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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曼丽 杨宝强:再造与重构:基于乡村价值与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振兴

更新时间:2021-12-06 09:16:59
作者: 钟曼丽   杨宝强  
利用农业科技可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但如何使这些农产品变为利益?选择哪些产业?如何对接这些产业?在农村扶贫过程中,部分地区组织实施“公司+农户”的农业发展模式。尽管这类项目以规模化种植为条件有利于招商引资和打造品牌, 但扩大生产规模后, 市场的不确定性对销售影响风险扩大, 农产品滞销时常发生[29]。此外,这类项目还会产生公司和农户的利润分成问题,而分成中农户往往处于弱势,甚至成为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因此,推进农村产业发展,一是要能保证农民具有产业选择的自主权,政府要培养新型农民,开办技术培训班,适时培养一批懂管理、善经营的农民CEO以保证农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使农民成为受益主体。二是政府要对有前景、有市场的农村产业提供贷款便利,以助推产业发展。

  

   3.植入现代就业形态,以吸引和留住乡村人才。当前,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中所开设的课程、职业技能培训等均是以城市就业需求为导向,农村要吸引和留住人才就必须植入现代就业形态。一是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尤其是利用电商平台发展与之相关的物流、包装等现代产业。二是将城市价值融入农村以留住年轻人。年轻人愿意在城市生活和工作,除经济原因外,还有城市所能提供的现代化的工作环境、便利的生活环境和消费娱乐环境。因此,在植入现代就业形态的同时还要注重基础设施、乡村娱乐、乡村购物等外部环境建设,以保障年轻人物质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使其愿意留在乡村。

  

   (二)再造乡村文化价值,重构农民文化主体性,筑牢乡村振兴的文化根基

  

   乡村衰落一定程度上可认为是乡村文化无法将个体化、原子化、弥散化、异质化的农民群体凝聚成一个紧密的命运共同体[30]。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农民对乡村文化既没有形成统一认知也缺乏主观上的认同,因此,再造乡村文化价值,要使之与现代化价值体系相融合、相对接,以唤醒农民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认同,确保文化主体性。

  

   1.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对接现代价值体系。乡村文化既是农业和农村的根基也是其未来发展的依托,乡村振兴中要推动乡村文化的创新、发展和转化,并积极对接现代文化以提升其活力。其实,文化本来就是流变的过程,在社会发展中,必然会有一些文化被激活、被消解或被重构[13]。乡村文化价值再造就是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结合现代社会培养出新的文化意识和观念,使其与不同的文化进行碰撞和融合,从而催生出適合乡村的新的文化形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自媒体的传播优势,提升乡村文化传播效率,吸引社会各界对乡村文化的关注,以解决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的“不在场问题”。

  

   2.培养农民文化主体意识,完善文化建设人才体系。农民的流动性引致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缺失,乡村文化建设面临既无人组织也少有人参与的困境。加之很多农民将文化价值的追求空间转向了村外,农村正在失去文化的灵魂,一些地区乡村的“黄、赌、毒”现象涌现,“人情”“彩礼”等出现了异化[31]。因此,乡村振兴的实施必须要强化农民的文化主体性。一是加大财政支持,改善农村教育条件,利用微课、慕课或翻转课堂,使乡村儿童享受城市的高水平教育,课堂教学中开设乡村文化课程,培养儿童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农闲时节,开设乡村文化兴趣班,对留守妇女开展培训,引导其参与乡村文化建设。二是挖掘本土文化,吸引年轻人关注和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提升其文化自信。三是完善人才体系,一方面政府要积极引导专业人才协助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体系对接,培养乡村人才,形成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另一方面协助乡村构建内生型文化组织,以推动乡村文化空间场域形成。

  

   (三)再造乡村社会价值,重构农民社会主体性,夯实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

  

   乡村社会价值既体现在形成稳定的、关系协调的乡村共同体,又体现在组织生产、促推乡村组织合力的功能。但由于乡村共同体的衰落,乡村社会正面临着主体缺失、社会失序、组织匮乏、公共精神缺乏等诸多困境[32]。因此,乡村振兴要再造乡村社会价值,重构乡村共同体,保障农民的社会主体性地位,整合分散的力量以形成组织合力。

  

   1.以政府为主导,凸显合作价值。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压力客观上造成了乡村社会价值流失,传统乡村社会的特征在于封闭性和较弱的流动性。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乡村逐渐走向了分化和离散,农民呈现了分散化和原子化。如何集聚分散的力量,由谁来引导,显然在诸多参与乡村治理的主体中,唯有政府具备这一能力。一方面,乡村社会价值再造不仅包括分散化的组织建设,也包括乡村社会功能的修复;另一方面,乡村价值再造需要政府的组织、宣传以及协调村内各类关系。此外,政府在引导各类要素再造乡村价值的同时,还要注重要素间的合作。因为合作行为根源于人的共在本性和共在事实的秩序, 这种秩序不以强制性的外在统治和管理为前提[33]。因此,乡村社会价值再造既不能仅依靠政府忽视乡村内生动力,也不能将希望寄托在村民忽视其他主体,而是要实现政府、村民、外部主体的互动合作,以提升乡村集体行动的能力。

  

   2.重构乡村共同体,提升农民组织合力。乡村共同体的衰落,使乡村原本拥有的人情、认同感、归属感等逐渐消失,乡村振兴必须要重构契合自身发展的乡村共同体以减少阻力。首先,转变治理理念,提升乡村自治能力。以往国家对农村帮扶主要通过补贴或转移支付方式,短期内虽有效但缺乏可持续性,也容易使农民形成等、靠、要思想。因此,要转变治理理念,强调在政府主导的同时,积极发挥村委、村小组的主动性,提升其治理能力。其次,重塑村委会和村干部的权威。乡镇政府应定期对村级组织负责人进行培训,使其充分理解政策以提升其执行力;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针对村内换届选举,乡镇政府要指派干部监督,确保选举结果的权威性。再次,引导乡村合作组织发展,提升农民组织合力。合理整合乡村优质资源,构建农业合作社,打造乡村利益共同体;并以村委会为核心,培养服务性和公益性的互助组织,如老年协会、互助组,提升村民互助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

  

   (四)再造乡村教化价值,重构农民治理主体性,奠定乡村振兴的治理基础

  

   长期以来,乡村教化通过对村民的乡规民约教育,保障了乡村有序运行。改革开放后,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乡村教化功能逐渐呈现无主体承载,教化内容泛化甚至消失。因此,乡村振兴既要再造乡村教化价值,又要发挥农民治理主体性以形成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

  

   1.确定教化主体,形成制度化和常态化的教化活动。中国传统社会乡绅和宗族承担了乡村教化的职责,随着社会发展,乡绅与族长已然消失,村干部成为乡村教化的主体,但这一主体也随着农业税的取消而淡化。教化主体的缺失导致了乡村社会失范,乡村社会既无凝聚的动力亦无共同的目标。因此,乡村教化价值再造必须要确定教化的主体。一是重拾村干部的教化责任,他们既是政策的执行者,也是村内负责人,较其他主体更具权威性。二是推荐乡村“社会法官”。“社会法官”是由群众推荐的,由具有一定公信力的村民担任,其自身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较适合承担乡村教化的职责。三是村内各大姓氏的“老人头”。南北方农村虽然在对宗族的认识上存在差异,但各姓氏中均会存在数量不等的权威老人,他们辈分较高,对本族人具有约束性。

  

   2.提升农民主体地位,完善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保障。乡村振兴实施后,大多数基层工作延伸下沉到了乡村,导致乡村工作繁重,可乡村治理人才缺乏,且后继无人。因此,要完善乡村治理人才供给,构建合理人才梯队。一是提升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责任意识。长期以来,政府多注重从经济方面对农村支持,缺乏对农民责任意识的培养,导致乡村振兴中农民更多扮演了“看客”或“局外人”的角色。因此,乡村振兴的实施需激活农民的责任意识,使其自觉参与乡村建设。二是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不断改进和完善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等组织建设,以拓展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渠道。三是建立村民参与村级事务协商、决策制度,建立村级重要事项的公示制度和村民对村级事务的监督制度。

  

   四、结语

  

   乡村振兴从本质上来说是乡村各要素再平衡、乡村价值再实现的过程。本文基于“乡村价值→农民主体性→乡村振兴”的逻辑主线,探讨了乡村价值与乡村振兴目标的多维耦合,分析了乡村价值与农民的依托关系,以期在乡村价值引导下,激活农民主体性能更有效地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但乡村人口外流、农业价值降低,村庄财富和治理资源外流在弱化乡村内生动力的同时,也造成了乡村价值流失。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缺场”导致主体性的多重缺位,乡村价值流失与农民主体性的多重缺位客观上制约了乡村振兴的实施。从表层意向上看,乡村振兴是要解决农业生产的无组织混乱和农民致富无路等问题,但本质则是要再造乡村价值,重构农民主体性,进而发挥好乡村应有的功能。要保障乡村振兴落地见效,需再造乡村生产价值,重构农民经济主体性;再造乡村文化价值,重构农民文化主体性;再造乡村社会价值,重构农民社会主体性;再造乡村教化价值,重构农民治理主体性;为乡村振兴奠定经济基础、筑牢文化根基,夯实组织基础和治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再造乡村价值与重构农民主体性来推动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作。就现阶段而言,无论是对接现代农业、培养农民企业家,还是重构乡村共同体和构建常态化的村级事务参与机制,均需政府的外部引导和制度支持。此外,面对乡村振兴这一历史机遇,还需要回答乡村振兴如何有效利用再造的乡村价值,被激活的农民主体性实现可持续推进,农民如何利用当前的乡村振兴政策和资源建立稳定的脱贫长效机制,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参考文献:

  

   [1]张云华.农业农村改革40年主要经验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J].改革,2018(12):14-26.

  

   [2]张海鹏,郜亮亮,闫坤.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创新和实现路径[J].中国农村经济,2018(11):2-16.

  

   [3]叶兴庆.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制度保障[J].中国农村经济,2020(6):15-18.

  

   [4]柳长青.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向度观察[J].新疆社会科学,2020(5):144-153.

  

   [5]秦中春.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目标与实现途径[J].管理世界,2020(2):1-6.

  

   [6]龚丽兰,郑永君.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J].中国农村观察,2019(6):59-76.

  

[7]徐琴.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主体性建设的自组织路径研究[J].(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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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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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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