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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军亚:国家化:基于中国国家实践的理论和方法

更新时间:2021-11-23 15:05:12
作者: 陈军亚  
但国家行为也受到社会条件的约束,以及历史情境的影响;“社会回应国家”强调人的行为选择的自主性,但这种选择并不具有过程的随意性和结果上的无限可能性。它发生在特定的关系结构之中,其选择的结果和意义需要在“国家调适”的能动性中得到体现。

   二、作为理论的“国家化”研究维度与命题

   “国家化”是一个从中国国家实践中提炼并将之一般化的理论和方法。它注重三个研究维度,并获得相应的命题。

   (一)历史的维度:国家化的历史起点与进程

   在国家与社会形态、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中,历史的重要性表现在“形态”“关系模式”上所具有的连续性、持久性特徵。即使经历重大危机或转向,可能依然持续存在的历史的生命力,可被称为“历史的韧性”。对于一个拥有悠久且连续的历史实践的中国,历史之于政治学研究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只有从历史维度研究国家化进程,才能在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之间建立关联性,并从关联性中寻找和认识国家从传统形态进入现代形态的过程及路径。也就是说,关注传统国家形态的生成及延续,与关注现代国家的形成同样重要,因为後者是在前一阶段持续影响下累积演进的结果。

   国家化是国家向社会持续输入其意志,在社会中逐渐构建国家“整体性”“一致性”的过程。作为对领土和人民主张其控制权的国家来说,自诞生以来,即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性。它通过摧毁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并依靠其建制权开啓了对社会的再组织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实现了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也获得了超越血缘氏族权力之上的公共权力形态,即国家自身的形态。

   将国家化置于国家成长的历史进程中考察,这一历史维度包含两条路径:一是对历史深度的强调,即国家化的历史条件、起点对国家化进程的影响——人类社会是如何从一个无国家的自然社会进入到有国家的政治社会的?其进入的路径、过程是如何影响国家对社会的渗透与社会对国家的回应的?二是历史阶段差异性的分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有何差异?这些差异如何表现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并影响二者的互动?需要寻找或解释导致阶段差异的某些因素,识别出与“阶段性”相关的某些“断裂”或不持续的条件,并解释国家化的不同结果。

   (二)空间的维度:国家化历史进程的空间差异

   历史是在特定的空间中发生的。从东西方国家的起源看,彼此充满着鲜明的差异性。东方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起源并没有遵循“公共权力的诞生与血缘团体被炸毁”的路径,即它并没有炸毁家庭、家族这个原生母体或与其割裂,而是从这个原生母体中汲取养分,逐渐向其外的领域扩展并形成。

   不仅国家形成的起点存在空间差异,国家诞生後的演进路径也存在明显差异。当西欧还处在漫长的封建主义国家时期,强大贵族控制着地方政治主权,王权国家对地方社会几乎无能为力的同时,被视为“将社会行动改造为理性的有组织行动的特定手段”的现代官僚制早已在秦始皇以来的中国得到充分发展。正是通过官僚制、郡县制的建立,秦始皇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支撑国家起源并成长的家族血缘关系的制约,实现了对家族、贵族等分封性地方权力的限制,加强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制。

   在通往现代国家的道路上,当中国的“皇权”不同程度地隔离于“郡县”以下的基层社会之外时,最先出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西欧,国家在资産阶级与封建贵族争取发展空间的推动下,开啓了进入社会之中的进程:扩张的法院体系向社会灌输国家意志并打破碎片化的习惯法或封地法;完善的徵税机构为国家机构的扩张提供能力保障;标准化的军队为徵税提供有力支持。伸向社会的这“三大触手”,帮助国家获得了“强有力”的权力。但是,推动国家变得“强有力”的资産阶级也对国家的力量保持警惕,其结果是促进了制衡强有力国家的市民社会的成长。因此,进入现代国家阶段,“控制与反控制”“制衡与反制衡”构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导进程。

   然而,历史“各行其道”,造就近代欧洲的关键因素——工业化、资本主义并未在中国发生。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社会,农民是这一社会的主体部分。郡县制在打破地方社会权力对国家权力阻隔的同时,也造就了城乡分离的二元政治格局。郡县城市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广大的农村社会位于这一权力体系之外。高度分散的农民基于血缘、地缘、习俗等自我整合,与国家保持着若有若无的联系。直到20世纪,中国开啓了现代国家建设,面临的仍是一个没有商品和资本等生産要素进入的传统农村社会。时至今日,农民仍然构成中国社会的主体部分。中国的农民社会具有“韧性”特质,深刻影响并伴随着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的进程。

   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在社会结构、组织化程度、组织方式等方面的质的差异,决定了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及二者的互动模式存在根本差异。如果说国家控制与市民社会的反控制主导着西方现代国家形成进程的话,那么,对于中国的国家化进程而言,诞生于血缘关系的扩展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国家具有何种特质?这种特质如何介入、渗透、整合农民社会而进入现代社会?农民社会又以何种行为作出回应?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甚至更具主导性的内容。

   (三)经验的维度:中国国家化进程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处于不同历史条件与发展空间中的中国的国家化,産生了丰富的政治实践,但理论的生産和供给相对于实践的丰富性要贫瘠得多。基于先行现代国家形成路径与模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作为处于这一实践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却并未産生与之相匹配的理论,这些素材的价值更多是体现在对先行模式的验证或对已有理论的注释。鉴于此,国家化研究的中国议题的提问方式或重点,并非是“标准的(或预设的)现代国家”在中国如何形成,而应是“现代中国”如何形成。这二者之间存在研究视角、认识方位的根本差异。前者是由外向内看,即将外部先行者作为参照,遵循“(作为标准的)现代如何—如何转型—如何接近(标准)现代”的思维逻辑;後者则是基于中国内部的经验视角,遵循“传统如何—如何变化—现代如何”的认知顺序。

   古代时期的中国国家形态,人们多以“皇权不下县”加以描述和概括;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无论是横向覆盖还是纵向深入,都存在着丰富的差异性。在有些地方,国家对社会控制程度的差异可能和地方与中央的距离成正比——在地理空间上处于边缘位置的地区,往往也是国家政权的边缘地区,郡县建制并未覆盖,即使是赋税也难以进入地方社会内部,国家权力“悬浮于”村落社会之外。但历史同时也表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程度,也可能和地方与中央的距离成反比。例如,在中国北方的某些地区,虽然同样处于地理上的边缘地带,但因为战争和军事上的重要性,国家建制及军事力量较早进入这一地区。此外,同样处于地理位置和国家政权核心地带的不同区域,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也存在显着的差异。如果从赋税角度观察,国家在华北、东南地区村落社会中有完全不同的运行体系和控制方式。

   从社会的角度看,处于“皇权之外”的中国社会内部也存在着丰富的地方差异性。虽然“家户制度”是中国的基础性制度,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但由于国家整合力量的有限性,社会处在长期的自我演进中,并在演进中形成地方性制度的叠加。在家户制度之上,叠加了区域性的亚制度形态,由此形成了以家户制度为基础的多种区域性制度。例如,华南地区的家户—家族制度,华北地区的家户—村庄制度,西南地区的家户—村寨制度,西北游牧地区的家户—部落制度,西藏地区的家户—庄园制度,等等。这些多样化的制度形态,构成了多样化的社会形态。生活在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农民,其行为表现出多样化的地方属性。

   差异化的地方社会,决定着20世纪中期以後中国国家化进程所面临的不同起点,也为其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议题。一是现代国家意志如何进入一个差异化的地方社会。对于有的区域,国家化的议题可能是通过某种策略或路径在一个“无国家的社会”建立国家意识的问题;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则是国家意志如何更深地介入地方社会的问题。二是面对国家意志的输入,差异化的地方社会以何种方式作出何种回应,二者之间形成何种关系模式。三是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差异化回应做出何种调适,由此産生了何种结果。

   三、作为方法的“国家化”研究范式

   国家化是一种过程。在整合社会的过程中,一方面,国家通过与社会的互动成就了自身形态,即国家建构;另一方面,国家也实现了对社会的整合,将一个离散的、与国家保持松弛联系或者可能存在离散张力的社会,建构成一个在国家政权影响之下的政治共同体,它体现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虽然这两个方面都是国家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但在实际运用上,二者不同程度地存在“范式与场域”之间的张力。国家化的研究范式,是通过认识视角的内在性、解释路径的历史性、研究范式的包容性,来克服二者之间的张力,并获得作为研究范式的一般性意义。

   (一)国家建构:“外在视角”的解释限度

   “国家建构”是国家研究中的经典概念,体现了国家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西方话语体系中,预设了一个通往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的逻辑:先有现代国家的建构,之後才有现代经济的腾飞,然後才有逐步民主化的过程。这一发生在西方特定空间事件上的先後顺序,被赋予观察和解释其他国家的国家建构与民主制度之间的一般性因果逻辑。这种研究范式,在国家建构的议题设置上表现出两种倾向:

   其一,用西欧现代国家形成的动力机制去观察其他国家的建构路径後和成效。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中,这种观察、解释的参照维度得到特别强调。那些对欧洲历史轨迹反思而得出的一些理论视角,如战争与社会动员、财政汲取、官僚机构的扩张、中央权威的增强等西欧现代国家形成的路径,被运用于观察和比较20世纪晚期独立的新兴国家的建设路径。这些国家因无力从社会中提取足够的税收从而增强财政能力,或者因官僚体系在执行政策方面呈现出较弱的自主性,表现出“软弱国家”“失败国家”的特徵。“软弱”“失败”的原因在于,战争频率的降低不需要长期的战略动员,由此也就没有带来国家能力的扩张。福山(Francis Fukuyama)对国家建构问题的特别关注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前提:对“软弱”“失败”的国家而言,如何实现强有力制度的移植是一个既重要又复杂的问题。

   其二,观察和检验其他国家的国家建构与民主化进程的关系,即民主转型问题。李普塞特(S. M. Lipset,1922—2006)将二者的关系概述为现代化将会导致民主制。如同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左派对福山的国家建构理论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立场的批评,二者之间的关系源于欧洲这一地区性的经验。欧洲商业、贸易与国家形成的路径表明:对统治者来说,内部战争动员与经济发展,通常意味着要在动员与参与之间进行取舍。简言之,纳税就要有代表权。遵循这一解释路径的研究,用大衆参与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观察和解释其他地区的国家表现。例如,瓦尔德纳(Waldner)通过比较土耳其、敍利亚、韩国、中国台湾的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得出结论:土耳其、敍利亚由于过早的大衆参与,对经济发展産生了不利影响;韩国、中国台湾经济的成功,在于消解了政治参与和分配压力。

然而,适用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只能得到有限经验的支撑。例如,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之间并无直接关联;它们在统计上的相关性,源于富裕民主国家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因为,贫穷的民主国家更容易崩溃,而类似情况在富裕民主国家较少发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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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国学术》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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