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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建波: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论与实践的百年探索

更新时间:2021-11-20 14:08:20
作者: 罗建波  

  

   内容提要:政党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党的伟大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线。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着眼推动民族独立和复兴、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这条主线,不断推进与外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往与合作。中国特色政党外交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渊源,以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价值取向,以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党的自身建设为属性定位,以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和新型政党关系的精神为根本遵循,以国际统一战线和伙伴关系为战略思维方法,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努力方向,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趋势的理论体系;在实践层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即必须准确判断时代主题,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弘扬独立自主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差异问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还需注重以政党形象引领国家形象塑造,以政党治理对话推进全球治理合作,以政党经验交流推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关 键 词:政党外交  中国共产党  新型政党关系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政党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党的伟大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线。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始终把中国的前途命运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联系在一起,通过对外交流与合作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中国共产党更是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践行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责任,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因而有了新的追求目标和时代价值。站在新时代、新方位,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合作的历史脉络和演进逻辑,全面总结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对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对于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发展和进步有着重要意义。

   一、分析的维度与视野

   外交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内涵外延有大小之别。狭义的外交强调的是一国政府以和平方式落实和执行对外政策的行为,外交关系自然也是“各独立国家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①随着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政党成为组织国家政权和影响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政治力量,政党的影响广泛渗透到国家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通过政党外交增进国家利益,促进政党自身发展,成为现代政党的普遍选择。所谓政党外交,就是一国政党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国家关系而与他国政党及政党组织进行的交往与联系。政党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国家对外交往与合作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执政党,政党外交为推动国家独立和建设、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建党之始就有国际性的视野和联系。一百年来,随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壮大,以及世界政党政治和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理论和实践不断趋于成熟。一是政党外交理论不断创新,从早期对独立自主的艰辛探索,到20世纪80年代完整提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发展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二是政党外交的对象不断拓展,从最初的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发展到与发达国家社会党、保守党和广大民族主义政党及政治组织的交流与合作;三是政党外交的内涵不断丰富,从最初局限于政治关系拓展到经验交流、能力培训、形象塑造、以政促经等全方位合作关系;四是交往方式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多边相互促进,特别是一系列双多边政党对话机制得到巩固和发展,为政党关系行稳致远搭建了坚实的平台。一百年来,政党外交的格局和视野不断提升,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交往方式不断创新,逐步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新格局。

   就中国共产党而言,政党外交的中国特色是什么?其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一开始就有着远大的世界理想,有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据此探索党际交往合作的发展规律;其二,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始终秉持中国仁人志士“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世界理想,讲信修睦、兼爱非攻的政治哲学,和而不同、立己达人的处世之道,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道德操守,在对外工作中始终注重展现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个性,注重向国际社会贡献中国人民的智慧和观念;其三,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创新型政党,始终依据时代主题的变迁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提出一系列既有中国智慧又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政党交往原则,强调各党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在此基础上实现各方求同存异和互学互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自然有大国大党的样子,自然有着一般政党难以企及的大格局、大思维、大远见。

   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需要有大历史视野。从500年世界社会主义漫长历史来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世界意义,可以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巨大意义,以及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对于人类历史进步的特殊价值;从180年近代以来中国艰辛历史来认识中国共产党肩负的民族使命,可以系统把握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实现独立和发展的伟大贡献,以及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赢得的宝贵支持;从40余年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巨大发展来认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角色,可以全面理解中国巨大发展对于世界发展的特殊贡献,以及新时代中国政党外交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殊价值。从大历史视野把握中国的历史方位和世界坐标,方能深刻认识中国特色政党外交肩负的特殊使命和责任。

   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需要有大外交格局。在国内国际因素高度联动、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外交内涵更加丰富,涉及领域和议题更加宽泛,内外因素相互关联更加复杂,日益呈现出“大外交”局面,日益具有“总体外交”的新特点。中国外交注重有效统筹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共同参与对外工作,有效统筹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境、海洋等各领域的对外合作,从而实现外交资源跨部门、跨领域、跨内外的有机联动,形成上下一条心、全国一盘棋,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政党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外交大局、增进国家利益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需要有现代政党政治思维。过去几十年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政党关系已经由苏联共产党主导的“父子党”关系演变为基于平等国家关系基础上的党际关系,政党外交由包办、代替政府外交演变为服务、促进国家总体外交。亚非拉民族国家在实现政治独立后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普遍采取了现代政党政治模式,通过党际关系促进国家关系成为它们寻求国家发展和复兴的重要途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也不再局限于“选举党”或“议会党”,逐步重视开展国际交往,通过组建社会党国际、自由党国际、国际民主联盟等资产阶级政党国际组织以加强横向合作,捍卫共同的价值理念,同时不同程度地参与国家的外交活动,为国家间关系的发展起到必要的推动作用。就中国而言,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特别是国家建设全面展开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角色发生了显著变化,政党外交更多着眼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着眼通过政党合作推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开展,正是在充分把握中国和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大势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调整政党外交的原则和方式,由此显著推动了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不断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发展演进的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共产党始终着眼推动民族独立和复兴、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这条主线,不断推进与外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往与合作。党的对外工作由此实现了四次大的历史飞跃,即1921-1949年的早期探索;1949-1978年的发展与曲折;1979-2012年的转型与拓展;2013年至今的全面提升。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是中国近代以来追求民族独立和复兴进程的一部分,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启复兴进程的光辉篇章。

   (一)1921-1949年的早期探索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就具有突出的国际性。在共产国际与俄共(布)的支持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在1922年中共二大后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通过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联系,为党的发展获得了宝贵的理论支持和现实帮助,同时拓展了自身的国际主义视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遵义会议后更是强调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1943年5月,中共中央就共产国际解散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②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开始超越共产国际的范畴,有了更为广泛的视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借助对外联系打破国民党政府的封锁,让国际社会正确了解中国共产党,同时建立和巩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争取国内外友好人士对敌后抗日运动的支持。党中央先后接待了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以及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一行。其中,为接待美军观察组,1944年5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委外事组,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确立了以“政治上平等”为主要内容的接待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外交理论、培养外交人才的新起点。1944年8月,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当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③延安时期的对外交往正面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客观了解,同时有助于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早期探索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工作奠定了必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1949-1978年的发展与曲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的对外工作开始全面发展。当时面临最为重要的外交任务有二:一是为新中国争取必要的外交承认,打破外部势力的敌视和封锁;二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尽快实现国家的自立自强。在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下,中共中央实施了“一边倒”外交方针,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政党外交也自然重在发展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关系,同时有选择地开展了同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党和左翼进步组织的联系。1951年1月,中共中央成立对外联络部,以加强同各国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联系,王稼祥同志出任中联部首任部长。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外交往,在短期内为新生的人民中国赢得了必要的外交承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争取到了宝贵的外部支持,同时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时,来自56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到会祝贺。④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说:“我们并没有孤立的感觉……他们走了很长的路程来到我国,以崇高的友谊参加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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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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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亚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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