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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政治哲学何为?政治哲人何为?

更新时间:2021-11-26 10:26:56
作者: 周濂 (进入专栏)  

   德沃金与柯恩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因此,柯恩更大程度上是按照自己的运气平等主义立场来重构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的。相比之下,罗尔斯的公平至上是中间派,柯恩与其共享运气平等主义的出发点,由此柯恩努力表明,罗尔斯离开这个起点是无法得到证成的。

   葛四友认为,由于柯恩的批判并未预设平等,而是针对被批判理论的内在论证脉络提出了极重要有力的反驳,因此柯恩对上述三种理论的批判相当成功。但是柯恩的问题在于长于批判而弱于建构,并且出于种种原因,柯恩的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共和主义的复兴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潮流,在波考克、斯金纳、佩蒂特等人的推动下,诸如公共善、公民美德、积极的公民身份等共和主义议题重新得到了重视,在规范政治理论领域对自由主义构成了严肃的挑战。

   本书第十章以菲利普·佩蒂特的共和主义理论为例,深入探讨了他的“整体论的个人主义”和“无支配自由”理论,进而转向对佩蒂特民主思想的研究,回答了“政府对公民的何种干涉不会侵犯其自由”这一关键问题。

   正如作者曹钦和刘训练所指出的,佩蒂特的共和主义理论虽然面临诸多批评,但是如果没有佩蒂特的开创性研究,20世纪的“共和主义复兴”很可能会继续在思想史研究的小圈子里打转,而无法形成与主流政治哲学界的大规模对话。

   本书最后一章探讨“社群主义”。之所以用群像的方式呈现,而不是专论一个人物,根本原因在于,自70年代以来,以查尔斯·泰勒、麦金太尔、迈克尔·桑德尔、迈克尔·沃尔泽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先后登场,成为自由主义在西方学界最主要的论争对手,他们在各自领域均有精深独到的研究,如若单独成篇就会使全书篇幅过于冗长。

   本章首先探讨了社群主义的学理资源,然后重点讨论了社群主义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拉兹的自由完美主义以及以霍耐特和韦尔默为代表的新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分歧。应奇和惠春寿指出,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的“前景”仍不明朗,关键原因在于对道义论和目的论的争执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仲裁”。

   此外,沃尔泽的这个论断值得读者反复咀嚼:不管社群主义的批判多么尖锐,它实质上也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变种,是在自由主义内部展开的对社群主义的追求。

   在策划本书的时候,我们的指导原则是,摆脱传统的意识形态束缚,克服哲学史教材化的通病,用大论文的方式深入剖析每位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在精神源头和哲学根基处重新审视和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和动机资源,辨析西方现代性的动力与不足、优势及缺憾。

   随着编写过程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一部好的政治哲学史至少应该满足以下三条标准:

   首先,充分尊重原著和每个政治哲人的智识水准、逻辑能力,不理念先行和六经注我,借用密尔的话说就是:“在以其最佳形式得到评价以前,一种学说不可能真正得到评判。”

   其次,具备开阔的历史视野和健全的现实感,对政治哲人的个人遭际、时代背景与问题意识有深刻的体察和认知,非如此,则极易成为看似精致实则粗鄙的概念游戏之作。

   最后,对于同一概念(concept)在不同语境下呈现为形态各异的观念(conceptions)有充分的自觉。举例来说,切不可因为柏拉图、霍布斯、休谟和罗尔斯都曾探讨过“正义”概念,便误以为他们之间分享同一种正义的观念,存在着一种“累积性的成就”,进而可以讲述一个融贯一致的政治哲学史。

   恰恰相反,实情也许正如柯林伍德所指出的那样,政治哲学的历史乃是“一个或多或少一直在发生着变化的问题的历史,其答案随着问题的变化而变化”。

   也正因如此,一部好的政治哲学史应该着力澄清问题与答案的变迁过程中的草蛇灰线和重要节点,在一致性中看到差异性,在断裂处发现隐秘的关联,唯其如此,才有可能绘制出一幅精细复杂的观念“地图”。

   这本《20世纪政治哲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上述三条标准,需要交由专家和读者评判。作为编写者,我们必须承认,至少在写作体例上,本书就很难完全实现第三条标准,因为若想澄清问题与答案变迁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就必须以问题导向而不是按人头梳理,由单人撰写全书而不是多人分写各章。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遗憾又是我们早已预料并且必须承担的,在学科分类日益精细、论题研究愈发专门化的今天,个人的知识储备和理论训练难免存在缺憾,若由单人撰写本书,较易出现深浅不一和比重失调的弊病。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还是决定邀请不同的专家分章撰写。

   本书的另一个遗憾在于,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将哈耶克、罗伯特·诺齐克、罗纳德·德沃金这些20世纪举足轻重的政治哲学家收入其中,虽然部分章节曾经探讨过他们的思想,但是篇幅过短,与他们的思想分量并不匹配,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弥补这一遗憾。

   如无意外,本书问世之时应该已是2017年的春天,而2017年正是史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成立一百周年之时。

   这一百年里,有的大国崩溃了,有的大国正在崛起,有的奇迹业已证明是幻象,有的奇迹正在展露难以为继的颓势,“9·11”的阴影尚未过去,伊斯兰国的威胁如影随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重创新自由主义,欧洲福利国家前途未卜,以自由立国的美国遭遇右翼民粹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的双重夹击,自由与平等两大价值仍未得到妥善安置,历史再次走到十字路口。

   此情此景,让人不由地想起维特根斯坦为他的《哲学研究》摘引的题词:“依其本性,进步看上去总比实际上更为伟大。”

   方此之时,政治哲学何为?政治哲人何为?翻阅《西方政治哲学史》之《20世纪政治哲学》,相信多少能给我们带来启发和安慰。

   最后我想用约翰·格雷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序言:“政治哲学的任务不是给实践提供基础。它在过去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基础……政治哲学的目标是带着更少的幻想回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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