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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德江 张玥:权能共享: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中“搭便车”行为的治理

更新时间:2021-12-06 09:31:39
作者: 楚德江   张玥  

   摘要: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是推进我国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环节。品牌建设所需要的规模化生产和标准化管理客观上要求农户采取集体合作的方式共同建设。在自主经营条件下,农户在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行为难以避免,这可能导致品牌声誉的破坏和品牌合作的失败。有效治理“搭便车”行为是成功建设绿色农产品品牌的基础。基于对Y专业合作社“搭便车”行为治理实践的调研,提出了合作社与农户间“权能共享”的合作模式。权能共享模式通过构建事前预防的利益联结机制、事中监督的信息沟通机制、事后奖惩的激励约束机制,有效遏制了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行为。进一步完善权能共享模式,需要规范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强化合作社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健全监督和违约惩戒机制,促进权能共享机制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关键词:权能共享;绿色农产品;品牌;搭便车

  

   中图分类号:F3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1)06-0052-11

  

   收稿日期:2021-05-01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1.06.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項目(18BZZ110);江苏省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KYCX20_2230)

  

   作者简介:楚德江,男,江苏师范大学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绿色发展与基层治理。

  

   引言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也是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1]。在新的发展阶段,农业现代化需要实现从数量增长向品质提升、从化学农业向绿色农业的转型升级,走上绿色、安全、优质、高效的农业发展道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明确提出要“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体现了发展绿色农业对于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地位。原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将绿色农业内涵归纳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产品质量四个方面[2],绿色农业以促进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提高农业综合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为目标,是推动人类社会和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发展模式[3]。

  

   发展绿色农业必须加强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目前我国绿色农产品包括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这三类经过专门机构认证、具有绿色标志或环境标志的认证农产品和食品,简称“三品”[4]。相对于常规农产品而言,绿色农产品生产的技术要求和投入成本高,产品品质和市场价格也高,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消费者通常会选择市场价格低的常规农产品。为了弥补生产环节的高成本并获得相应的收益,生产者不仅需要进行绿色农产品认证,还需要通过建立绿色农产品品牌向消费者传递农产品质量信息,提高消费者对该农产品的支付意愿[5]。作为绿色农产品的市场名片,品牌是消费者识别农产品品质的最重要标志[6]。研究表明,推进农产品品牌化对于加速我国农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户增收、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和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7]。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大力培育食品品牌,用品牌保证人们对产品质量的信心。只有通过品牌保护,绿色农产品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困境,实现与产品质量相对应的市场价值,从而赢得市场竞争优势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品牌建设需要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和标准化管理,这与我国农业的家庭小规模分散化经营现状相冲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将分散的小规模农业生产者联合起来,组建起具有较大经营规模的合作社,共同进行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是我国农业走向绿色转型的可行道路。作为众多小农户维护自身经营利益而成立的互助性经济组织[8],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助于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9]。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农产品品牌建设具有标准化管理的优势、品牌推广的优势和渠道选择优势[10]。但是,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的扩大,合作社品牌建设任务会更艰巨。生产实践中,一些农户会违反绿色农产品生产规范,通过违规使用化肥、农药、生物激素等方式达到降低成本、增加产量的目的,以损害品牌声誉和其他农户利益的代价增加自身收益。如果这种品牌“搭便车”行为不能得到有效制止,就会产生错误的示范效应,诱导更多的农户采取类似行为,最终会导致难以挽回的品牌损失[11]。本文所研究的“搭便车”行为专指为节约成本而不遵循绿色农产品生产规范又想利用品牌获得绿色农产品收益的行为。以合作社为主体的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中如何有效防止“搭便车”行为,不仅关系到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的成败,也关系到我国小农经济背景下农业能否实现向绿色发展的成功转型,对其展开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搭便车”行为主要是基于个人行为选择的成本与收益计算。在奥尔森看来,人们选择“搭便车”而不是主动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更符合“理性人”的理性[12]96-99。虽然农民参与集体行动的收益显著大于其参与集体行动的成本,但“只要他们相信不参与行动也能得到利益和保障, 就存在潜在的搭便车者。而集体行动只有在解决了搭便车问题后才是有效的”[13]。农民在进行行为选择的时候,不仅仅基于自己参与集体行动的成本与收益的计算,更关注与他人成本收益的比较,“不在于我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从我的行动中额外得到好处”[14]。因此,一旦有农户不遵守合作规范,采取“搭便车”策略,其他人便会模仿,最终导致两败俱伤[15]。“搭便车”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内部监督。监督的缺乏导致合作社内部契约的不完全性,最终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搭便车”行为的产生[16]。“搭便车”行为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信任危机以及合作社成员不愿为合作社的发展付诸行动[17]。对内部人过度控制的担心和无奈是导致社员“搭便车”的直接原因[18]。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搭便车”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流动性和市场性不强,人们在进行行为决策时首先并不是从利益上进行考虑,而是习惯从道义上进行思考,更关注自己的行为是否违背了周围其他村民的期待[19]。

  

   “搭便车”行为能够给“搭便车”者带来短期利益的增长,但会损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并可能最终导致合作失败,被称为“集体行动的杀手”[20]。具体来说,“搭便车”行为会阻碍合作社向规模经济发展、阻碍合作社品牌的發展,使内生型合作组织难以形成[17]。有效解决“搭便车”问题是促进社会成员合作的前提,这一问题也引发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奥尔森认为,采取“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会驱使潜在集团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12]41。另一些学者主张通过对“搭便车”行为进行惩罚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将惩罚分为外生惩罚和内生惩罚两种。外生惩罚是指集团成员通过正式的社会法律制度惩罚违规者,内生惩罚则是指集体成员主动地以“内部一致”的原则对违规者施加惩罚,这些都能显著地解决“搭便车”问题[21]。内生惩罚通过组织内部惩罚措施表明了组织成员的立场,这种威胁信息增强了合作效果[22]。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组织成员担心未来会受到报复之类的“毁灭性效应”,可能更多地求助于外生惩罚[23]。即使惩罚是有成本的,小组内合作的个体也有意愿去惩罚小组内“搭便车”的人,从而使潜在的搭便车者提高合作水平以避免或减少惩罚[24]。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认为,要解决“搭便车”问题既可以通过有权强制受益人做出贡献的政府单位,也可以通过能够排除非成员享受好处的私人组织来实现[25],并提出可通过自组织方式形成利益冲突决策执行机制来解决“搭便车”问题[26]。由于小团体和熟人网络对“搭便车”行为有抑制作用,有学者主张通过保持农民合作社适度规模[27]、构建信息网络[28]、提高社员社会资本等方式克服合作社成员“搭便车”的生产行为[29]。

  

   上述学者的研究为我们分析集体行动中“搭便车”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不论是选择性激励还是惩罚机制都以合作组织对成员行为信息的掌握为前提,小规模的合作组织和熟人网络之所以有利于抑制“搭便车”行为,也与其获取信息和进行监督的成本较低有关。随着合作组织规模的扩大,组织对成员的监督能力会显著下降,成员对组织代理人的信任度也会降低,社员“搭便车”的意愿就会明显提高。虽然选择性激励、惩罚措施、分级管理以及提高社员的社会资本等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但社员“搭便车”现象仍普遍存在。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搭便车”行为是人们在集体行动中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一种表现,其所追求的利益各异,“搭便车”的行为特征也会明显不同,但目前对于“搭便车”的分类研究文献极少。二是对于大规模合作组织如何在日常运作中低成本获取成员行为信息仍缺乏深入研究。三是现有文献忽视了合作组织与成员之间权力关系的研究。这种权力关系构建了合作组织与其成员的互动模式,也确定了合作组织与成员获取相互信息的基本渠道。

  

   我国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实施之后,农民获得了全面而充分的生产自主权。为了推进农业生产向绿色农业转型,农户需要集体合作建设绿色农产品品牌,同时,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须遵循绿色农产品生产规范和技术要求。然而,对每位农民的生产行为实施监督成本极为高昂。为了解决农民农业生产自主性与绿色农产品生产规范性之间的矛盾,本文通过“权能共享”这一解释框架来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与社员在绿色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权利关系,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社员为何能够通过“权能共享”来激励集体合作,沟通行为信息,规避“搭便车”现象的发生。

  

   所谓权能共享,是指将农户拥有的生产经营权根据农业生产环节加以分解,形成多个各不相同又紧密相联的权能,在农户加入专业合作社时以书面形式将部分权能与专业合作社共享,从而既保证合作社对绿色农产品关键生产环节的技术指导和监督,又保障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实现合作社与农户在建设绿色农产品品牌过程中的有效合作。权能共享既是一种合作机制,也是信息沟通机制。作为合作机制,权能共享将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户结成行动共同体,共同完成农业经营中的关键生产活动,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合作社对农户的技术支持和管理服务。作为信息沟通机制,权能共享建立了合作社与农户的信息沟通渠道,解决了绿色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监督成本偏高的问题。本文借助对M村Y专业合作社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实践的调研,通过实地走访、个别访谈、多人座谈等形式,整理了大量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中“搭便车”行为治理的调研资料,在此基础上提出权能共享的解释框架(见图1),重点分析权能共享何以解决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困境。

  

   二、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中的合作需求与“搭便车”行为

  

与一般农产品相比,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对生产规模的需求更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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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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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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