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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静:“后默克尔时代”的德美关系

更新时间:2021-11-28 23:53:43
作者: 时静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德美关系迅速回暖,逐步回归盟友“常态”,成为跨大西洋合作重启的重要标志。德美关系的新变化反映出当前形势下两国对外战略的新考量,折射出德国国内政治演变的新态势。2021年9月,德国举行新一届联邦议院选举,正式开启“后默克尔时代”,并由此翻开德国和欧洲政治的新篇章。在此背景下,德美两国拉响了“后默克尔时代”关系调整变化的前奏,亦将对未来欧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德国是二战后美国在欧洲大陆最重要的盟国之一,但特朗普任美国总统期间,对盟友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将贸易顺差大国德国列为重点打压对象,双方围绕自由贸易、多边主义、气候变化、伊核、“北溪-2”项目、削减驻德美军、北约军费开支等问题矛盾激化,互信基础严重受损。德美关系陷入低谷成为特朗普政府时期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出现裂痕的重要标志。但拜登上台以来,德美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高层密集释放积极信号。拜登执政以来,德美领导人互动极为频繁,反复释放“重修旧好”的信号,努力修复受损的战略互信。拜登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后,德国高层第一时间表示祝贺,总统施泰因迈尔发表署名文章,称“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是德国的重大机遇”。2021年2月,拜登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线上特别会议,创下美国总统首次参加该会议的纪录,并向欧洲高调宣布“美国回来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回应称“德国已经为重启跨大西洋合作做好了准备”。默克尔多次同拜登通电话,双方反复重申加强德美和跨大西洋合作的政治意愿。7月,默克尔对美国进行工作访问,成为拜登政府邀请访美的首位欧洲国家政府首脑,由此掀起德美双边关系的新高潮。拜登高度评价德美关系,称默克尔是“自己及美国人的好朋友”。

   二是全面加强政府间政策协调。德美双方不仅积极展示友好姿态,而且快速采取行动,围绕安全、经贸、全球抗疫、气候变化、数字经济、俄罗斯、伊核、阿富汗等双边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沟通和协调。2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德国外长马斯两次共同出席德法英美四国外长会晤。3月,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和能源部长格兰霍敏出席第七届“柏林能源转型对话”视频会议,系美方首次派高级代表出席。此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国务卿布林肯先后访问德国,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联邦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肖尔茨以及外长马斯先后访问美国。

   三是推动解决矛盾取得重要进展。德美双方围绕主要矛盾和分歧迅速展开谈判,在一些问题上作出妥协、取得进展。在经贸问题上,德国积极推动欧盟同美国就关税问题达成初步共识,欧美宣布暂停因航空补贴争端相互加征的报复性关税,不再升级在钢铝关税问题上的争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拜登上任后即宣布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倡议举办“领导人气候峰会”,加大与德国和欧盟在该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在“北溪-2”项目问题上,德美正式达成协议,美方“默许”项目复工,不再对相关企业实施制裁。在削减驻德美军问题上,美方不仅暂停特朗普从德国撤军的计划,而且宣布将增加500名驻德美军士兵,以提升欧洲网络防御和电子战能力。在伊核问题上,拜登上台后即着手落实重返伊核协议的立场,在德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斡旋下,参与多轮维也纳伊核问题会议,并表示将考虑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推动美伊恢复履约工作取得进展。

   四是德国国内联美制华的调门明显上升。与德美关系升温形成鲜明对比,德国对华消极动向明显增多,鼓吹联美制华的声音、迎合美国制华的动作增多。联盟党、社民党、绿党、自民党等主要政党在2021年大选竞选纲领中纷纷调整对华政策,强调中国是“制度性对手”和“竞争者”,主张与美国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德国智库和媒体不断推高联美制华的舆论,一方面持续抹黑中国,另一方面积极为德美、欧美联手制华“出谋划策”。德国联邦政府先后出台新版《对外经济法》《信息技术安全法》《供应链法》,为中德经贸和科技合作设置高门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与美国印太战略遥相呼应,出台“印太指导方针”,近20年来首次派遣军舰赴南海“巡航”。

   一、拜登政府调整对德政策

   首先,拜登迫切希望拉拢欧洲反华。拜登基本沿袭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将遏制中国视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不同的是,拜登认识到特朗普“单打独斗”式的反华政策效果不彰,因此上任后迅速调整策略,更加倚重欧洲盟友力量,着力打造西方反华阵营。但“特朗普主义”严重损伤欧美互信,拜登拉欧反华首先必须赢回欧洲的信任。为此,拜登急于与特朗普主义划清界限,不仅“放低身段”向欧洲示好,反复强调重视跨大西洋关系,而且切实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盟国加强协调,甚至不惜在欧方关切议题上作出让步,竭力拿出重修旧好的“诚意”。

   其次,拜登视德国为拉拢欧洲的关键。德国是欧盟的领头羊,德法轴心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动力。尤其是近年来,德国在外交上愈趋进取,积极推动欧盟提升对外行动力和参与塑造国际秩序,对欧盟对外政策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但在默克尔领导下,德国一直奉行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坚持反对在中美间选边站队,担任2020年下半年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推动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引发美方的严重不满。德国的对华政策成为欧盟对华政策的基调,多数欧盟国家效仿德国,积极加强同中国的对话与合作。因此,德国是拜登政府拉欧反华绕不开的国家。从与欧洲互动来看,拜登显然将德国置于优先地位,不仅破例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而且邀请默克尔作为自己任内首位访美的欧洲国家领导人。

   再次,美国拥有影响德国的丰富手段。美国是二战结束后德国重建和统一最重要的支持者,深度参与德国战后发展,对德国政治、经济、社会、媒体、智库等各界渗透极为深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德国政治决策进程。拜登上台后,美国加大与德国各界的接触与交流,极力引导涉美涉华舆论,炒作各类亲美反华论调,以对德国决策层施加压力。近来,布鲁金斯学会、马歇尔基金会等美国智库与德国交流合作异常活跃,经常与德国智库联合发布涉美涉华专题研究报告,在德国媒体发表文章,鼓吹德美、欧美联手制华。上述报告和文章被大量转载引用,成功推动舆论朝美方期待的方向发展。默克尔访美前夕,美国阿斯平研究所与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和慕尼黑安全会议联合发布专题研究报告,呼吁德美在七大领域联手制华,对德国涉华舆论产生了不小影响。

   二、德国依赖美国维护战略利益

   首先,德国迫切希望解决核心关切。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欧盟加征惩罚性关税,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制裁“北溪-2”项目相关企业,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严重侵害德国在经济、安全、能源等方面的核心利益。拜登重视与欧洲的同盟关系,为德国推动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机遇。为此,德国抓住拜登拉拢德国和欧洲共同反华的迫切心理,有意迎合、配合美方步调,摆出亲美疏华的姿态,提高反华调门,在涉港、涉疆、涉台、涉海等问题上随美起舞,在科技、经贸问题上亦步亦趋,意欲以联手制华为投名状,换取美国在上述核心关切上的让步。

   其次,德国高度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特朗普主义”充分暴露了欧洲安全高度依赖美国和北约的风险,促使德国和法国大力推动提升欧盟“战略自主”,加快防务一体化建设。但经历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和新冠肺炎疫情,欧盟内部离心力不断上升,南北、东西矛盾日渐突出,防务等领域的改革短时间内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战略自主”说易行难。与此同时,德国和欧盟周边安全挑战不断上升,土耳其、俄罗斯雄踞卧榻之侧,中东、北非地区冲突不断,客观上增加了欧洲对北约安全防护的依赖。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曾公开发文反驳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北约脑死亡”论,阐明欧洲安全离不开美国的现实,强调“欧洲永远需要美国”,充分表明安全是推动德国走向美国的重要因素。

   再次,德国依赖美国维护欧盟的全球影响力。当前,世界格局深刻演变,国际力量对比持续变化,欧洲在实现战略利益方面愈加力不从心,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在价值观、经贸、科技、安全等方面对其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疫情暴发后,中国和俄罗斯积极开展国际抗疫合作,在欧洲及其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上升,进一步加剧了欧盟的战略焦虑。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缺席全球治理,欧盟曾试图扛起多边主义旗帜,引领气候变化、数字经济、国际抗疫等全球议程,推动解决伊核、乌克兰等地区热点问题,但最终都难有收获。为维护和提升欧盟对国际秩序的塑造力,德国欲借美国一臂之力,积极推动美方在上述议题上相向而行。

   三、德国大选客观上推动德美加速走近

   9月联邦议院选举前,德国国内政策辩论空前激烈,各党尤其是反对党及其政客均加大对联邦政府及其政策路线的批评,以彰显政治特色,博取选民支持。随着近年来对华政策辩论在德国迅速升温,今年中国首次入选德国大选“议题榜”,引来各党在竞选中“蹭热点”。社民党、绿党、自民党以及联盟党内部均加大对默克尔对华政策的批评,鼓吹对华示强、联美制华。不少人以“亲美反华”捞取政治资本,积极向美贴靠,经常在公开讲话中呼吁欧美联手制华,毫不掩饰与默克尔对华政策的分歧,营造了“德美、欧美走近,中德、中欧疏离”的氛围。

   大选前夕,德国政治处于关键的过渡期,各党及其候选人着力完善对外政策主张,积累对外交往经验,客观上为外部势力施加影响提供了机遇。尤其是随着长达16年的默克尔时代结束,新一代领导人登上德国和欧洲历史舞台。拜登政府恰逢德国政治的过渡期,上台后即抓紧做德国朝野各党及政客工作,引导大选后新政府推行亲美反华的政策主张。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访问德国期间,除了同德国政府领导人见面之外,还同联盟党总理候选人、基民盟主席、北威州州长拉舍特,绿党总理候选人、党主席贝尔伯克,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联邦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肖尔茨等主要政党领导人进行接触。其间克里点名批评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决心和行动远远不够,撺掇联手向中国施压,着眼“后默克尔时代”诱拉德国以气候变化政策遏制中国的目的非常明显。

   10月15日,德国大选尘埃落定,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在选举中失利,社民党以微弱优势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优先牵头进行组阁谈判。新政府成立后,德美关系料将继续调整变化,升温态势有望进一步发展,双方沟通与合作可能逐渐走深走实。但是,德美深层次分歧和矛盾难以弥合,互信基础依然脆弱,恐对双方的具体合作构成不小干扰。

   从大选竞选纲领来看,德国主要政党在对美政策方面存在基本共识,均将重振跨大西洋关系置于外交政策的优先位置。因此,大选后无论成立何种形式的新政府,德国都将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德美、欧美合作。默克尔访问美国期间与拜登共同发表《华盛顿宣言》,双方正式明确了未来重点合作领域,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提供了基本框架,综合反映了各党在“后默克尔时代”发展对美关系的主张和设想。总的来看,德美双方拟重点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合作:一是共同捍卫西方价值观,联手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所谓“制度竞争”,加强对华、对俄政策协调。二是牢牢掌握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主导权,落实美欧峰会达成的共识,包括推进“跨大西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以及“共同技术竞争政策对话”相关工作,加快出台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标准;在双方共同方案基础上,力促世贸组织改革,重新修订发展中国家地位、国企补贴等有关条款;落实“重建美好世界”(B3W)倡议,推广西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三是推动欧美加强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的合作,设立高水平“碳标准”,就碳边境调节机制加快沟通协调,施压其他国家承担更大减排责任。四是加强欧美在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合作,提升北约在网络安全等领域以及印太地区的行动力和影响力。此外,德美还将进一步完善对话交流制度,《华盛顿宣言》中提及的“德美未来论坛”“德美经济对话”或将成为现实。

   德美虽然努力修复同盟关系,重启跨大西洋合作,但双方依然存在不少矛盾和分歧,推进合作面临一些阻碍。在对外战略方面,美国竭力维护全球霸权地位,德国对其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霸权行径心存不满。在双边关系方面,德国对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心知肚明,对美国对欧政策的延续性存有疑虑。若拜登任期结束后“特朗普主义”回归,在双方经贸摩擦不断、竞争激烈等背景下,德国担心其再度成为美国打压对象。在欧盟政策方面,德国积极推进欧洲一体化,致力于提升欧盟“战略自主”,对美国分化和削弱欧盟的图谋始终心存芥蒂。在对华政策方面,德国不认同美国对中国发起“新冷战”,而是强调“规制”中国。中国已经连续五年蝉联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并首次成为其第二大出口市场。德国高度依赖中国市场,重视对华经贸合作,不愿与中国完全对立。此外,德美在对俄政策、数字治理等方面也存在不少严重分歧。近来,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组建美英澳联盟(AUKUS)等问题充分暴露出德美同盟的互信裂痕和利益冲突。

   鉴于当前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德美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欧美关系。但欧盟成员国对美利益不尽相同,对美政策存在分歧,这将对德国在欧盟内协调对美政策形成掣肘。同时,面对美国加大对欧盟的分化和渗透,德国新一代领导人能否驾驭和应对欧盟内部的复杂形势也有待观察。

  

   时静|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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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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