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兹的政治生态学思想体系中隐藏着“历史-现实-理想”的总体性维度。高兹批判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经济理性层面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一致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危机和再生产危机从根本上造成的生态危机，描述了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超越资本逻辑、寻求美好生活的多个维度。高兹的政治生态学思想具有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和理想维度。对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三维透视，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其政治生态学思想的总体理论框架，明晰其理论范式的转换，把握其理论的发展方向，而且有利于发掘其思想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高兹;政治生态学;生态理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黄其洪，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400715）;卢丽娟，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  400715）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研究阐释专项课题重大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19SKZDZX02）;西南大学中央业务费重点项目“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正义观研究”（SWU1909313）;西南大学中央业务费重大培育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哲学定位及世界意义研究”（SWU1809010）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5.004

法国当代左翼思想家安德烈·高兹，作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因其政治生态学思想而闻名遐迩。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就其政治生态学思想做了诸多富有成效的引介、阐释和研究，这为学界深刻把握其政治生态学思想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有益借鉴。学者们就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中所关涉的生态伦理观、经济理性、生态理性、生态社会主义等论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而鲜有从“历史-现实-理想”的总体性维度和整体场境出发去透视高兹的政治生态学思想。笔者认为，如果从总体性视角出发，历史性地考察高兹论述政治生态学思想的著作，就会发现其中显现出三个不可或缺的维度，这三个维度便是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和理想维度。与此相对应，在这三个维度上，依次发掘到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即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批判、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诊断和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规划。正是这三大部分的相互关联、相互支撑才使得高兹的政治生态学思想的体系建构得以可能。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拟从历史维度、现实维度、理想维度三个方面对高兹的政治生态学思想进行總体性把握。

一、历史维度：批判苏联模式社会主义

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在这种批判和反思中折射出的是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所具有的历史维度。高兹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否定和排斥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他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视为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的中央集权、官僚主义的约束、对个人自由的戕害等缺陷和弊端有所指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一书的开篇序言中，高兹指出：“作为一种制度，旧的社会主义已死。作为一种运动和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它已走到了尽头。它曾经宣称的所有目标都已失效。它得以存在的社会力量正在消失。旧的社会主义失去了其预言维度、物质基础和‘历史主体;历史和技术的变化，导致的不是无产阶级，至少也是工人阶级的消亡，同时已经表明了旧的社会主义关于劳动和历史的哲学的错误。”1的确，历史和现实的变化表明，旧的社会主义已经式微。2对此，高兹斩钉截铁地宣称：作为一种制度的旧社会主义，无论其政治组织、阶级主体，还是其哲学理念、理论体系，均已宣告了彻底的失败。换言之，“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然崩溃”3。尤其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政权的倒台，更加让高兹确信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仅仅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它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更无法为实施真正的生态保护、改善生态环境发挥应有效力。在高兹看来，任何借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企图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努力终将徒劳。与其他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高兹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并未停留于一般的历史事实层面，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追问，这种追问遵循的是“经济理性”的分析理路。这一分析理路是高兹批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最精到之处，因为通过采取“经济理性”的分析理路，高兹直指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本质。

同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具有类似之处，4高兹强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幅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讽刺放大画”5。追求物质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仍旧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不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主要采取的是集中的整体经济监管，通过有计划地对经济加以编程，通过具体的经济指令使这种集中统一的监管合理化。于是，作为“强本”的系统的整体合理性渗透到所有活动领域，不仅仅是经济领域，还包括社会领域，甚至是家庭领域。个人的自我调节的行为方式的合理性的介入反倒成为“弱枝”。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因为整体合理性脱离了对个人所处的周围环境、对个人与他人之间关系的直觉性理解。与此同时，由国家主导的经济理性在这种有条理、程序化、合理化的整体整合中抽象存在，形成了对个体主观和个体权利的外在压制。在此情形中，只有一种真理、一种理性形式、一种权力形式，任何形式的反对或民主辩论都不可能，也不允许。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在系统的整体合理性中，每个人的功能或能力都纳入可计算的范围，系统地整体合理性依赖的就是这种可靠性和可计算性。由此看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仅未能摆脱“经济理性”的束缚，反而依旧屈从于“经济理性”。概言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一样，仍旧奉行着“经济理性”的根本性原则。只不过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盲目的经济理性来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理性看起来更具有权威性和真理性。官僚和政府以这样的经济理性的名义去压制个体的主观自由和权利似乎更加不可抗拒。

“经济理性”这一术语是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中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在高兹政治生态学的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高兹在发表于1988年的《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对“经济理性”做了深入的分析、批判和反思。虽然这种批判和反思是从较为抽象的哲学层面来讨论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问题的，但在遵循“经济理性”的根本性原则方面，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无异，1它们均肆无忌惮地将这一理性拓展至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和方面，而由此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在这两种社会模式下均无法得到彻底有效的解决。高兹告诫说：“不为经济合理性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和市场规律）施加限制，实际上是在走向社会的完全瓦解和对生物圈的不可逆转的破坏。”2高兹的这一判断在目前看来，无疑是正确且深刻的，因为如果人们不为“经济理性”划出必要的界限，那么，最终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必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至于到那时，这一代价能否为人类社会所承受，以及这种不可逆转的破坏带来的后果究竟是什么，彻底解决生态危机有无可能，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最终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将何去何从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不明朗的，甚或是黑暗的未知数。

高兹所说的“经济理性”遵循着以下准则：以“计算和核算”为核心的原则、效率至上的原则、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生产率最大化的原则和越多越好的原则等。3“计算和核算”是经济合理化的典型形式，它考虑的是“成本投入最少、收益最大、越多越好”等，而不会顾及工作的实际经验是什么，工作带给人的是愉悦还是痛苦，也不会考虑其需要个人付出的努力的程度和质量如何，以及个体对所生产的产品的情感和审美关系是什么等，4诸如此类的有关审美、品味和喜好的内容均不在“经济理性”的考量范围内。显而易见，经济理性所遵循的原则并没有指向艺术审美领域和伦理道德领域，而是指向“财富的无限积累”。高兹认为，“财富的积累仅仅是计算准确性的证明，而这种准确性需要通过对利润的再投资进行无限期的确认”5。在这种无限期的确认中，“经济理性”带来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经济理性的危害可以归结为一方面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另一方面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核心的问题是使劳动者失去人性。”6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并通过自身不断地合理化这种追求，以致于在这种合理化的程序中，资源的浪费、生态的破坏不可避免，个体存在变得可操控和可计算，个人的独立和自我实现不仅没有改观，反而日益遭到侵入和限制，人的全面发展和真正解放在“经济理性”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秩序下绝无可能。就此而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没什么两样。

不得不承认，高兹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视角是独特的，对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问题的诊断是深刻的，以“經济理性”切中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本质的分析也是一针见血的。高兹看到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非人的马克思主义”7，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反映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的扭曲形象，8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本质上仍旧以经济增长为导向。在这样的单一导向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必将失去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超越价值，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高兹以“经济理性”为切入点，直指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同时也为深入批判“资本逻辑”、诊断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也应看到，高兹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分析和批判有些许偏颇之处，这主要体现在：高兹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评价有“过度意识形态化”的嫌疑，因为在高兹的理论语境中，很少有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肯定性评价。众所周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当时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尤其是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所面对的内外交困的局面，1这些遭遇是导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的极其重要的客观因素。对此，高兹似乎很少提及，也很少去做深入的分析和考察。高兹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缺少同情和理解，虽然有一种片面的深刻，但却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

另外，应当看到，就生态学的发展状况来说，以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为例，其生态学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正如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所言：“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生态学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当生态学的西方模式仍然倾向于依赖还原论、线性论和意识形态导向的模式，以适合自然的连续性时，苏联的生态学则率先向更加辩证复杂、动态的、历史的和共同进化的模式发展。”2正是由于当时的苏联有领先于世界的生态学，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先后出现了两位伟大的生态学家V.I.维尔纳茨基和N.I.瓦维洛夫也就不足为怪了。3也应看到，列宁本人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如：列宁主张合理开采、科学管理自然资源，任命环保主义者担任环境保护部门的负责人，建立南乌拉尔自然保护区，等等，这些举措都促进了20世纪20年代环保运动在苏联的发展。因此，应当充分肯定苏联早期在生态学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做出的突出贡献。只是随着1924年列宁的逝世和斯大林主义的兴起，苏联的生态学和基因学被冠以“资产阶级”的名义，日益遭到攻击，最终被彻底扼杀。基于这些事实，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评判应当全面客观公允，应当充分考虑当时苏联所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现实处境，而不能一概而论。对此，高兹的著作本应有所体现，可惜的是，高兹却采取了全盘否定和盲目排斥的态度。通过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反思，高兹自然而然地将其理论的着眼点与另一环节紧密联系了起来，这一环节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诊断。

二、现实维度：诊断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

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现实立足点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从高兹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反思中，特别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诊断中，可以看出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所具有的现实维度。高兹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形成的是“资本、生态、自由”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归结起来，这一批判路径中主要包含有“生产和消费”两大过程的批判、利润动机的批判、资本的批判、经济理性的批判、劳动分工的批判、科学技术的批判、工具逻辑的批判，等等。在高兹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就潜伏在上述内容中。而上述这些危机，就其根源讲，都与生态问题有关，换言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都源自于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危机的最终根源”1。在高兹看来，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最典型的危机，这一危机由资本逻辑操控，由经济理性主导，并直接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异化。2

在《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3这本著作中，高兹专门论述了“生态学和资本主义危机”。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所有的生产也都是毁灭。只要生产没有不可逆地消耗自然资源，下列事实就能被忽略：资源可能会出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情况。资源自然而然地再生，有如草夹杂着种子一起生长。毁灭的影响似乎完全是富有成效的。更准确地说：这种毁灭正是生产的条件。它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重复”4。在这里，高兹强调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生产没有不可逆地消耗自然资源”。在此条件下，资源才可能显示出无穷无尽的状态。当这种状态出现时，人们就不用特别地关注和强调“自然资源能否充足使用”这一事实性问题。也就是说，生产需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更需把握好“度”，而不能超出自然所承受的能力，这是很多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能达到的共识。在高兹这里，这种观点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值得一提是，高兹在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诊断中，把自然资源的消耗、生态系统的破坏同过度积累危机、资本逻辑、富裕社会消费的本质、再生产危机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从而为人们展现了“过度积累危机、再生产危机、生态危机”三者有机联系的危机诊断模式，以此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本质上都是”生态危机”。在高兹这里，“过度积累危机”可视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中的第一阶段，“再生产危机”可视为第二阶段。人们正在应对的是第一阶段的“过度积累危机”，而第二阶段的“再生产危机”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过度积累危机”。“过度积累危机”和“再生产危机”二者共同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日益匮乏。

高兹强调：“毫无疑问，生态因素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起着决定性和加剧的作用。”5这并不意味着类似于不可再生资源的存量减少以及生产的破坏力超过生产能力等这些生态方面的因素，应当被视为目前危机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人们正在应对的是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危机，这种危机正由于生态危机而加剧。高兹就过度积累的危机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靠机器代替工人来支撑，以及靠“死劳动”（如固定资本）代替“活劳动”来支撑。机器以其惰性的、无生命的形式来积累并体现其自身，并在工人缺席的情况下工作。但是，机器的生产成本很高，因此资本家必须确保它们所代表的“资本投资”有利可图。这意味着投资者们期望所获得的回报必须大于他们原先安装机器时所投入的成本。机器就是资本，其中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这种逻辑就是对持续增长的追求。在各个企业相互竞争时期，每个企业都力图尽快地回收原先投入的成本，进而能够更换效率更高的机器，以提高生产率，获取更大的利润。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由越来越少的工人来操作越来越多的昂贵机器成为必然。此时，工人的直接工资在生产成本中所占份额势必大幅减少，相反，“资本”（安装机器和更换机器所获得的利润额）所占份额却大幅增加。高兹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说，这是“资本的有机构成增加了”，而且平均利润率下降是迟早的事，因为当更多的资本用于生产相同的利润时，从生产中所获得的利润只会越来越少。在“利润率开始下降的那一刻起，整个系统就陷入了困境”1，这种困境就是：机器无法以原先的正常速度进行生产、更换，并创造利润。于是，产量开始下降，直至最后停产。这种情况会逐步蔓延至整个系统，这便是“过度积累”的危机。由于在整个生产中资本所占份额过大，而资本无法实现无限的自我增殖，资本的生产能力必然下降。最终，机器只能被摧毁，工厂只能被关闭，工人只能被解雇，整个系统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那么，如何避免上述危机的出现呢？高兹继续分析到，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出现苗头时，资本主义的管理者就不断地与该状况作斗争。通常他们会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销售更多的商品，另一种是增加所售商品的价格（前提是使所售商品更加精致）。通过各种广告诱使人们频繁地更换产品，或者降低产品的耐用性，或者使产品更昂贵等手段，于是资本主义的管理者们暂时确保了增长。但是，在此过程中，能源的消耗、原材料的浪费会越来越严重，生产越来越具有破坏性，这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中随处可见。与此同时，上述行为又会引发新一轮的障碍、衰退，乃至贫困和匮乏，直至危机顶点。由此证明，资本主义的管理者所采取的方法并非持久的解决方案，因为“过度积累”是资本主义本质决定的危机。

为了深入说明“再生产危机”，高兹首先讨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绝对稀缺”问题。他认为，“绝对稀缺通常表现为实物短缺之前的价格飙升”2。自由主义（或新古典主义）葆有这样的信条：当一种稀缺商品的价格飞涨时，该商品的产量就会增加，原因就在于该商品因稀缺而有了更多利润空间。高兹批评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稀缺商品总是可以生产。这种推理和假定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所出现或加剧的短缺主要是那些“不可生产的商品”。不可生产的商品本身是稀有的，自然界只能有限供应，加之人类活动的增加，要想得到更多的它们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尤其适应于那些重工业地区。在这些地区，土地、空气、水、土壤肥力、森林、渔业，以及诸如矿藏等其他原材料的供应都是有限的。因此，“价格的暴涨只会加剧经济危机，或者更确切地说，只会加速经济危机的到来”3。价格的暴涨以下面两种方式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一是空气、水等变得稀缺时，无论价格如何上涨，都无法生产更多的它们，這构成了对工业资本盈利能力的第一次物理限制;二是即便是最容易获得且开采成本最低的矿藏，一旦将它们用尽，便会构成对工业资本盈利能力的第二次物理限制。在第一种情况下，当空气、水和土地等资源变得稀缺时，就只能采取共享或重新分配的方式来获得它们。如果是土地的稀缺，那就意味着要建造高层建筑或地下建筑，或者为城市道路或农业土地支付越来越高的价格。如果是空气和水的稀缺，那就意味着需要通过购买防污染设备，回收可用的空气和水，然后进行净化处理，以便使被污染的空气和水能够恢复原状。但是，这同时意味着企业要增加在防污染设备上的投资，这种投资使得资本的有机组成进一步增加。然而，生产商品的数量在资本份额中却没有同步增加，加之回收的水和空气无法转售，由此利润率下降的速度又开始加剧了，此时工业资本的生产能力遭遇了限制。在第二种情况下，为了勘探和开采新的矿藏，就需以更高的投资成本为代价。更高的投资意味着初级产品的价格较高，这种情形反过来影响到了制造业的利润。鉴于高成本获得的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加工业急需开发新的技术以便高效地利用能源，而这也需要更多投资。高兹指出，这种情况有助于解释“尽管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经济衰退，但投资仍保持在异常高的水平，价格继续上涨”1，这是种看似矛盾的危机特征。2资本在进一步融资时遇到了无法避免的困难，也就是“无法确保自身的再生产”，于是，“再生产危机”不可避免。

总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过度积累危机”和“再生产危机”使得生产变得越来越具有破坏性，自然资源越来越浪费，可再生资源越来越稀缺，不可再生资源越发枯竭，与此同时，又带来贫困和社会不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人们正在应对的是典型的“过度积累危机”，这一危机又因“再生产危机”而加剧，而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在于“自然资源的日益匮乏”。危机的解决办法并不在“经济持续增长的神话”中，而在破除“经济理性的羁绊”和“颠倒资本主义本身的逻辑”中。3高兹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诊断，采取的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他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了很多马克思的术语和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这是高兹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4最难能可贵的是，高兹从政治生态学的视角出发，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自身限度内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危机和矛盾，解决危机的唯一方法只能是“颠倒资本主义的逻辑”，这个结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是内在一致的。高兹坚信，当资本主义被超越后，一个崭新的社会乃至文明就会诞生，这便是以“生态理性”为主导的“生态社会主义”。

三、理想维度：规划未来生态社会主义

高兹在批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诊断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基础上，规划其理想中的生态社会主义，这种规划反映了其政治生态学思想所具有的理想维度。“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必须突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区别于同样奉行经济理性原则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5高兹将其政治生态学思想的落脚点放在“生态社会主义”的规划上，这一社会形态消除了“经济理性”的弊端，主张以“生态理性”为核心原则。在高兹那里，经济理性主要对应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包括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生态理性对应于生态社会主义这一新的社会形态。“经济理性”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利润最大化，要求生态环境服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最终必然造成“人对人的剥削和人对自然的盘剥”。生态理性则“以尽可能少的有使用价值且耐用的物品以及最少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6。生态理性追求的是社会的全面和谐、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真正自由和解放。总体来看，高兹将生态社会主义视作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认为当下寻找一个摆脱“经济理性”和“资本逻辑”支配的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是高兹的晚期代表作，该书以文集的形式出版于1991年。在此著作中，高兹阐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唯有在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模式下，才能真正消除生态危机。事实上，高兹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规划，早在1975年首次发表的《生态学和政治》中就开始了。“1980年被译为以 Ecology as Politics为题的英文版，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高兹真正成为第一批试图去将政治生态学与社会主义问题综合起来的理论家。”1尽管高兹此时的规划有不尽成熟的地方，其中多有空想性质，多含“乌托邦”色彩，但为人们全面考察他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文本根据。而其晚期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中有关“生态社会主义”的零星讨论则是在早期著作《生态学和政治》的基础上进行的。换句话说，正是因为《生态学和政治》中对“可能的乌托邦”的讨论，才有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中有关“生态社会主义何以可能”的更为成熟的观点展示。因此，在我们看来，讨论高兹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规划，需先从《生态学和政治》中的“可能的乌托邦”谈起。

高兹之所以寻求一个“可能的乌托邦”，是因为资本主义所谓“持续的经济增长”其实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公平，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和谐，更没有给生活增添更多的“美感”。相反，人们越发受“资本逻辑”的支配，越发受“经济理性”的限制。因此，必须寻求新的路线，提出替代经济持续增长的计划。这一计划的基本理念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减少工作量、更好地消费、使新文化融入日常生活。

首先是“减少工作量”。目前，人们面对的实际状况是，积累资本成了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这些资本用于生产和销售更多的商品，以获取更多的利润，然后进行新一轮的投资，以便再次聚集更多资本，如此反复进行，永无止息。然而，这一过程最终必然陷入僵局，因为超出一定的临界点，资本将无法继续运作下去，除非它自己破坏由它带来的盈余。劳动力的消耗、自然资源的浪费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当下的人们正面临着这样的窘境，急需寻找新的道路。在“可能的乌托邦”的替代计划中，必须以新的方式减少工作量，提高效率。当生产技术或生产机械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平和效率水平，就只需以一少部分的劳动力来满足整体人口的需求，而不需以全职工作来满足需求。当这条实质性的原则被遵守后，减少工作量不仅有了可能，而且使得人们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并获得了真正自由工作的权利。

其次是“更好地消费”。一直以来，产品设计为的是给公司带来更多的利润。而此后，产品设计将打破这一固有机制，转而以生产者和使用者的满足为目的。各个部門的主要企业成为社会的财产，大型企业承担起了更大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为全社会生产数量充足、质量相等的标准化产品，以满足社会中所有人的需求。这些标准化的产品的设计需基于以下四个基本标准：可耐用、易维修、舒适度好、无污染。尤其是产品的可耐用性，必须以使用小时数的形式与产品价格一同标明。此类可耐用、易维修、舒适度好且无污染的产品将因其独一无二的特点而需求强劲。

最后是“使新文化融入日常生活”。显而易见，目前教育已成为资本运作的同谋，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伴随着人的实际生活能力的“无能”。如人们在教育中并没有真正学会如何教育自己的后代、如何烹饪、如何创作音乐等。这些生活内容被那些付费的专业技术人员承包，人们只能被动地对他们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做出满意或不满意的评价。虽然这让人们获得了一定的休闲权，但却使人们丧失了真正面对生活世界的能力，生活的空虚和无意义感也会紧随其后。此时，迫切需要个人和社区恢复自治，重新掌控其所在的组织，面对其所处的环境，从而将类似于粮食种植、自己动手制作创意作品、邻里互助等新文化融入日常生活。2高兹特别强调，他提出的这个“乌托邦”只是几个“可能的乌托邦”之一，对“可能的乌托邦”的讨论并不在于得到一个确定性的结论，而在于释放人们对“改变可能性”的想象，这是“可能的乌托邦”的唯一功能。3

从高兹对“可能的乌托邦”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初步规划。尽管这些规划多多少少带有空想色彩，但这些设想为高兹成熟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规划作了重要的铺垫。关于可能的乌托邦中的产品的“可耐用、易维修、舒适度好、无污染”这四个准则，在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规划中，得到了自始至终的强调。回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在这一著作中，高兹提出重新定义和解读社会主义的真正样态。这种定义和解读与个体的主观性、社会的想象力、文化的期待以及相关行为者对别样生活的向往有关。在生态社会主义中，经济理性回归了其应有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生态理性之下。高兹强调：“生态理性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一句格言：‘少而好。生态理性以‘生活得更好但劳动更少、消费更少的社会为目标。……如果不限制活躍的资本积累，如果不通过自我克制减少消费，就无法实现生态重建。”1高兹描述到，未来社会主义提供了这样一种新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就是“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2。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显然要从限制经济理性、破除资本逻辑的现实中寻得最佳途径。在此基础上，才能重建生态系统，使得“资本逻辑”让位于“生活逻辑”，从而使人们获得更大的生活空间。生态社会主义没有脱离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而是力图“维护人类的真实生活样貌”3，让人从市场、竞争、利润等逻辑桎梏中摆脱出来，最终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高兹将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视作以“生态理性”为核心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兼具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

通过高兹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我们可以看出，其理论虽有其自身的独到之处，但总体而言，这种构想没有离开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贯的逻辑进路。高兹的某些设想和规划，忽视了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寄希望于人的理性消费等思想和观念，企图实行一场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文化革命，4这种理论在实践中能否行得通，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仍有待商榷。但是，如果基于高兹早期对“可能的乌托邦”的讨论，来批判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规划”是一种彻底的“乌托邦幻想”，而不去全面深入地考察高兹有关“生态社会主义”的成熟思考，这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尽管高兹有关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规划，部分设想的确具有“乌托邦色彩”，但是，面对当下被“资本逻辑”全面侵入的时代，我们是否需要一种“乌托邦热情”？我们需要何种意义上的“乌托邦”？当人们的“乌托邦热情”丧失殆尽，人类真正失去的是什么？毕竟，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深刻认识“乌托邦”的特有力量，那便是想象、批判和希望的力量。

结 语

从高兹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诊断和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规划中，可以看出高兹的政治生态学思想建构起了“历史、现实、理想”的基本理论框架。我们通过对高兹的政治生态学思想的三个维度的梳理和把握，可知他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于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乃至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具有以下启发意义：

第一，运用综合性的方法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高兹所理解的生态与环境主义者所理解的生态不同。在高兹那里，“生态”这一概念摆脱了单一指向，具有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多重内涵。“生态”指涉的是一个整体性系统，这一系统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此意义上，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能单单局限于自然环境领域，而需要综合运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生物学、农学等多个学科的方法进行整体性的研究。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处理好“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的关系。高兹采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深入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危机”和“再生产危机”，指出当代资本主义以绝对的“经济理性”为核心原则，其生产生活方式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和自然资源的日益匮乏。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决不能掉入否定“经济理性”的理论陷阱。因为对于当下的中国，发展仍旧是第一要务。我们既需要经济的发展，也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需保护好自然环境。如此，就需正确处理“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二者的关系。问题不在于“经济理性”本身，而在于“经济理性”在某种社会秩序中的范围和广度。对于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而言，“经济理性”决不能完全凌驾于“生态理性”之上，而应服从于“生态理性”的需要。因此，须将“经济理性”归置在合理的位置，既不能一味强调“经济理性”，也不能完全否定“经济理性”。

第三，彻底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唯一办法在于“超越资本的逻辑”。资本法则最响亮的口号是“要么增长，要么毁灭”。“资本逻辑”就是对持续增长和无限利润的追求。实际上，资本逻辑打造的是一个“持续增长的意识形态神话”。目前，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资本已全面凌驾于生活之上，带来了更多的浪费、破坏，制造了更大的稀缺和匮乏，制造了更多的纷争和对立，导致了人对人的剥削和人对自然的盘剥，也对全球生态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冲击和破坏。彻底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就必须“超越资本的逻辑”，必须重新反思什么是合理的消费，什么是真正美好的生活。人们应该为自身所处的生活世界创造另一种可能，这种可能会在超越资本逻辑，追寻美好生活的实际运动中逐渐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