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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欣 杜敏: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的语言能力建设

更新时间:2021-12-06 09:24:05
作者: 姚欣   杜敏  
“语言能力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应当成为终身教育的一部分。”[14]从人的综合语言能力来看,无论东部地区农村,还是西部农牧区,均需不断提升。以东部江苏扬州、泰州和南通三市农村地区为例,其乡村经济趋于发达,是乡村振兴“在路上”的典型代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7],其村民的语言能力表现情况见表1。

  

   表1数据说明,东部较为发达地区的村民,普通话的听、说、读、写能力及其交际沟通能力基本持平;与之相较,其网路信息处理能力较弱,语言传播能力、语言的管理能力亟须提升和加强。如村民在菜市场、小卖部等地仍有许多不文明语言现象,在网上交流中的不文明行为高发。语言景观中的不健康语言、不真实语言还很常见[7]。

  

   我国广大西部地区农牧民普通话的语言能力尚处在第一习得阶段、第二交际阶段,而关于国家通用语的传播能力、语言的技术处理能力、管理能力表现尚不充分或者很缺乏。如甘南农牧区藏族居民的口头表达能力,藏语最好,其次是当地方言,再次才是普通话。其书面语能力方面,国家通用文字与藏文程度均较低[13]46-47。再如青海互助县土观村土族村民多为双语多言人。在与家人及同族交际时,主要使用民族语言土语,其辅助语言是当地方言,很少使用普通话。在学校、机关、打工地主要使用方言,其次才是普通话,再次是民族语。由于受语言环境的影响,土观村村民说普通话的机会少,普通话使用率低。他们中具备汉字书写能力的占56.4%,而不会书写汉字的均为36岁以上的人群[12]45。

  

   将东部江苏经济较为发达的苏中三市村民几种语言能力与甘肃甘南藏族村民、青海土族村民几种语言能力相比较,东部地区普通话的听、说、读、写习得能力,口语、书面语的交际能力均优于西部;西部除部分教师和学生外,普通话的习得能力、交际运用能力还较弱;从语言的技术处理能力、语言的管理能力看,东部地区虽存在一些问题,但与西部贫困、偏远地区相比尚好一些,西部地区语言信息处理能力、语言管理能力均很弱。概而言之,无论东部较为发达的农村,还是西部相对欠发达的农区、牧区,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其语言能力的全面提升均十分必要,尤其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加之网络覆盖范围的不断延展、移动终端的广泛使用,对现代人的语言能力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人们在不同介质上处理信息的语言要求越来越强。基于城乡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提升村民语言能力势在必行。

  

   三、语言能力建设的目的是村民的全面发展

  

   乡村振兴对农村语言能力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一方面可使更多村民适应全国性统一市场对村民就业、贸易、流动的需求[2]。推普攻坚战,对消除语言交际障碍、提高语言交际和信息传递的效率与质量,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个人综合能力和素质的提升均起到了积极性的作用[16]。另一方面可促使村民获得发展心理、发展动机、发展愿望,促使其不断获得适应新时代、新技术、新业态的各种更高层级的能力。

  

   1.语言能力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人的发展理论认为没有能力的发展,就没有人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仅要坚守现代化的建设目标,而且必须强化人的现代化能力建设。现代化能力建设要树立与时俱进的理念,在不同发展时期培养与时代相适应的能力[17]。只有具有了与时代需求相适应的能力,才能够根据兴趣从事自己想从事的工作,也才能根据自己的需求开展创造性的活动,从而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语言作为承载信息的主要载体,是人们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的主要途径,也是与他人交流并建构社会关系的介质。各类语言符号运用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认知能力进而影响行为能力。语言应用能力差会导致人的综合素质不高,甚至会因缺少参与主流经济、社会活动的能力而无法融入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主流。语言能力强,则获取信息的能力、表达自我的能力、发展自我的能力就会强。所以提升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村民的语言能力,进而能提升村民获取信息的能力、促进村民自我发展的能力、创造新事物的能力,从而带来社会的发展,也能促使人的全面发展。

  

   2.满足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需要多种语言能力的叠加。人的需求有满足生存的需求、满足精神的需求、满足发展的需求等。乡村振兴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发展目标,就是在满足人的生存需求的同时,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和人的发展需求。实现人的精神需求与发展需求这一目标,对村民的能力要求会更高,不仅要求能力是复合的,而且是不断延伸与扩展的。第一,现代科技进步及信息传播方式、信息处理方式的转变,使人们不仅要进行面对面交际,同时要借助电脑网络、移动终端手机进行网络交流。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迅速,2020年农村网民数量突破2.5亿,农村网络零售额由2014年的1 800亿增长到2019年的1.7万亿元,规模总体扩大了8.4倍[18]。农村电商的网上销售方式对村民处理语言信息的能力也会不断提出新要求。第二,乡村振兴主要目标之一的产业兴旺,要求农村产业不仅要获得快速發展,而且要形成符合城乡交融性发展的新生产经营模式。这种模式要求农民除具备基础的语言阅读理解能力外,还要及时把握国家的各种产业政策及其导向。这就要求村民具有语言信息的处理能力,及时与产业内外人员进行联系与沟通,获得支撑产业的科技与技术信息,获得产品的销售渠道与客户的需求信息。所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20-2022年)》特别提出“加强农村科普工作,推动全民阅读进家庭、进农村,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养”。

  

   四、语言能力建设的途径是与新发展业态相结合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使城乡资源流向发生了改变,逆转为以工哺农,城乡共同发展。由于政策改变而对农村土地、人力资本进行赋权,中国乡村的资本价格与资本获益能力不断提高,乡村吸引资金和人才的流入也将进一步增强[19]。在这一情况下,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中的信息技术将迅速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相结合,使农业新技术、高科技网络等技术应用快速推进,必将带来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

  

   1.语言能力提升要结合农村新业态的需求。乡村振兴使农村的产业结构及其运营模式发生巨大变化。从产业结构上来说,乡村基于自身地理条件、生态条件和社会发展的现状,瞄准国内外市场上多层次、差异化、精准化的需求,积极发展具有鲜明特色的绿色养殖业,形成能带动当地长期发展、特色鲜明的主导产业。在政府主导、企业运营、村民参与的模式下进行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系列化加工、企业化管理,借助网络推动绿色生态乡村旅游,形成乡村与城市需求互动,城乡人员的积极互动[20],形成“互联网+”“文化创意+”的新业态。如郴州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林下经济,由公司提供种苗、技术服务与咨询,负责产品开发、品牌创建、订单产业化,村民则负责生产,企业与村民形成产业共同体。目前从事林下产业的有41万人,开展森林浴、森林疗养、森林健步等活动,形成养老、养生、旅游、文化、体育、娱乐等相关产业集群,带动林区经济转型与发展,形成新业态,产值达40多亿元[21]。由于乡村产业结构及其运营模式的改变,村民运用语言进行协作、沟通把握有关管理条例的能力都显著提升。但我国另一些地区村民,因为语言问题不会上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与现代化农业的新业态、新技术存在巨大阻隔,表现在:第一,无法使用移动网络技术进行新业态的生产劳动,如网上预约播种、灌溉、喷洒农药、收割庄稼;难以将农产品通过网络等有效而精准地推销出去。第二,无法适应新的智能化生活方式,如使用手机预约并支付出行费用、就医费用,难以进行无纸币日常消费、在手机上办理银行业务。因语言及技术上的障碍,他们无法充分享受现代化、智能化的服务。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要不断培养能识读国家通用语、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懂管理的高素质村民,即新型农村人才。要使之形成适应农村新业态、新技术、新生活环境的语言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充足动力和发展潜力。

  

   2.语言能力提升要与乡村新型智慧治理相联系。乡村经济发展的新业态,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组织建设、环境建设,进而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新数字技术及其搭建的数字治理工具,将使乡村振兴的决策更具有科学性、开拓性。这一基于网络互联的开放式新平台系统,包括环境感知技术、公共网络技术、社会联络的社交软件、公共服务的APP软件等,可以通过数据获得民众对治理的需求与满意度,提供相关数据支持。由于村民个人或家庭在乡村治理中具有治理对象及治理主体的双重身份,“互联网+”乡村治理平台要求村民使用智能型终端及网络通讯等基础设施广泛参与乡村治理,对村民的新技术使用能力及相应的语言能力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要求语言服务类培训必须迅速跟上,并提供语言教育服务、语言文化服务、语言经济服务等。

  

   五、结语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所确立的新发展理念及新发展目标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也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此背景下,语言参与国家治理,就是要以村民的语言能力建设为核心。而建设村民的语言能力,应注重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乡村振兴视域下村民语言能力建设的根基仍然是普通话的推广。一方面消除绝对贫困后,相对贫困依然存在,持续加力的推普脱贫工作,可使村民融入主流。另一方面乡村不同地区、不同民众的语言态度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态,虽然他们普通话的使用能力较差,但成为能使用普通话自如交际的多语多言人的愿望强烈。第二,村民语言能力建设要注重语言能力的多层级性,并终生提升。由于不同地域、不同受教育程度村民的语言能力存在显著的差异,所以不但要提升村民的语言习得能力和语言交际能力,还要提升其更高层级的语言信息的传播能力、语言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语言信息的管理能力。第三,乡村振兴中村民语言能力的建设要与村民的全面发展相结合。语言能力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能力。各种语言能力的提升,可使村民及时进行网上网下语言的信息处理,使村民与产业内外的各种人员进行沟通与交流,及时获得后续发展的各种信息与需求,促进村民的全面发展,增强他们创造新生活、适应乡村振兴新发展的能力。第四,语言能力的建设与新业态的发展相结合,可使村民适应政府主导、企业运营、村民参与的新经济模式,进而适应“互联网+”“文化创意+”的新业态,使之成为既能适应农村新业态、新技术的新村民,同时又善于利用各种语言教育、语言文化及语言经济服务形式进行语言能力的不断提升,满足自己多方面语言需求,提升在新时代的获得感、幸福感。

  

   参考文献:

  

   [1]黄少安,张卫国.语言经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4.

  

[2]杜敏,刘志刚.论语言扶贫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可持续性[J].(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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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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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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