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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露 孔陆泉:分配被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若干思考

更新时间:2021-12-06 11:19:47
作者: 曹露   孔陆泉  

  

   本经济制度。可是仍然有人会问:曾被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否定了的按要素分配,是与劳动价值论相对立的剥削行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消灭剥削,怎么能把它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各是如何决定的?只有弄清了它们产生的内在机制,才能知道它们之间的真实关系,而不致于对它们共存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产生怀疑。而要弄清分配的形成机制,就必须全面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配理论。

  

   马克思告诉我们,分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分配包括:生产条件的分配、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以及生产结果即产品或其价值的分配。

  

   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通过这种分配,明确了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从而确定了生产的社会性质。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分配关系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会性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1]995

  

   其次是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这种分配确定

  

   了生产的社会分工,以及生产单位的内部分工。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1]68因此,“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1]84

  

   最后是对生产结果即产品或其价值的分配。“人们谈到这种分配关系,指的是对产品中归个人消费的部分的各种索取权”[1]995,它为人们的生活消费提供条件。狭义的分配就是指的这种分配,而不包括前面两种分配。

  

   对这三种分配,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一个经典的表述:“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相反,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6]14

  

   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产品的分配是生产条件分配的自然结果,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着产品或其价值的分配。马克思结合着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分配方式的分析和比较,更为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消费品分配理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就自然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4]306他所说的资本主义分配,就是按生产要素进行的分配;而社会主义分配,则是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的按劳分配。

  

   由此可见,无论是按要素分配还是按劳分配,它们都是生产条件分配的自然结果。只要某种生产条件的分配形式,即所有制形式存在,就一定会有与之相应的分配形式。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然有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也就必然地要求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外资经济和民营经济中,曾被按劳分配否定了的按要素分配,又重新出现而与按劳分配共存,也就不是问题的问题了。

  

   但是,在我国新世纪初的那场劳动价值论大讨论中,有人坚持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分配的理论依据。反对劳动价值论的北京大学晏智杰教授明确宣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制度的理论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长期以来用以论证按劳分配合理性和必然性的理论根据之一”,而且成为我国以往“极左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柱”[12]。也有劳动价值论的拥护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裴小革研究员认为,劳动创造了财富和价值,所以要保护人的劳动所得,建立“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产权理论”。[13]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李银安认为,扭转当前劳动分配比重过低、资本分配比重过大的根本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14]在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过程中,同样有人强调,要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来强调对劳动所得的保护,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15]这些观点,恰好对上了晏智杰先生的批评,用劳动价值论来论证按劳分配或劳动所得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我们认为,不管是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还是拥护者,他们都误解了马克思。按劳分配不需要以劳动价值论为依据,它的唯一依据就是生产条件的分配。《哥达纲领批判》说得很清楚:在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正是这样一种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了每一个人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相互之间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每个人都只是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也就消除了按其他要素进行分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只能根据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然后“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4]304。这里的平等就在于以劳动这个同一尺度来计量,“生產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 [4]304-305,从而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里对按劳分配合理性和必然性的论证,有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影子呢?一点也没有。而且马克思设定了一个前提:“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

  

   [4]303。既然劳动不表现为价值了,怎么还有劳动价值论为按劳分配提供理论基础或依据呢?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一些同志出于好心,要用劳动价值论来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两种分配方式并存条件下说要坚持劳动价值论,提高劳动的地位,反过来则暗含着对按要素分配的贬斥。

  

   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分配作为对产品中归个人消费部分的索取权,这种权利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正是生产关系的集中表现,“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11]177。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这种状况,决不是由于商品生产规律遭到违反,“相反地,只是得到不断发生作用的机会”[3]674-675。既然不违反规律,这种分配就具有合理性。

  

   既然分配的权利来自于生产关系,那么,能够对这种分配关系构成否定的,也只能是生产关系,而不是劳动价值论之类的社会意识,或公平合理、正义非正义之类的道德观念。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不朽贡献,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实质、内在矛盾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但它本身并不构成对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否定。而在我们一些同志看来,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都参与了分配,似乎只有坚持了劳动价值论,才能突出劳动对财富和价值创造的贡献,从而证明当今劳资关系中,工人多劳而少获、资本所有者少劳而多获、甚至不劳而获的不公平、不合理和非正义,因而要提倡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的所谓公平分配。然而,这恰恰是曾经遭到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判过的错误观点。虽然那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批判,但对我们今天并没有过时,至少可以从中获得借鉴和启示。

  

   如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责问拉萨尔派“什么是公平分配”时说:“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 [4]302恩格斯更是不加引号、直截了当地指出:工人付出的劳动多,资本家付给的工资少,“交易的本质只允许这样。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公平。”[16]274他强调:“我们不应当应用道德学或法学,也不应当诉诸任何人道、正义甚至慈悲之类的温情。在道德上是公平的甚至在法律上是公平的,而从社会上来看很可能是很不公平的。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种科学来断定,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

  

   关于正义非正义的判断也是这样。在谈到货币所有者以利息形式瓜分利润时,马克思说:“在这里,同吉尔巴特一起说什么天然正义,这是毫无意义的。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1]379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抹杀人的自由平等的奴隶制是非正义的,不讲诚信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而瓜分利润获取利息,虽然同是剥削形式,却不在他说的非正义行为之列。

  

   还有合理不合理的评价。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他愤怒地指责“这个蠢汉偷偷地塞给我这样一个论断:只是由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不合理地為资本主义企业主所得。然而我的论断完全相反: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按照商品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规律,‘剩余价值归资本家而不归工人。”[16]428他甚至不同意使用感情色彩较浓的“剥取”二字,说:“什么叫‘对工人的剥取,剥取他的皮,等等,无法理解。——资本家只要付给工人以劳动力的实际价值,就完全有权利,也就是符合于这种生产方式的权利,获得剩余价值。”[16]401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历史唯心主义者,从所谓“永恒正义”出发,要求公平分配的错误主张。他们始终把分配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认为只有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才能对分配构成实质性否定。“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多半已经过时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越来越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1]379。这里同样不需要劳动价值论为其提供依据。

  

因此,我们如果真心想要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不需要借助于劳动价值论,倒是应当很好地研究一下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我们赞同中央党校王东京教授的一个观点:“市场经济的分配与交换是同一过程,按要素分配就是给不同的生产要素定价。”[17]因此,保护劳动所得首先应当从保护劳动者的权利,壮大劳动者的力量入手。马克思说过: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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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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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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