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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其洪 卢丽娟: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三维透视

更新时间:2021-12-07 11:18:39
作者: 黄其洪   卢丽娟  

   摘要:高兹的政治生态学思想体系中隐藏着“历史-现实-理想”的总体性维度。高兹批判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经济理性层面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一致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危机和再生产危机从根本上造成的生态危机,描述了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超越资本逻辑、寻求美好生活的多个维度。高兹的政治生态学思想具有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和理想维度。对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三维透视,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其政治生态学思想的总体理论框架,明晰其理论范式的转换,把握其理论的发展方向,而且有利于发掘其思想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高兹;政治生态学;生态理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黄其洪,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400715);卢丽娟,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  400715)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研究阐释专项课题重大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19SKZDZX02);西南大学中央业务费重点项目“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正义观研究”(SWU1909313);西南大学中央业务费重大培育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哲学定位及世界意义研究”(SWU1809010)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5.004

  

   法国当代左翼思想家安德烈·高兹,作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因其政治生态学思想而闻名遐迩。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就其政治生态学思想做了诸多富有成效的引介、阐释和研究,这为学界深刻把握其政治生态学思想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有益借鉴。学者们就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中所关涉的生态伦理观、经济理性、生态理性、生态社会主义等论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而鲜有从“历史-现实-理想”的总体性维度和整体场境出发去透视高兹的政治生态学思想。笔者认为,如果从总体性视角出发,历史性地考察高兹论述政治生态学思想的著作,就会发现其中显现出三个不可或缺的维度,这三个维度便是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和理想维度。与此相对应,在这三个维度上,依次发掘到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即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批判、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诊断和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规划。正是这三大部分的相互关联、相互支撑才使得高兹的政治生态学思想的体系建构得以可能。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拟从历史维度、现实维度、理想维度三个方面对高兹的政治生态学思想进行總体性把握。

  

   一、历史维度:批判苏联模式社会主义

  

   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在这种批判和反思中折射出的是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所具有的历史维度。高兹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否定和排斥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他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视为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的中央集权、官僚主义的约束、对个人自由的戕害等缺陷和弊端有所指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一书的开篇序言中,高兹指出:“作为一种制度,旧的社会主义已死。作为一种运动和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它已走到了尽头。它曾经宣称的所有目标都已失效。它得以存在的社会力量正在消失。旧的社会主义失去了其预言维度、物质基础和‘历史主体;历史和技术的变化,导致的不是无产阶级,至少也是工人阶级的消亡,同时已经表明了旧的社会主义关于劳动和历史的哲学的错误。”1的确,历史和现实的变化表明,旧的社会主义已经式微。2对此,高兹斩钉截铁地宣称:作为一种制度的旧社会主义,无论其政治组织、阶级主体,还是其哲学理念、理论体系,均已宣告了彻底的失败。换言之,“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然崩溃”3。尤其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政权的倒台,更加让高兹确信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仅仅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它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更无法为实施真正的生态保护、改善生态环境发挥应有效力。在高兹看来,任何借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企图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努力终将徒劳。与其他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高兹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并未停留于一般的历史事实层面,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追问,这种追问遵循的是“经济理性”的分析理路。这一分析理路是高兹批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最精到之处,因为通过采取“经济理性”的分析理路,高兹直指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本质。

  

   同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具有类似之处,4高兹强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幅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讽刺放大画”5。追求物质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仍旧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不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主要采取的是集中的整体经济监管,通过有计划地对经济加以编程,通过具体的经济指令使这种集中统一的监管合理化。于是,作为“强本”的系统的整体合理性渗透到所有活动领域,不仅仅是经济领域,还包括社会领域,甚至是家庭领域。个人的自我调节的行为方式的合理性的介入反倒成为“弱枝”。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因为整体合理性脱离了对个人所处的周围环境、对个人与他人之间关系的直觉性理解。与此同时,由国家主导的经济理性在这种有条理、程序化、合理化的整体整合中抽象存在,形成了对个体主观和个体权利的外在压制。在此情形中,只有一种真理、一种理性形式、一种权力形式,任何形式的反对或民主辩论都不可能,也不允许。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在系统的整体合理性中,每个人的功能或能力都纳入可计算的范围,系统地整体合理性依赖的就是这种可靠性和可计算性。由此看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仅未能摆脱“经济理性”的束缚,反而依旧屈从于“经济理性”。概言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一样,仍旧奉行着“经济理性”的根本性原则。只不过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盲目的经济理性来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理性看起来更具有权威性和真理性。官僚和政府以这样的经济理性的名义去压制个体的主观自由和权利似乎更加不可抗拒。

  

   “经济理性”这一术语是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中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在高兹政治生态学的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高兹在发表于1988年的《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对“经济理性”做了深入的分析、批判和反思。虽然这种批判和反思是从较为抽象的哲学层面来讨论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问题的,但在遵循“经济理性”的根本性原则方面,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无异,1它们均肆无忌惮地将这一理性拓展至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和方面,而由此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在这两种社会模式下均无法得到彻底有效的解决。高兹告诫说:“不为经济合理性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和市场规律)施加限制,实际上是在走向社会的完全瓦解和对生物圈的不可逆转的破坏。”2高兹的这一判断在目前看来,无疑是正确且深刻的,因为如果人们不为“经济理性”划出必要的界限,那么,最终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必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至于到那时,这一代价能否为人类社会所承受,以及这种不可逆转的破坏带来的后果究竟是什么,彻底解决生态危机有无可能,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最终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将何去何从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不明朗的,甚或是黑暗的未知数。

  

   高兹所说的“经济理性”遵循着以下准则:以“计算和核算”为核心的原则、效率至上的原则、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生产率最大化的原则和越多越好的原则等。3“计算和核算”是经济合理化的典型形式,它考虑的是“成本投入最少、收益最大、越多越好”等,而不会顾及工作的实际经验是什么,工作带给人的是愉悦还是痛苦,也不会考虑其需要个人付出的努力的程度和质量如何,以及个体对所生产的产品的情感和审美关系是什么等,4诸如此类的有关审美、品味和喜好的内容均不在“经济理性”的考量范围内。显而易见,经济理性所遵循的原则并没有指向艺术审美领域和伦理道德领域,而是指向“财富的无限积累”。高兹认为,“财富的积累仅仅是计算准确性的证明,而这种准确性需要通过对利润的再投资进行无限期的确认”5。在这种无限期的确认中,“经济理性”带来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经济理性的危害可以归结为一方面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另一方面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核心的问题是使劳动者失去人性。”6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并通过自身不断地合理化这种追求,以致于在这种合理化的程序中,资源的浪费、生态的破坏不可避免,个体存在变得可操控和可计算,个人的独立和自我实现不仅没有改观,反而日益遭到侵入和限制,人的全面发展和真正解放在“经济理性”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秩序下绝无可能。就此而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没什么两样。

  

   不得不承认,高兹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视角是独特的,对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问题的诊断是深刻的,以“經济理性”切中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本质的分析也是一针见血的。高兹看到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非人的马克思主义”7,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反映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的扭曲形象,8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本质上仍旧以经济增长为导向。在这样的单一导向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必将失去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超越价值,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高兹以“经济理性”为切入点,直指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同时也为深入批判“资本逻辑”、诊断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也应看到,高兹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分析和批判有些许偏颇之处,这主要体现在:高兹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评价有“过度意识形态化”的嫌疑,因为在高兹的理论语境中,很少有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肯定性评价。众所周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当时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尤其是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所面对的内外交困的局面,1这些遭遇是导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的极其重要的客观因素。对此,高兹似乎很少提及,也很少去做深入的分析和考察。高兹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缺少同情和理解,虽然有一种片面的深刻,但却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

  

另外,应当看到,就生态学的发展状况来说,以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为例,其生态学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正如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所言:“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生态学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当生态学的西方模式仍然倾向于依赖还原论、线性论和意识形态导向的模式,以适合自然的连续性时,苏联的生态学则率先向更加辩证复杂、动态的、历史的和共同进化的模式发展。”2正是由于当时的苏联有领先于世界的生态学,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先后出现了两位伟大的生态学家V.I.维尔纳茨基和N.I.瓦维洛夫也就不足为怪了。3也应看到,列宁本人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如:列宁主张合理开采、科学管理自然资源,任命环保主义者担任环境保护部门的负责人,建立南乌拉尔自然保护区,等等,这些举措都促进了20世纪20年代环保运动在苏联的发展。因此,应当充分肯定苏联早期在生态学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做出的突出贡献。只是随着1924年列宁的逝世和斯大林主义的兴起,苏联的生态学和基因学被冠以“资产阶级”的名义,日益遭到攻击,最终被彻底扼杀。基于这些事实,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评判应当全面客观公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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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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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是学刊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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