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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让思想回归历史——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反思

更新时间:2021-12-03 16:43:49
作者: 罗志田 (进入专栏)  
若引经据典的学理性定义出自那些行动者而非书斋学者,就需要更为谨慎的解读。

   我们常喜欢追究历史上某一句话或某一观点在学理上是否站得住,其实更应追究的,或许是昔人为什么这样说(而不那样说),为什么说这些(而不是说另外一些),他们所针对的是什么,想要做什么(如维护什么或反对什么等)。应尽可能探寻这些表述者在表述当时意识层面的思考,及其可能是下意识的反应。这些当然都和他们的思想资源和思想工具相关,但更多是一种若即若离的辅助性关联,若将每一具体表述皆先进行新旧中西的定位,然后进行学理分析,就真可能走上刻舟求剑之路了。

   如梁启超所说,任何史料中的“单词片语”,都“有时代思想之背景在其后”。立说者及其所立之说,都反映着时代的共性,解读者仍须从论世知人进而知言的方式入手。戴名世特别提出,论世不一定是从众。对于历史上群体性的众好众恶,也要慎重处理:“众不可矫也,亦不可徇也。设其身以处其地,揣其情以度其变,此论世之说也。”另一方面,时代的共性不仅表现在众皆认可,很多时候也表现在众皆以为不可、众皆不为或不能为。

   众皆认可的面相,若到了所谓众口一词的程度,一般还容易看到;众皆以为不可,则有时容易受到忽视,但若到千夫所指的程度,也还能引人注目;而众皆不为就更为隐晦,这既包括有意不做,也包括不会想去做某些事,也就是众皆不注意。

   所谓视而不见,往往是根本不看的结果。一个时代哪些因素不为时人所注意,可以告诉我们的实在很多。孔子曾说“予欲无言”,与孟子所说的“不教亦教”大致相通。即陆九渊所说“如曰‘予欲无言’,即是言了”。这样看来,“不言”也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历史当事人在意识层面故意不言的部分,即其所不欲言,及其为什么不欲言和不言,应能说明不少问题。而其无意中或下意识的“不言”,也同样重要。

   陆九渊的解释还不那么深奥,因为“欲”的一面还在。庄子曾说的“不言之言”,在其特定的玄学范畴里,意味极为深长。后来领导人对文件的“圈阅”,即是深得老庄真意的表述方式;既非言,也非不言,段数尤高,颇有些“深不可测”,而下级还不得不“测”。倘历史上懂玄学的人多了,则史学也就难治,这或者就是魏晋思想史和禅宗史今日少见高段解人的一个原因吧。

   同时,众皆不为也包括受到有形无形的约束而有意无意地不做或感觉不可做。胡适所谓“可怜他跳不出他的轨道”,说的就是一个人跳不出他的时代限制。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名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钱玄同很可能读过这句话,他也曾说,“以前的人们总受着许多旧东西的束缚的”,即一心想摆脱一切,“‘过去的幽灵’总是时时要奔赴腕下,驱之不肯去。所以无论发挥怎样的新思想,而结果总不免有一部分做了前人的话匣子”。如果那些有意破旧的“新思想”中仍不免部分成为“前人的话匣子”,就给史料解读者增添了进一层的困难,同时也为解读史料增添了更深一层的魅力。

   今日西方时髦的社会、国家、文化等制约因素,本最适合于思想史来探索,反而让社会史、文化史着了先鞭,显得更具活力,部分即因思想史论著未能让读者看到思想者怎样思想,并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之中展现思想观念的历史发展进程。若采取“见之于行事”的取向,回到“思想”的产生过程中,落实到具体的思想创造者和思想争辩之上,研究者或许会有更为深入的体会和认识,而思想史本身也会因增强活力而吸引更多的读者和参与者。

   实际上,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简单界说,未必能尽道出立言者之所欲言。多数读书人即使在做出学理表述时,也常带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遑论另外很多本非意在阐明学理的一般言说了。至于进入“行动的时代”之后,如胡汉民所说:“一个人太忙,就变了只有临时的冲动。比方当着整万人的演说场,除却不断不续的喊出许多口号之外,想讲几句有条理较为仔细的话,恐怕也没有人要听罢?”这是非常形象的写实性陈述。若把这类不断不续的“临时冲动”拿来进行有条理而仔细的学理分析,必须非常谨慎。至少需要不仅摘取其言论,并将每一立说者还原为具体场景中活生生的人物,然后或能避免将其过度抽象化或将具体的人“物化”。

   过去思想史领域的研究者往往侧重有条理的书斋式冷静论述,而忽视上述临时冲动下脱口而出的现场表述。其实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对思想的观察应“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而且是“处在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有“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才不再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也只有我们将史学中已经淡出的具体单个的“人”召回到历史著述中来,让读者在“思想”的产生过程中看到思想者怎样思想,才可能构建出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史。

  

   本文选自《昨天的与世界的:从文化到学术》,原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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