人的死亡而消灭;二是认为保证人死亡后,保证合同仍然有效,保证义务并未消灭,继承遗产的继承人应当承受保证债务,相应地也应当在条件成就时承担保证责任;2三是认为应当区分情形判断,若保证人死亡时保证义务尚未转化为保证责任,则保证义务因保证人死亡而消灭,反之则保证人的继承人需承受保证债务、承担保证责任。3第一种观点遭到学界广泛批驳,通说认为,保证人的信誉、社会关系、财产状况等充其量是主债权人在订立保证合同时的考虑因素,并不意味着将保证义务的履行与保证人捆绑。保证人死后,主债权人反而更希望由继承人承担保证债务从而就遗产清偿,因此应以保证债务可以继承为原则。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的区别为是否一概承认保证债务的可继承性。从平衡继承人与主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区分保证义务转化为保证责任的情况做不同的讨论,不至于给继承人施加过重的负担,有利于遗产继承尽快达成稳定状态,应值得肯定。在明确保证债务不因保证人死亡而消灭的前提下,其能否由继承人继承仍需根据其内容具体确定。作为主债务不能履行时由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义务,若保证债务的内容为代替履行债务,须依据相应债务的人身专属性确定可继承性:如果是出版合同中作者撰稿的义务、演出合同中演员表演的义务等人身专属的债务,则不可继承;如果是金钱赔偿义务,则不具有人身专属性,可以继承。此外,以保证人具有一定资格或与主债务人的特别关系为前提的保证同样具有人身专属性,不可继承;4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是尚未特定化的债权,继承人将要承担的保证责任不明确,也不可继承。

  

   由保证债务继承的司法实践和学理研析可以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人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其中涉及的债权债务关系已不再是以消费借贷为主的生活债权债务。5在激发市场经济活力的同时,愈加丰富的债务形式在继承事务中也将面临能否继承、如何继承的难题。尤其在商事领域,特定债务的可继承性不明意味着债权人的权利状态不明,由此导致的商事交易秩序紊乱将会对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产生负面影响。对于这一“民商合一”的继承立法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有待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遗产债务的范围做出准确界定,终结有关保证债务及其他可继承性不明的债务的争论。

  

   二、民商合一的核心目标:实现被继承人意愿

  

   《民法典》以保障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为本,在继承编中表现为被继承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处分遗产或自主安排其他继承事务。我国传统继承立法以遗嘱和遗赠两大制度作为实现被继承人意愿的主要途径,其中遗嘱又可根据《信托法》设立遗嘱信托,遗赠又可采取遗赠扶养协议的形式。与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由法院判决保证实现的法定继承相比,遗嘱、遗赠等实现被继承人意愿的制度与商业发展的联系更为密切。比较法上通常由独立的第三方商事主体负责执行被继承人的意愿,促成了发达的遗嘱信托、遗产管理等相关产业。“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要求继承立法重视继承事务的商业价值、认可继承中的商事活动,继承事务商业化的程度也就依赖于实现被继承人意愿的各项制度“民商合一”的程度。考察继承立法是否符合“民商合一”体例的要求应当重点着眼于实现被继承人意愿的各项制度是否得到合理构建。

  

   从“民商合一”的角度,《民法典·继承编》的规定相较于《继承法》对于上述制度的创新主要体现为:对于遗嘱信托,通过设立桥梁条款导入成型的商事制度,《民法典》第1133条第4款增加了遗嘱信托的规定,使《信托法》成为《民法典·继承编》的特别法;对于遗赠扶养协议,将原限于特定主体的遗赠扶养人推广至一切个人或组织,在主体上实现“民商合一”。同时,《民法典·继承编》在具体制度安排上仍然存在有待进一步补足和协调之处,包括与《信托法》存在矛盾、对于遗赠扶养协议的规范供给不足、未能明确承认特殊遗赠和未就商事主体通过上述制度介入继承事务做出特别规制。

  

   (一)外接于继承法的遗嘱信托

  

   早在2001年,《信托法》就将遗嘱规定为设立信托的方式之一,商事主体根据《信托法》第24条的规定可以成为遗嘱信托的受托人。随着自然人私有财产的增多,由具有专业经验和能力的信托公司对遗产进行经营管理、保值增值和合理分配将有效促进社会财富的流转和利用。此外,专业的遗嘱信托受托人既可以帮助事务繁忙、缺乏理财经验或者是身体受有残疾的受益人管理信托财产,又可以帮助受益人了解遗嘱信托以避免其过分依赖信托财产,还可以减少继承人因继承遗产而遭受的各方面压力。1然而目前,我国的遗嘱信托却被打上小众化或高门槛的标签,仍然属于普通人束之高阁的存在,2发挥上述效用需要“民商合一”的继承立法提供合理充分的规范支撑。

  

   在《民法典·继承编》与《信托法》共同调整遗嘱信托的过程中,《民法典·继承编》承认了遗嘱信托的设立方式,但缺乏具体的制度安排;《信托法》中的遗嘱信托制度又存在滞后性,使得继承编的相关理念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目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阻碍着遗嘱信托的发展:第一,根据《信托法》第8条,遗嘱信托于受托人承诺信托时成立。遗嘱是单方行为、死因行为,苛求立遗嘱人在遗嘱中设立信托必须取得受托人的承诺与其希望借此自由、简便地安排身后遗产的目的不符。第二,《信托法》建立了信托财产登记制度,对于物权变动需要登记的财产,只有办理登记后信托才能生效。这就要求立遗嘱人生前必须办理遗嘱信托财产的登记,然而此时遗嘱尚未生效,依此办理信托财产登记、设立遗嘱信托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对于以上两个矛盾,根据《信托法》第13条第1款,《民法典·继承编》关于遗嘱的规定应当优先于《信托法》的一般规定调整遗嘱信托。依此,在遗嘱信托的成立、生效问题上,应当解释为在遗囑生效时成立、生效,无须受托人承诺和财产登记。第三,相较于以其他形式设立的信托,遗嘱信托的委托人在遗嘱信托生效时已经死亡,这就意味着受托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缺乏委托人的监督。在我国商事主体信用意识有待增强的现状之下,信托公司不守信用的情形时有发生,不但损害了继承人和债权人的利益,违背了被继承人设立遗嘱信托的初衷,还对遗嘱信托的商业化进程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司法实践中有必要根据《信托法》中对受托人义务、责任的规定加强对遗嘱信托受托人的规制。

  

   民法规范与商法规范的协调配合是“民商合一”体例的基本要求,也是其优势体现。《民法典·继承编》增加规定了遗嘱信托,但未能与《信托法》做好有效衔接,未考虑遗嘱信托与其他形式信托相比存在的特别之处、未能充分贯彻商法理念和原则,这些有待于立法的进一步完善与司法实践的灵活处理。

  

   (二)民商合一的遗赠扶养协议制度

  

   与《继承法》相比,《民法典·继承编》对于遗赠扶养协议主体的规定有较大变化。遗赠扶养协议的双方主体由《继承法》规定的“公民”与“扶养人”变为《民法典·继承编》规定的“自然人”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这一修改响应了学界的呼声,从两个方面明确了扶养人的主体范围:一是扶养人必须是继承人以外的民事主体,二是扶养人既可以是组织也可以是个人。规定被继承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扩大了扶养人的主体范围,不仅符合现代经济发展水平,也使被扶养人获得了更多选择空间,1更为公司、企业等商事组织担任遗赠扶养人奠定了基础,是通过商事制度实现被继承人意愿的重要路径。

  

作为扶养人与被扶养人确立遗赠与扶养权利、义务的协议,遗赠扶养协议虽以具有强烈人身专属性的扶养义务为核心,但不以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关系为基础,是规定在继承法律规范中的一类特殊合同,不属于身份关系协议,而属于民事合同、财产合同,无须根据《民法典》第464条第2款参照适用《民法典·合同编》,2而是可以直接适用。作为与市场经济联系密切、充分实现“民商合一”的《民法典》分编,由《民法典·合同编》调整遗赠扶养协议有助于强化其财产关系的性质。具体而言,遗赠扶养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以及违约责任等问题在继承法律规范缺乏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均可直接援引《民法典·合同编》的相关规定,但应注意不得违背遗赠扶养协议的人身属性。对于合同的转让,由于遗赠扶养协议以当事人之间特定的信赖关系为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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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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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是学刊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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