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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纪宏: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在理论逻辑

更新时间:2021-11-24 11:26:55
作者: 莫纪宏  
在具体运用立法推动改革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需要修改法律的可以先修改法律,先立后破,有序进行。有的重要改革举措,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要按照法律程序进行。”

   在具体落实“科学立法”原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这些要求包括要制定立法规划、完善法律法规修改工作以及加强重点领域的立法等等事项。关于制定立法规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关于法律修改工作,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很多具体领域提出了明确的立法任务。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紧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尽快完成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修订,加快标准化法、反垄断法、公司法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研究制定商业秘密保护法、职务发明条例、天使投资条例等。”在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方面,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注国家生物安全法、民法典的制定工作,对国家生物安全法、民法典出台的重要意义都作了精辟的论述,成为这些领域立法工作的指导思想。

   (二)关于严格执法的实践要求。对于“执法”活动“不严”的危害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指出:“政府是执法主体,对执法领域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权压法、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突出问题,老百姓深恶痛绝,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对于“严格执法”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推进严格执法,重点是解决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而“严格执法”中的“严”表现在哪些领域,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了“严格执法”工作的重点是“要严格执法资质、完善执法程序,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确保法律公正、有效实施。”

   在执法实践中,“严格执法”中的“严”很容易沦落为“严酷”、“严厉”,而不是法治原则所要求的执法平等、执法规范等等理性执法行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从现代国家治理角度来看,“严格执法”旨在一丝不苟地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去做,从而来树立法律自身的权威以及在老百姓中的“公信力”,是政府信赖原则赖以存在的前提。2013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曾经借用了我国古代“徙木立信”的典故来说明“严格执法”所产生的巨大法律公信力。习近平总书记借用“徙木立信”的故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是说要言而有信。现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许多问题,有的是因为立法不够、规范无据,但更多是因为有法不依、失于规制乃至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破坏法治。”

   (三)关于公正司法的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引用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名言来阐述“公正”价值对于司法活动的价值和意义。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制度则毁坏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培根上述关于司法必须具有“公正”价值的名言的实践意义作出了深入的阐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其中的道理是深刻的。政法机关是老百姓平常打交道比较多的部门,是群众看党风政风的一面镜子。如果不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群众就不会相信党和政府。”

   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司法不公”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发表了重要讲话和论述,在指出司法不公现象存在的特征及危害基础上,强调了要侧重解决影响“公正司法”的来自司法外部的干预、司法本身的腐败以及司法制度的不健全等等问题,全面和系统地勾画了“公正司法”的价值目标和理论框架。针对司法活动中存在的“找关系”、“托人情”的传统社会陋习,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法机关,不能搞成旧社会‘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身教重于言教。要从政法机关做起,坚决破除各种潜规则,杜绝法外开恩,改变找门路托关系就能通吃、不找门路托关系就寸步难行的现象,让托人情找关系的人不但讨不到便宜,相反要付出代价。”为了杜绝在司法活动找关系、托人情的社会陋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在政法机关大力反腐败,侧重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司法腐败现象,为“公正司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旗帜鲜明反对腐败,是政法战线必须打好的攻坚战。一些有权人、有钱人搞花钱捞人、花钱买命、提钱出狱,为什么能得手,原因就是政法队伍中存在腐败现象。”对于那些利用手中权力肆意妄为地从事司法腐败、搞钱权交易,严重损害司法“公正”形象和司法公信力的政法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和各类腐败分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行“零容忍”,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在2014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打击司法腐败现象做了全面和深入的阐述,振聋发聩。习近平总书记义正词严地指出:“有的干警同黑恶势力串通一气,充当保护伞,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一些黑恶势力杀人越货,不但没有被惩处,其头目反而平步青云,甚至戴上‘红顶’,当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干部,后面的保护伞很大啊!政法机关和政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人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看到这样的现象,群众心里当然就会有个问号,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我们一定要警醒起来,以最坚决的意志、最坚决的行动扫除政法领域的腐败现象。”“要健全政法部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通过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加强对执法司法权的监督制约,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出轨、个人寻租的机会。”“对司法腐败,要零容忍,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决清除害群之马。”拒腐防变是中国共产党继续长期执政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唯有严肃认真地对待,才能够保证党的政策、方针的执行,才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为了从制度源头为实现“公正司法”提供可靠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不动摇,特别是通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来为“公正司法”提供良好的制度条件和环境。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信,绝不能采取西方的司法独立模式,要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来为“公正司法”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和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归根到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评价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关键看是否符合国情、能否解决本国实际问题。实践证明,我国司法制度总体上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必须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信,增强政治定力。”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如何实现“公正司法”时强调必须直面司法活动中存在的各种影响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和消极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司法制度也需要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执法司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多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有关。比如,司法机关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司法活动容易受到干扰;司法行政化问题突出,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司法人员管理等同于一般公务员管理,不利于提高专业素质、保障办案质量;司法不公开、不透明,为暗箱操作留下空间;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司法应有的权利救济、定分止争、制约公权的功能发挥,而且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靠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最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在保证“公正司法”中的重要作用做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有助于推动“公正司法”的司法改革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提高司法公信力,让司法真正发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三个方面,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才能破解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

   (四)关于全民守法的实践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所涉及领域的“全面性”必然要求作为法治重要环节“守法”的“全民性”与此相对应,没有“全民守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全面”就会无从谈起,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离不开“全民守法”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只有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各族群众自觉按法律办事,民族团结才有保障,民族关系才会牢固”。全民守法需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来加以巩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需要全社会法治观念增强,必须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要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权威,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培育社会成员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环境,自觉抵制违法行为,自觉维护法治权威。”从法治文化的角度来考虑如何贯彻全民守法,最根本的宗旨在于通过开展全民守法,有力地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相对于法治国家建设来说,法治社会的建设任务要更加复杂一些,一方面要通过全民守法来保证掌握公权力的机关和个人依法行使职权,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全民守法,来使社会公众在内心深处产生对法治的信任、信赖和信仰,提升全民的守法意识、守法能力和守法水平。培养社会公众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法治文化,涉及社会公众的心理意识倾向,特别是关乎社会公众的行为习惯,因此,必须通过潜移默化的手段来强化全民守法的实际效果,努力推进全民守法向全民信法的转变。在具体实践中,要通过提升宪法和法律在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中的权威和公信力彻底解决社会公众“信访不信法”等轻视和忽视法律权威的现象产生的制度和社会根源,让法律扎根于普通民众的心中,让法律的要求转化成人们内心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让社会公众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养成崇尚依法办事的心理特征和文化形态。

   三、习近平法治思想将民主集中制作为法治运行的内在动力机制

   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论和学说依托自然法的假说来推导法治价值的正当性基础和合法性命题,并且以三权鼎立权力制衡理论作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动力机制不同的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始终不渝地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并把法律制度的运行放在整个社会关系的体系中来观察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基于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统一原则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和正当性前提,同时又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来有效地启动执政党依法执政的各项活动,保证国家权力相互之间协调一致地有效运行。如果说三权鼎立之间的权力制衡是资本主义法治运行内在的制度推动力,那么,民主集中制则是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统筹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以及公共权力有序运行的内在动力机制。

民主集中制的思想最初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针对党的组织建设提出的,而明确提出该概念的是列宁。列宁首先在建党理论中提出民主集中制,后来在国家制度建设中也经常提到,大多在针对地方自治、反对官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时提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很早就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政权建设的组织原则。1937年毛泽东同志首次系统地论述了民主集中制的意义,我国1954年宪法正式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国家政权组织的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我国政权组织形式的组织原则,具体表现为:(1)在人民与人大的关系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2)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它负责,并接受它的监督。(3)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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