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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金生:民国时期民族研究学科的发展、路径与趋向

更新时间:2021-12-06 11:02:38
作者: 段金生  

   關键词:民族研究;分科治学;路径;趋向

  

   摘 要:认识近代民族学学科的发展过程、主要路径及其表现的一些趋向,探究影响其迅速发展的因素,对理解外来知识进入中国的过程及其与本土文化的互动关系十分有益。近代中国在国际秩序的空前变革中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民族研究的认识、路径等内容发生了新变化。清末分科治学推进了民族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同时民族学的发展也受到西学传播、留学生归国及时势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在民族研究的发展路径上,历史性是民族研究的重要根基,民族田野调查是民族研究的基本方法,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是民族研究的突出特征。民族研究实践的本土化、中国化趋势明显,应用民族学发展迅速,民族研究与边疆研究在相互交织中不断发展,表现出实现中华民族富强这一强烈的时代特色。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1)06-0015-09

  

   The Development,Path and Trend of Ethnic Studi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thnological Researcher

  

   DUAN Jin-sheng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Affairs,Yunnan Minzu University,Kunming 650504,China)

  

   Key words:ethnological studies; disciplinary studies; path; trend

  

   Abstract: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main path and trend of the modern ethnology,and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its rapid development,is very use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foreign knowledge entering China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local culture. Modern China encountere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in the unparalleled re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new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perception and path of the traditional ethnological stud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disciplinary studies promote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thnology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the development of ethnology was also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returning students. In the development approaches of the ethnological studies,the “historicity” is its important foundation,the ethnological field research is its basic method,and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theories and methods its prominent feature. During this period,the practice of ethnological studies showed an obvious trend of localization and sinicization,and the applied ethnology developed rapidly. Ethnological studies and frontier studies developed continuously in the interweaving process,showing the stro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of realizing the prosper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近代中国在国际秩序的空前变革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在理念与实践上都遭受了沉重挫折。马克思曾言:“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1]第2卷,3在这一解体的复杂过程中,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思想等都遭遇到新挑战并发生着深刻变化,不仅关乎中国传统秩序的应对与调适,更关乎东亚区域政治格局的转型,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形态的变革。自先秦至晚清,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结构及理念,缘于“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及“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未尝与平等之国相遇”[2]661的因素,其间虽经历了多次复杂的演变,但自成一体。然而,伴随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东扩,传统中国社会形态的政治秩序、空间意识、文化理念在新形势下发生了激烈的转型与变化。西方民族学知识及研究方法的传播与民族认识及理解的相互关系等,颇为时人所注意。梁启超在1902年就谓:“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礡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3]787此论从另一维度表现了民族及民族主义话题在近代全球化过程中的普遍性、重要性。梁启超所言的近世史,是其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对历史分期的一种叙述话语。梁氏仿效“西人之著世界史”的分期原则,以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划分中国古史:上世史即“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体之时代也”;中世史即“自秦一统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颐竞争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近世史则“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1627这是梁启超在清末中西接触及知识交融场景中对中国历史分期的一种理解及阐述,民族叙事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线索,既有中国传统天下观念历史实践和夷夏交互关系认识的延承,也融合了工业化及新航路开辟后欧美地区民族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的内容,更给时人提出了一个新的启示和命题,即如何理解和认识西方民族学这一外来学科知识及其研究方法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过程。

  

   缘于近代时变势异的客观环境,传统民族认識、记述或研究路径等,都受到西方民族学知识、研究方法的影响。如何认识近代民族学学科的发展过程、探究影响其迅速发展的因素、民族研究的主要路径及其表现的一些趋向,对理解外来知识进入中国的过程及其与本土文化的互动关系十分有益。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已多有讨论。1民国尤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批民族学研究者结合自身的知识结构,对西方民族学知识的传播和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发展进行了描述。笔者在此不揣浅陋,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研读这批学人著述的理解,就民族研究的学科发展历程、研究路径,以及呈现出的一些趋向进行阐述,以期对深入认识近代民族研究的发展及其学科构建、近代中国知识的转型等有所裨益。

  

   一、清末民国时期民族研究的学科发展及其原因

  

   伴随近代西力及西学的东入,19世纪后才逐渐成熟的西方民族学理论也逐渐传入中国。对这一复杂过程,卫惠林结合中国民族记述的传统及西方民族学在中国传播的历程,在1936年作了简要总结:“民族学在中国亦早有巩固的根底,古代史家及地方志的编著者都曾很注意的描述过中国周围的原始民族的生活”,但“民族学这名辞在中国还是很生疏的,民族学的运动之开始,只是近十年来的事。”[5]

  

   虽然中国的民族记述或研究有着深厚基础,但在近代学科知识传入之前,主要是在传统经史子集各类文献中有所关涉。古代传统文献十分注意对周边族群生活、风俗及源流演变等的记载,但缺乏近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准确描述。卫氏所言,即是基于这一现实的思考。

  

   (一)清末分科治学与民族学的发展

  

   学术发展自有其内在理路,但是社会政治形势对学术发展趋向之影响甚大。近代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呈现出逐步深入的趋势,尤其是洋务运动之后,求强求富的主观追求与学习西方技艺的客观现实相互递进,中国对西方国家的知识谱系有了全新的了解。而因甲午战败,维新变法之思维日益发达,在学习西方器物之技时,西方系统的知识谱系也逐渐成为时人关切的重点。一方面,西方分科治学理念逐渐对中国知识群体产生影响,民族学也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西方传教士、商人、领事等在边疆民族地区开展的民族调查与记述,开启了西方民族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进程。

  

   在近代学科发展专业化的过程中,传统的学术体系也面临新的构建,其重要表现就是分科教育模式的确立。晚清新式学堂分科设学的方式,重构了晚清学人的知识分类,也逐渐确立了近代学术发展的基本方向。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及次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中,都体现了分科设学的思想。《奏定学堂章程》将大学改立为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商科8类。民国成立后,分科设学已成为高等学校专业设置的基本架构。1912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明文规定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7个学科,1913年公布的《大学规程》规定大学文科设置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6]449,473-474,511-512《大学规程》还规定,哲学、历史学、地理学三门都要设“人类学”及“人种学”课程;此外,还规定高等师范学校的本科历史地理部都要在第三学年设“考古学概要”和“人类学概要”各一学期。[7]85人类学及人种学课程,自然涉及民族研究,这是民族研究在近代中国学科体系内逐渐形成的早期表现形态。

  

西方的相关研究著作也逐渐被译介入华。黄文山在1936年认为,严复翻译《群学肄言》后,开始了“以西洋民族学说解释古书之开端”。[8]徐益棠在1946年总结了民族学学科知识的早期传播历程,1903年京师大学官书局出版了林纾与魏易合译的《民种学》后,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相关学科知识逐步被介绍到中国。1904年,蒋智由撰写的《中国人种学考》发表于《新民丛报》,徐益棠谓其为“谈中国民族由来最早之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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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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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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