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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仕凯:政治体制能力:一个解释国家治理兴衰的分析框架

更新时间:2021-11-23 08:52:03
作者: 汪仕凯  
因而现代国家的巩固必须取得社会中最重要力量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则需要国家维护社会中最重要力量的基本利益。社会力量对国家的支持,以及国家以保障基本利益的方式对这种支持进行回馈,说明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支持关系,但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以及两者间的相互支持关系,都必须依赖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转才能实现。政治体制其实就是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根本制度安排,而政治体制能力就是起源于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需要。并且,为了满足在国家治理发展过程中不断重塑这种相互支持关系的需要,政治体制能力也必须不断发展。不同的政治体制具有强弱不同的能力,强弱不同的政治体制能力,在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上存在着重大差别。

  

   同古代国家依靠中间势力维持间接统治不同,现代国家是以直接统治为核心特征的。直接统治是和间接统治相对立的统治形态,要实现直接统治就必须将中间势力从统治轨道中排斥出去,建立从中央到基层的垂直管理系统。所谓直接统治就是指,国家不借助中间势力而是由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政权及其组成机构,对社会进行控制和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统治形态,因此现代国家将其统治直接建立在了国民支持或者默认的基础上。直接统治强化了中央权威以及国家对疆域、资源、人口的控制能力,但是为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分离提供了张力。因为,当中间势力被排挤出统治轨道之后,自然就在国家之外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领域,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相互作用下,过去的中间势力连同新兴出现的各种势力,就在相互交融中形成了社会。

  

   虽然直接统治诱发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分离,但是直接统治必须从社会中获得资源从而服务于国家目标,否则直接统治对疆域、人口、资源的强化控制就没有意义,进而直接统治也就没有必要,所以直接统治必然产生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相互联系的要求,从而保障国家能够源源不断地从社会中汲取资源。然而,社会资源不会免费提供给国家,国家当然可以强制性汲取资源,但是存在得不偿失的高风险,因此国家要想比较稳定和有效地从社会中汲取资源,就必须同社会力量进行协商并且以国家掌握的政治资源回馈社会力量。查尔斯·蒂利指出:“转向直接统治使得统治者能通过户籍税、大的征募、人口调查、警察系统和许多其他对小范围的社会生活的入侵来接触他们所控制的市民和资源。但是做到这一点是以普遍的抵制、广泛的讨价还价和市民权利和额外补贴的建立为代价的。”围绕着重要资源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流动而进行的协商过程,将逐渐形成组织、规则、程序等要素,这些要素彼此联系并且同协商过程相互促进,从而发展成为系统性的制度,也就是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

  

   政治体制既要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提供基本保障,又要进一步塑造和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朝着更为广泛协商的方向发展,这就是说政治体制必须有效地运转起来,从而发挥国家与社会之间双向通道的作用。进一步讲,政治体制从其形成之初,就必须在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上发挥作用和取得积极成果,因此政治体制能力是伴随着政治体制同时形成的。如果政治体制不具有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能力,那么现代国家将在社会反抗下难以巩固甚至崩溃,政治体制也将不复存在。政治体制能力形成后,将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持续不断地构建相互支持关系,并且现代国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形成包容吸纳问题、政治整合问题、价值认同问题以及持续发展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将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造成冲击,还将阻碍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重塑,政治体制能力则在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增强。由此可见,政治体制能力起源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同时也在介入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过程中获得发展的动力资源。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政治体制能力在现代国家中的发展并非总是一个连续的积累过程。由于现代国家会在结构性问题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发生社会革命,从而造成现代国家的革命性转变,所以政治体制能力也会伴随现代国家的革命性转变而出现严重衰退或者快速发展。西达·斯考切波对社会革命的分析就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她认为:“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与革命相伴随,并部分地实施革命的是自下而上的阶级反抗……社会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以一种相互强化的方式同时发生。”阶级反抗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长期处在对立状态的产物,在阶级反抗下国家崩溃了,政治体制能力伴随着旧的政治体制瓦解而不复存在,此时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以相互强化的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贯穿在其中的内容就是重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

  

   社会革命虽然打断了政治体制能力积累的过程,但是在社会革命中锻造出来的新政治体制则具有强大的能力。因为社会革命中发生的广泛的阶级反抗以及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释放过往积累下的社会冲突,并且形成了新的阶级关系,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不同社会力量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也发生了位移。与此同时,在社会革命爆发之前不断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也将在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相互强化的根本性变革中得到缓解或者克服,于是很多制约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形成的障碍,就在社会革命的历史洪流中被扫除了。从政治体制能力的角度来看,社会革命无非是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朝着相互支持的方向,进行的强制性重组。在社会革命之后出现的新政治体制,就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并且是以体现和保障这种相互支持关系为基本内容的,所以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就伴随新政治体制而来。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为国家治理打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大凡经历过社会革命洗礼的现代国家都能够实现国家治理的长足进步。

  

   现代国家在其发轫之初具有的政治体制能力不会太强大,这是由现代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支持的范围和深度都比较有限决定的。在现代国家发轫之初,调动资源开展战争从而适应国家竞争的环境,是现代国家主要而且普遍的目标。蒂利指出:“战争和战争准备使得统治者要从拥有必要的战争资源(人力、武器、装备或购买武器装备的钱),但是没有强大压力或者补偿就不愿意交出那些资源的他人那里获取战争手段。主要社会阶级在一个国家内的组织、它们和国家的关系都极大地影响了统治者所采取的榨取资源的策略、他们所遇到的抵抗、所引起的斗争、榨取和斗争造成的持久的组织类型,从而影响资源榨取的效率。”由此可见,主要社会阶级的状况划定了现代国家所需要的政治体制能力的限度,当地主贵族的支持就可以巩固统治时,现代国家并不需要太强的政治体制能力,只有当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新兴社会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挑战现代国家时,增强政治体制能力就成为现代国家紧迫的任务。当然,现代国家并不能总是如愿以偿,社会革命总是不可避免会发生,最终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就以推动现代国家革命性转变的方式被锻造出来。

  

   不同类型的政治体制具有强弱不同的能力。以当今世界各国实行的主要政治体制而言,起源于欧美国家并且在它们推波助澜下扩散到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体制,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社会革命后创立的人民民主体制,是两种类型不同的彼此竞争的政治体制。自由民主体制具有先发优势,在推动欧美国家治理上展现出了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人民民主体制虽然创立的历史并没有自由民主体制的历史长久,但是人民民主体制具有后发优势,同样在推动中国国家治理上表现出了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并且,人民民主体制尚未完全发展成熟,伴随着人民民主体制不断改革和完善,在走向成熟和完全定型之后,将具有更为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进而支撑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

  

   人民民主体制比自由民主体制具有更为强大的能力。无论是人民民主体制还是自由民主体制都是现代民主体制的一种类型,并且都是在经过了社会革命之后得到创立和发展的现代政治体制,但是人民民主体制和自由民主体制所赖以建立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却存在着重大差别。就人民民主体制来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革命中进行了广泛的阶级动员和深入的政治整合,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将不同社会力量塑造成为一个政治实体即人民,进而以人民为基础创建了社会主义国家。林尚立指出:中国民主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人民整体掌握国家权力,“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民民主的内在使命”。由此可见,人民民主体制建立在非常深厚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基础上。并且,在人民民主体制成熟定型之后,它将建构出根基更为深厚、范围更为广泛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因此将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发挥出更为强大的能力。

  

   就自由民主体制而言,不同的社会力量确实在为国家提供支持,但是这些不同的社会力量不可能围绕一个政治主体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相反在政党自由竞争机制的激发下,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和社会力量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始终是同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共存的,所以自由民主体制是建立在比较有限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基础上的。如果考虑到自由民主体制已经在多次挑战中发展成熟,高度制度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程度不同的“制度僵化”甚至“制度衰朽”,那么自由民主体制的能力实际上已经在退化。欧美国家在21世纪初期面临着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挑战,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不断被激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也开始松动和弱化,这些都意味着自由民主体制的能力陷入了严重弱化的危机。

  

   四、制度、行动者与思想:政治体制能力的要素

  

  

   在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过程中,政治体制依靠的绝非是抽象的力量,而是一系列具体的能够在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的要素,正是这些要素赋予政治体制以能力。政治体制能力有着突出的实践特质,它集中概括的是组成政治体制的要素在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上的实践状态和取得的积极成效,所以那些能够以自身的实践过程取得积极成效的要素,就是构成政治体制能力的要素。从现代国家发展的基本经验来看,政治体制能力的要素主要包括制度、行动者和思想。如果这些要素在政治体制中付之阙如,那么就不可能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而且,政治体制能力的强弱,同样取决于这些要素按照特定的逻辑组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各种要素的优势从而共同发挥作用的程度。将制度供给和思想创造融合为一体的组织化的行动者,是可以对政治体制能力产生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因为这种组织化的行动者能够以自身为中心整合其他要素从而形成强大的合力。

  

政治体制本来就是制度体系,并且借由制度体系作为自身的存在形态,因此制度是政治体制能力最基本的要素。构成政治体制的制度同经济与社会生活中运行的制度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可以是非正式的习惯或者行为模式,也可以是效力范围有限的正式规则,但是构成政治体制的制度则必须是正式的、稳定的、普遍有效的规则、程序和规范,现代国家的法律是它们的载体。因为政治体制是用于配置、调控、操作国家权力的安排,而国家权力则掌握着丰富的资源、有着巨大的能量、进行着广泛的活动,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所以必须只有正式的、稳定的、普遍有效的规则、程序和规范才能同国家权力匹配。现代国家的发展对于制度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越是成熟的现代国家越是要求发达的制度体系。塞缪尔·亨廷顿就以制度化水平作为判断政治发达与否的基本标尺,他认为政治发达的国家必须形成具有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性的制度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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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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