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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军亚:国家化:基于中国国家实践的理论和方法

更新时间:2021-11-23 15:05:12
作者: 陈军亚  

  


   摘要:国家化即国家向社会输入意志,将一个分离分散的社会整合为与国家建立有机联结的政治共同体的过程。在中国古代,国家权力大量散落于社会之中,高高在上的“皇权”与基层社会中的“乡治”并行,地方性权力与国家公共权力保持着松弛的联系。到了现代,国家建设导致地方性权力向国家的集中,由此带来了国家权力内容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集中并扩大的权力向社会的再渗透。从“散落”到“集中”再到“渗透”,即权力从社会到国家再进入社会之中的演化路径,构成了国家化的连续进程。这一演化路径在不同空间有着不同的表现和实践。国家权力在与地方社会建立有机联系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地方社会的回应。以“国家化”为分析框架,就是“国家整合社会,社会回应国家”。它由整合主体、整合对象、整合方式、互动过程、研究方法等要素构成。在不同时空中发生的国家化,既存在丰富的理论内涵,也赋予其研究命题的丰富性。作为理论的国家化研究具有不同维度:历史维度的国家化研究,关注国家化的历史起点及进程;空间维度的国家化研究,关注国家化历史进程中的空间差异性特徵;经验维度的国家化研究,强调这一进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由于既有的研究范式未能将这一过程置于长期历史进程和时空差异性中来理解,因此,难以体现或包容这一实践过程和研究命题的丰富性。作为方法的“国家化”研究,是通过认识视角的内在性、解释路径的历史性、研究范式的包容性,来获得作为方法和范式的“一般性”。在认识视角上,国家化是将现代置于从过去出发的历史进程来认识,将国家形态的建构视为一种从历史出发的连续进程;在解释路径上,国家化研究更强调国家建构的社会基础,更关注国家建构在何种社会基础之上发生;在研究取向上,国家化更注重研究范式与其实践场域之间的匹配性。“国家化”将不同时空中的国家化进程的“差异化研究”置于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一般性框架”之下,因而能够整合既有研究框架,获取超越本土经验和范式竞争性的“一般”研究能力,构建一种包容多样性、赞颂多样性的研究取向,并以此致力于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国家。

   关键词:国家化  理论  方法  趋向

  

   国家是一个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历史演进过程。在当下,国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广泛和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人类社会的国家化已是普遍的政治现象。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如何出现,如何发展,呈现何种规律,体现了何种逻辑,在不同时空中存在何种差异,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以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只有将人类社会的国家化进程提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理论与方法,才能对丰富且普遍的国家化现象及其过程做出解释。本文试图将“国家化”作为一种政治学理论与方法,阐述其理论内涵与研究维度,以期对政治学研究范式创新以及“国家”研究的拓展有所裨益。

   一、“国家化”的内涵与分析框架

   关于“国家”,人们有多种理解。如果从静态特徵上看,它既可以视为权力机构,也可以视为制度形态;但如果从动态来观察,它并非是一个孤立的机构或制度性存在,而是建立并运行在一定社会基础之上的。这些社会基础,构成了作为机构或制度形态国家的运行环境。如果说国家是一种公共权力的话,那么,社会则构成了国家权力的实践场域。所谓“国家化”,就是国家权力与实践场域之间的动态过程。

   国家形态的演进有其历史进程。在前国家时期,社会以血缘纽带所形成的人身、纯人身关系为基础,实现自我整合。国家诞生以後,便有了脱离社会的公共权力和对社会的强制力。但由于强制力的有限性,大量的公共事务仍由社会依靠历史延续下来的习俗自我解决。进入现代国家阶段後,国家形态则表现为,不断向社会扩展其官僚制度和渗透其协调社会的能力。因此,从国家诞生以来,国家即面临着向社会输入其意志,实现与社会的有机联结和整合过程。

   这一过程在中国具有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路径。古代中国,权力大量散落于社会之中,家族、地方性团体、宗教组织等在不同的区域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形成治理乡村社会的地方性权力。高高在上的“皇权”与基层社会中的“乡治”并行,大体囊括了王朝时期中国的权力格局,两者保持着松弛的联系。到了现代时期,国家建设导致地方性权力向国家集中,由此带来了国家权力内容的扩大,这些集中并扩大的权力向社会再渗透。从“散落”到“集中”再到“渗透”,呈现了权力从社会到国家再进入社会的演化路径,构成了国家化的连续进程。但是,这一演化路径在不同空间、区域有不同的表现和实践。即使在王朝时期,国家公共权力的构成和表现形式也存在显着不同。例如,国家权力介入较多的领域是赋税和治安,除此以外的其他事务则呈现“选择性介入”。所以,只有从国家的角度观察社会的多样性,才能更好地揭示国家形态的丰富性。

   王朝国家形态的丰富性,意味着国家化进程的复杂性。徐勇教授用“农民性”来分析20世纪中国“国家化”进程中的复杂性。然而,“农民性”在不同时空也是有不同内涵的。在古代中国,农民的孤立性、分散性更多是与地域性相结合,呈现出多样性特徵。在一些地方,多是与家族性相联系;在另外一些地方,多是与村庄相联系,强化了村庄共同体的属性;还有一些地方,更多是与市场相结合,表现出亲市场性、个体性。因此,“农民性”是一个复杂的地方性概念。对于国家化进程而言:一方面,复杂的地方社会面对国家权力的渗透,以其自身特有的地方属性做出回应;另一方面,面对不同的地方社会,国家权力渗透和进入的起点、方式、策略、路径也不同。国家化是一个将差异化、异质性的地方社会,整合为一个与国家之间形成有机联结的政治共同体的过程。只有从社会的角度观察国家,才能揭示国家化进程的复杂性。因此,研究“国家化”,需要将“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视角”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决定了国家化的分析框架,即“国家整合社会,社会回应国家”。

   “整合”是一个广义概念,它描述的是国家意志或体现其意志的公共权力进入社会之中的行为。一方面,国家公共权力打破了传统地方性权力的运行空间,改变与地方社会之间的松弛联系,从而与社会建立有机联结;另一方面,统一的国家公共权力建立了社会的“整体性”,将外在于国家权力的分散的地方社会整合为一个具有“统一性”“整体性”的政治共同体。国家整合社会的结果,即实现社会从忠诚于地方性权力和意志向忠诚于国家权力和意志的转移。从权力形态而言,整合所体现的,既包括不需要与社会协商而直接进入社会的权力,即马克斯·韦伯(M. Weber,1864—1920)意义上的官僚政治的控制力;也包括迈克尔·曼(MichaelMann)所言的贯穿社会的基础性权力,即国家在其统治领域之内进行决策并协调社会的能力。“整合”是一个包括意志、权力、能力在内的综合概念。

   在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建立有机联系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地方社会的回应。社会是由具体的人构成,人处于不同的历史关系之中,其行为具有特殊性、差异性、能动性、调适性、理性等多样化特徵,这就决定了人在国家整合过程中的回应性。这种回应,既可以表现为接受或顺应,也可以是反对或抵制,还可能做出策略性的变通和适应。在不同地域空间、不同构成和属性的社会之中,回应的方式、手段、表现、特徵各有不同。面对不同的社会回应,国家整合社会的方式、手段、策略等也会做出调适或变通,由此産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空间呈现复杂多样的模式和特徵。20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家化实践进程表明,国家以其意志整合并建构农民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是农民社会以其“农民性”回应国家建构的过程。两者的关系,决定了中国20世纪以後国家化过程的复杂性。

   如此说来,“国家化”的分析框架应当包含六个要素:

   一是主体要素。国家化的主体是国家。国家由具有思想意识的人所组成,是一个具有能动性的行为主体。制度主义的国家理论强调国家的制度特徵,制度对处于特定制度中的人的行为具有“规范性”“约束性”,社会的存在因此依赖于国家和法律的界定。但是,离开了对社会中的人、人的行为的分析,无论是旧制度主义,还是新制度主义都无法解释制度变迁如何发生。当进入社会中的国家权力(无论是以组织或机构的形式,还是以制度或政策的形式),与社会中处于特定历史关系的人的行为价值发生分裂或冲突时,国家能够以主动性的调适对社会做出回应。调适的结果,既可能是制度的强化,也可能是制度变迁的发生,但均体现着向社会贯彻意志、实践意志所采取的策略及策略的调适性。自从国家産生以後,便开始了向社会输入意志的过程。只不过,其输入和渗透的方式、策略及其实现程度,既受到国家意志和能力的制约,同时也面临着其输出对象接纳或抵制的回应。而能动性的国家,可以据此作出反应。

   二是客体要素。国家化的对象是社会。国家化将社会视为其行动的对象,同时强调社会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但不同于“社会中心论”的立场,社会对国家并非一种单向的决定性影响,社会对国家的影响通过国家的能动性得到承认和体现。社会作为国家行动的对象,具有动机上的被动性,而非一种主动的决定力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空间内,社会具有不同形态和特性。面对国家持续输入其意志的行为,不同形态、特性的社会会做出不同的回应。

   三是方式要素。国家对社会的整合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手段进行,它构成了国家整合社会的策略。在王朝国家时期,主要依靠暴力为基础的强力控制。进入现代国家阶段後,随着越来越多的权力向国家集中,国家在行为能力上得以扩展,整合社会的方式和手段更加多样化——或者通过政党、行政、法律等直接渗透,或者以市场、经济活动等策略间接控制,或者采取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缓慢改造。国家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带来了整合社会的不同结果。

   四是互动要素。国家将可能分散、分离于国家意志之外的社会,塑造为与国家之间建立有机联结并体现国家“整体性”的社会,这一过程并非是一个单向的进程;作为被整合、塑造对象的社会,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国家的整合和塑造。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性质不同,互动的方式和机制也不同。在彼此争夺控制权的关系中,互动可能表现为冲突、对抗、博弈或妥协;在社会不具备控制权的关系中,互动更多表现为一种策略性的回应或变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性质,决定了互动方式和机制的属性差异,这一差异又反作用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互动要素观察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呈现互为因果的决定关系。

   五是过程要素。过程要素的国家化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国家化的阶段性过程,即在实现国家特定意志的特定历史阶段,国家化是一个包含“整合—回应—调适”并持续进行的过程。二是国家化的长期历史过程,即国家自産生以来,就开始了对社会输入其意志的进程;但在不同历史阶段,国家化的内容不同。这一长期过程,形塑了社会对国家意志的认同,实现了国家对社会的有机整合和国家“整体性”“一致性”的构建。

六是方法要素。在研究方法上,“国家化”强调行为的意义和特徵,但认为行为是在特定制度或结构中发生。特定的制度或结构,赋予行为“累积性”“约束性”特徵。处于特定历史关系中的行为对制度或结构也具有反向作用,既可能是顺应型的行为带来制度的扩张或强化,也可能是抵制性的行为带来制度或结构的冲突和变迁。因此,“国家化”不同于缺乏历史情境关照和现实情境选择的结构主义,也不同于将行动者的过程和行为选择作为分析视角的行为主义,而是以不同历史与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人的行为表现为依据,从中观察其行为模式,解读模式中蕴涵的意义。“国家整合社会”强调国家的行为特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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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国学术》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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