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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活“主义”与“学问” ——一九二〇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裂

更新时间:2021-11-24 11:42:16
作者: 王汎森 (进入专栏)  
”要“无中生有地去创造一切”,“我们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非从求高等学问入手不可”。又说:“你们知道无论我们要作什么,离掉学术是不行的”,“所以我主张要以人格救国,要以学术救国”。一九二二年他们办“努力社”时,社员的标准是要有操守,要在自己的职业上占得住, 所向往的是形成一批有学问的专家来领导社会。

   胡适的主张显然近于蔡元培。他在五四运动之后,已经敏感到学生运动的大潮逐渐淹没一切,所以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态度鲜明地鼓吹学生回到教室,从事“绝不关时局的学问”,为中国建立一个精神文明,不要被社会革命的潮流卷去。

   在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期间,“新学术运动”有一些曲折的发展。照理说从一九一七年起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个以文学、伦理等为主的文化运动,主张以“一点一滴的改造”来解决政治社会方面的问题,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一个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政治运动,它们的性质相当不同。曾经身历其事的常乃悳(1898-1947)认为,当时“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发展出鱼帮水、水帮鱼的作用。胡适则感叹新文化运动进行不到几年,却被五四的政治运动给打断了。其实常、胡两位的观察都有相当道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时合时离,正代表民初中国思想界中并进的两轮。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派青年批判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一致的,国故派很快就衰落了。新派青年之间基本上认为救国大致可以有两条路,一条是文化的、学术的,以新潮社及其出版的刊物为代表;另一条是政治救国的路线,以国民社及其刊物为代表。《新潮》主张发展学术研究,在该刊发刊词中傅斯年(1896-1950)沈痛地指出国人应该知道西方之学术“美隆如彼”,而中国之学术“枯槁如此”,鼓励青年们沈潜于学术,迎头赶上西方。而国民派偏向平民教育、政治宣传与活动。

   在五四前后,受俄国大革命及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影响,思想界的气氛有了微妙的变动,走学术文化救国的一路以蔡元培、胡适及他们的学生如傅斯年等为主,在政治上趋近于英美的自由、民主、法治。当时思想界发展出另一派,他们不满英美的思想制度,步趋俄国、走社会革命的路线,希望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之外另造一个新的理想社会。柳诒征(1880-1956)《中国文化史》有这样的观察:“欧战以后,世界思潮,回皇无主,吾国学者,亦因之而靡所折衷,不但不慊于中国旧有之思想制度,亦复不满于近世欧美各国之思想制度。”

   此处必须对主义崛起作很简略的交代。五四运动之后不久,无政府主义与俄国共产主义的混合体便已风靡知识界,这里面当然涉及许多细节,非此处所能具论, 意识到这股“主义”思潮的冲击,胡适才会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写下“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酿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但是“主义”的势头非常之大,决未因胡适的文章而有任何消褪。

   我们在数量庞大的五四社团与期刊中,看到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可以看到原先提倡思想文艺、个人解放的社团高度政治化,乃至于主义化了;另方面是,真正坚持新文化运动中注重文学、思想、研究,以及一点一滴改造社会的主张者比例偏少,大部份的社团都主张从事社会革命或社会改造。这些社团与期刊大多倏起倏灭,但是它们的成员后来大幅影响了国家的动向。

   以下我将举例说明五四之后,大量期刊与社团政治化、乃至于主义化的现象。

   以少年中国学会(以下简称“少中”)为例,“少中”初创时期,该会的领导人王光祈(1890-1936)公开表示希望将中国造成一个富强之国,但是他也表示不愿照西方国家的老路走。他明白表示反对政治斗争,希望提倡社会事业,希望通过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及振兴实业来改造中国,鼓励社员们从事专门学问,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但是过了不久,部份社员群起而哄之,希望“少中”应该有一个“主义”,而且是政治的主义,并逐渐地分裂成为南北两派。北方的社员受李大钊(1889-1927)影响较大,倾向于这个“主义”便是马列主义,而南方的社员,则比较倾向于先多方研究,不要马上立定一个“主义”,双方在几次大会中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归于分裂。“少中”的“主义派”认为救国所最迫切需要的不是学问,认为研究学问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另一份类似的刊物是河南的《青年》,该刊每期印行四、五千份,在河南影响甚大。它一开始主张改造万恶的社会必须从改造个人的思想、道德方面入手,可是很快地也转向社会改造的路线。郑振铎(1898-1958)、瞿秋白(1899-1935)等人所办的《人道》,一开始也主张“零碎的社会事业”, 但是郑、瞿两人也很快地投向主义的阵营。安徽的《芜湖》,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之后,主张要多谈问题少谈主义,认为应该“借着一个问题来应用我们一种主义研究的心得,才可免却‘无的放矢’的毛病”,“进化或改造,不是一步登天的事,是积日累月,一点一滴成功的”,因此大谈各种“问题”,可是这个在安徽影响很大的刊物也很快地主义化了。

   比较有趣的是陕西的《共进》。它的成员曾经发展到三、四百人之多。在主义狂热之时,《共进》提出中国“要知识分子专政才有希望”。《共进》主张政治改造是社会改造的先决条件,但主张知识分子专政,组织小实业团,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们显然既受政治化、主义化之影响,但又不满当时最盛行的以工农百姓为主体的社会革命的主张,故转而提出相反的论调,认为要“知识分子专政”,国家才有希望。

   不过,我必须强调在青年社团大幅政治化的大潮中,仍有许许多多人坚持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文化理想,依然主张点滴改造,或信仰胡适所提倡的实用主义。如“新潮社”,它赞同胡适所提出“零碎的改造── 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认为应当存“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新潮的健将罗家伦(1897-1969),呼应以思想革命为一切改造的基础,特别主张“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并反对学生只知作群众运动。除了《新潮》,我们还看到主张读书即救国的《浙江青年团团刊》;主张研究学术、宣传文化的《新共和》;受到杜威实用主义影响,认为改造社会必须先从学校入手的《浙江第一师范十日刊》等。两种社团或期刊之间的分裂,以及它们之间的比例,显示了一代青年的新动向。

   三、思想世界逐渐形成严重的分裂

   学术救国与学习英美的一派,认为中国的积弱是中国历史内部的弊病,是“五鬼闹中原”(胡适语),或是用林语堂(1895-1976)的话说:“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 而不尽是西方帝国主义侵凌的结果,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尽量赶上十九世纪以来欧美的文明。而主张社会革命的一派则认为欧美近世文明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文明,不是中国学习的目标,要紧的是打倒资本主义,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社会。

   从晚清以来超过半世纪以上,人们追寻欧美近世文明唯恐不及,此时却蜕化出另一条路,抹煞所有一九一七年以前之西洋文明,对晚清以来的救国道路进行大逆转。这一类言论在后五四青年中俯拾皆是。我想最清楚扼要回顾这一现象的是一九三三年有关“现代化”的一次讨论。当时所谓“现代化”是指学习欧美文明,尤其是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西欧文明,但是俄国大革命成功之后,马克思、列宁的主义成了最新鲜动人的思潮,“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世界企羡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里,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污玷了”。新青年人的议论,几乎全倾向于抺煞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胡适说:“若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都不足取法,那么,这几十年的一点点改革工作,都不值得我们的留恋,也许都得一把劫火毁灭了才快一部分人的心愿。” 我们可以说,从一九二○年代以后,继续走西方一九一七年以前文明的路与反西方一九一七年以前的文明,形成了不相上下的两条道路。在人才与学术的观点方面,也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派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人才,一派认为在社会革命尚未成功之前,实在没有用得着人才的地方。

   这两条路当然不能截然划分,当时青年的思想世界充满含混的成份,他们基本上没有太多能力与机会直接阅读洋书,所以总是从各种译本或宣传册子一鳞半爪地抓取,或是从各种文章中去捡拾,一个人的思想中常常会出现互相矛盾的成份,而且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内前后思想有着急遽的转变。

   俄国大革命的成功以及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不只带来了两条道路的分歧,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造成关键性的影响。从一九二○年代起,中国的政治文化迅速地“主义化”。孙中山(1866-1925)是晚清首先提出一种鲜明“主义”的政治家。在一九一九年以后,他显然受到五四运动及马列主义的影响,积极地以主义再定义革命。他努力著述、演讲,把原来只是几个口号的“三民主义”充实成为一个有理论体系的《三民主义》。在一九二四年,他宣布联俄容共,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模仿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军事组织,希望在“主义”或“党义”的指导下,完成革命的任务。

   左、右两种主义是有所不同的。左翼的新主义者认为”新学术运动”所倡导的是一种浮在社会上的学问,常有敌视的味道,甚至要以“主义”来笼罩学术。”新学术运动”的领导人们则对“学术”与“主义”之间,坚持一种清楚的区隔。

   在文章一开始时,我曾经提到蔡元培、胡适等人强调学术独立,这个态度在西方近代学术中当然可以找到明显的痕迹。但他们对于西方康德的“超乎现实利益之上”(disinterested)的态度、十九世纪初以来“为艺术而艺术”之论 及韦伯的“价值中立”思想等,似未深知;不过,他们充份了解西方为求得真理而努力的纯净态度,是造成十八、九世纪以来学问与实业进步的根本要因。除此之外,坚持学术的独立性还有几种本土的原因。第一、前面提到,”新学术运动”一开始便明显地与传统求道、致用,或过度伦理道德化的知识观决裂,所以强调追求学问真理本身便是一种完满具足的价值。第二、民初以来军阀社会黑暗龌龊,而”新学术运动”生长的土地正是他们认为最黑暗的社会,强调“学术独立”,不以学问为功利的敲门砖,正是知识分子刻意创造的一种“自我疏离感”── 一方面拔身于昏浊的现实社会之外,一方面发展一种独立的领域,以保持人格及求知的纯度。

   军阀时期知识分子有意识的“自我疏离感”很值得深入探究,而且是左、右两翼人士共有的特质,其总倾向是“非政治”。当五四运动爆发时,杜威正好在中国,他的观察是当时中国士人有强烈的“非政治”倾向。这种倾向当然有现实利害的考虑,不希望多谈政治以免触怒军阀,但是这方面的考虑是相当次要的,真正的原因一方面是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同时又对当时政治社会的龌龊混乱感到强烈不满,寄望以政治以外的途径解救国家。蔡元培“进德会”的规约中有不作官、不作议员;胡适等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以文学、伦理之革命为中国“创造一个新的精神文明”,而且主张二十年不谈政治。当时青年矢志不参与现实的政治活动,许多五四的社团(如少年中国学会)在严肃讨论之后规定社员不准涉足现实政治,都是对现实政治社会“自我疏离”的一种表现。

   自我疏离也表现在其它方面。当时青年一方面痛骂黑暗社会,一方面矢志要纯洁、光明,实行“人格公开”,用各种方法来锻炼自己的人格,以免被现实的恶风气所熏染,也是对昏浊社会“自我疏离”的表示。但“自我疏离”并非遁世,而是要把自己抽离到一个高度之后,再以另一种方式参与现实,有的主张潜心投入学术文化,有的主张投入社会改造的工作。

从一九二○年代起,在新主义逐渐崛起乃至于席卷一切的压力之下,这种特殊的“自我疏离”态度有一种新的对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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