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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盛:十字路口的中国大学

更新时间:2007-01-23 23:44:52
作者: 黄万盛  

  

  (编者按: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黄万盛教授在《开放时代》2007年第一期发表“大学理念与人文学”,文中对当前中国大学的弊病多有揭示和批判,本站特编发这部分内容,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所有标题均为编者另拟。)

    

  中国的大学教育缺乏人文精神

  

  在中国,长期以来,人文学在教育理念上被边缘化,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情况还在日甚一日不断恶化。人们经常感叹如今的社会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相当多的学者呼喊重建人文关怀,痛贬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的社会腐化;一些大学校长也曾向我抱怨文科招不到好学生,只能在理工科落选的人中矮里拔高、拙中取精。绝大多数的人认为,这些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导致了人们一切向钱看,腐化了人的道德良知。毫无疑问,这是相当重要的方面。可是,问题在于,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比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达得多,为什么那里精神崩溃的程度却没有这么恶劣?虽然,它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基本都在有效控制中。也有人认为是政府责任,政府的行为导向及分配政策出了问题。当然,这肯定也是原因之一。可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仍然是世界上职能最为庞大的政府,而且政府在精神建设上投注的力量远大于其他国家,为什么没有预期的效果?更何况按照现代民主理论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在精神领域中应当尽少干预。

  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是原因,政府行为也是原因,我完全接受,甚至在这些方面都存在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的余地。但是,或许还有更隐蔽更重要的方面可以反思。归根到底,对市场经济存在如何理解的问题,更进一步,就有如何发展市场,并且如何制约市场的问题;即便政府行为也是由人来完成的,组成政府的人是什么样的理念,就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的理解力”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充分全面?政府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它对问题的了解存在偏差,怎么指望能够正确解决问题呢?而这又不是仅仅依靠维护行政权威就可以解决的。最为不幸的是,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理解力”,不是简单地取决于它的主观意愿,如果意愿可以决定理念,那每一个主体便都是前无古人的划时代创造者,这是相当可笑的。事实上,在政府理解力的背后存在有迹可寻的历史谱系、精神脉络,这才是理念缘何而来的真正线索。所以,一般意义上的批判政府、讨伐社会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在历史脉络的理解上,往往批判者和被批判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假如让批判者们去处理具体问题,或许他们还不如那些被批判者的道行和功力。这是极有讽刺意味的历史玩笑,无奈的是,它经常发生着。

  

  重视技能实用侵蚀了人文精神

  

  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的人文性到哪去了?为什么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文力量来抗衡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对社会的腐化污染?今天看这个问题,可以说,这是“先天有余,后天失调”,令人痛心扼腕。对于放纵利益追求将造成的社会破坏,中国的先哲观若洞火,早有警示,所谓“义利之辨”、“天理人欲之辨”;而且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肯定人的正当利益需求,同时特别强调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教育,所谓人文化育。提升人的素质,自觉地抵抗过度的“人欲”,并且要求政府实现“均富”,体恤苍生,阻止寡头富豪持强凌弱,防止暴富成为引领风尚的社会典范。德沃肯那个非常出名的判断“财富不是价值”,在两千多年的儒家传统中实在只是基本的常识。但是,随着近代西方的军事进入,从“体用之争”起,重视器用的功利主义在民族主义的包装下貌似合法地粉墨登场,到了“洋务运动”,一发不可收拾,普遍的物质主义、技能主义席卷了整个中国。经久的重视人文教化的思想传统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声光化电;私塾教育的文化传承停止了,政府按照自身的理解创办大学。盛宣怀建立的北洋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只是炼钢造船,人文教育基本不在视野之内。京师大学堂虽然是文科设置为主,但也是旨在为政府培养行政官僚,功能性的考虑占了主导地位,文史的训练只是跻身官场的周旋能力和才具噱头,直到民国时,蔡元培出任校长,文科教育才开始回到真正人文学的意义上,才成为所谓北大传统的精神脊梁。

  这种重视技能实用的倾向,到了“五四”时期愈发变本加厉,科学主义、工具理性成为那个时代精英们的当然之选,中国重视人文培养的传统遭到了猛烈的清算,成了腐化灵魂的毒药,束缚手脚的枷锁,不清除它中国便不能进步、不能发达!从此,科学的大纛迎风飞扬,扫荡礼乐教化的阴嶂毒雾。中国驰向现代的航船就是在这样的风潮中扬帆启锚,在一条偏离人文目标的航线上,经常地触礁搁浅不正是它的宿命吗。这一路走得太苦了!可是,怨谁呢?这是我们民族的精英塑造的“公共理解力”,也是“政府理解力”,它选择了这样的航线,这样的方向。毫无疑问,这样的理解力也孕育了中国近现代的大学理念,短短百余年的中国大学史,从开始到今日,一直都在科学主义、功利主义、技能主义的规划和纠缠中畸形成长,其中的偏执相当惊人,甚至连大学停课、全国性地废除文科、只办理工科的人间奇迹也创造出来了。这是“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极端的偏废人文崇尚科技的心态的必然结果。我记得,即使是革命激情澎湃的列宁,在他去世前的1923年,曾经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普鲁士铁路,加上美国技术,加上托拉斯,加上美国国民教育。什么是美国国民教育?就是从大学的人文理念发展出来的通俗的素质教育。而中国却差不多从大学中把人文理念清扫干净了。

  问题不在于大学里是不是还有文科,而是只要技能主义成为大学理念,文科也可以变成技能训练,哲学可以只是一套仅供背诵的教条,历史可以只是某年某月发生的事件,文学只是文学家加作品,只要你练出一套掌握这些“知识”的功夫,照样可以在竞争残酷的就业市场谋得一份有头有脸的体面差事,而那些化育心灵的人类智慧、历史记忆、情操体验无论如何不是技能训练所能了解,当然也不能成为技能教育的目标。我们的大学文科教育不就是年复一年地大批制造“文科技工”吗?假如我们把罗马时代的“奴隶技能教育”作一个换向思考,现在这种偏废人文学的技能教育就是“技能教育奴隶”,通过技能教育把人教育成市场的奴隶、职位的奴隶、金钱的奴隶。假如人的大学生涯只是因为这些方面才有意义,大学就只是在培养市场社会的奴隶了。罗马是奴隶被迫接受技能教育,现在则是人不屑于人的意义,主动争取当奴隶,这是多大的讽刺!何其可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高等教育如此热衷于就业性的技能教育,又怎么能遏止整个社会追金逐银的糜烂风尚呢?糟糕的是,这样一种浅薄腐朽的大学理念,在中国大学理念的探讨中,居然还有人为之称道,堪称奇哉!

  

  大学教“小学”,“小学”出大师

  

  中国的大学也无法置身在知识垄断教学的潮流之外。“五四”科学主义、工具主义的影响潜移默化地长期影响着大学教育。胡适、傅斯年们就认为不能量化的就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以至于台湾中研院,在很长时间只集中发展史语所,因为历史史料和语言文字是确定的、可以量化的。而文学、哲学无法精确定量,所以长期边缘化,所谓文哲所,直到几年前,才摘掉“筹备”的牌子,由偏房而正室。中国一些名牌大学的历史系里,有不少颇有声望的教授,其中有我熟识的朋友们,诲人不倦地教导学生搜集考证史料,以为这是历史学的真学问,而把那些关于历史意义的问题贬为大而无当,唯乾嘉朴学和实证主义马首是瞻。当然,掌握确凿史料,纯清事实真相,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那种曾经猖獗一时罔顾史实胡说八道的恶劣学风,令人厌恶憎恨。但由此而过份地夸张其词,把不过入门的“功夫”当作至高境界来培养学生,也会贻害天下。这导致了“历史终结”的危险,当没有新的史料可以发掘研究时,这个历史事件的研究便结束了。事实上,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被历朝历代的人们反反覆覆地研究琢磨,并不是因为新史料的发现,而是历史事件本身含有的深刻智慧和意义启示永久地激动着探索的渴望,吸引着人们不断地含咏体味,培育着人们在历史中更新成长。这是永恒的寻求,天荒地老,永不终结。

  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对于功夫和境界有精确的定位,所谓小学大学之辨,小学者,音韵、训诂、考据,大学者,“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从来没有治小学者,堪为大师大德,也从来没有大师大德者不会小学功夫。孔、孟、董、程、朱、陆、王等等,哪一个不是治小学的高手,哪一个不是纵论天下的大学担当!小学和大学,孰轻孰重,孰小孰大,本是一目了然,无须赘言。可是今天,大学教“小学”,“小学”出大师。这不可笑吗?

  

  哲学和史学是装点门面的杂碎配料

  

  知识生产作为大学理念的另一困难,专业化对人文学的宰割。从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以来,知识的分类越来越精细,知识生产所要求的知识准备,难度越来越大。一个学者穷一生的努力都未必能在一个专业中的一个课题上真正有所建树。因此,对于人的专业化要求越来越细腻,近乎苛刻。虽然这些年来,强调跨专业、跨学科,甚至跨文化,但是,很难阻挡学科专业间门户森严划地为牢的趋势。这种状态不只是自然科学中的现象,而且也有力地冲击人文学科领域。文科学者中一辈子研究一个人、一流派、一本书,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在文科教学中,文学、历史、哲学,早就被分成不同的专业,而且在这些专业中又划分出第二梯次的专业,例如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专业等等;这还不够,还有第三梯次,例如中国哲学史中先秦专业,或宋明理学专业;事实上,这还嫌粗,一个历史断代中,还有人物研究的分工;即使人物研究,还可以劈出早期晚期之分。好端端一个人文学被肢解得如此七零八碎。在这样的学科分疏下,贯通于文史哲、融汇在政社经之中的人文学很难在大学教学中立足。我的孩子就曾疑惑不解地问过我:为什么今天培养不出达·芬奇这样的人物?

  现在的大学教育离这样的人文培养理念还差很远,由于知识专业化的主导,搞哲学的往往没有历史意识,也没有文学品味,有的甚至连文章训练的小学功夫都不及格,除了故作高深的唬人姿态,就是文理不通的一无所有;搞历史的经常蔑视哲学的训练,把哲学当作妨碍历史研究的空疏学风,避犹不及,至于文学体现的情感理解那更是专业历史学的客观历史最忌讳的;文学的情况稍好些,但哲学和历史的作用并不是至深智慧和集体记忆的内在自觉,而更象是装点门面的杂碎配料。被专业化如此隔离的文科怎么可能培养人文学通才呢,甚至连专业知识生产的质量能不能自保都很令人怀疑。事实上,我并不排斥知识生产,相反,能够生产精致的学问非常值得敬重。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最精致的学术,引导负责任的媒体言说,进而引导健康的大众文化。最坏的情况是,肤浅浮躁的学术,产生急功近利的媒体声音,导致最恶俗的大众文化。我们今天究竟是最好的良性循环,还是最坏的恶性互动呢?所以,最精致的学问,不管你是否自觉,它终究是有社会人文责任的。离开了人文学的基础培养,仅仅依靠专业化,精致博大的学问从何而来?人类的公共智慧又从何而来?

  

  政府干预和市场影响下的中国学术资本主义

  

  中国式的学术资本主义虽然受企业影响不大,但是另有两个独特而强大的力量,其一是政府的权力资本的干预,其二是市场的影响力。政府办大学是人类文明的体现,是人文发展的结果。然而,政府办大学需要特别警惕政府对大学的干预。用我的钱,就得听我的话,以为既然是政府出钱办大学,政府就可以干预大学的教学和行政,这是非常危险的心态,它会损坏大学的学术和大学的品质,即使是善意的干预,也同样是对大学的学术独立和教学自治缺乏必要的尊重。西欧国家对这方面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些国家甚至通过立法,防止政府干预大学,也就是说政府有出钱的责任却没有干涉的权力。这后面有重要的认知立场,公立大学不是官办大学。国家的钱说到底是纳税人的钱,用纳税人的钱办大学是社会共识,体现社会的公共意愿,这叫公立大学。公通共,是所有人,是天下,公又是正,是公道。而政府是社会行政管理机构,俗称“官”,即使现在的公文中也仍然习惯用“官方”,“政府官员”这类词汇。合理的政府必须体现和代表公意,既然是“体现”“代表”,就不是等同,因此,官不等于公。何况要求“体现”公意,本身就意味着有不体现或者不充分体现的可能,要求“代表”,也有可能是没有代表,或者代表了一部分利益集团虚假的公,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必须接受监督的原因。因此,政府只是社会构成的一个部分,政府如果认为有权力对大学指手划脚,那大学就成了官办大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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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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