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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锋杰:现代文论史研究的“三维空间”说

更新时间:2021-11-20 13:51:42
作者: 刘锋杰  

   内容提要:现代文论史一直以“新文学”作家出身的理论家与批评家作为研究对象,忽略了在同一时空中从事古代文论与外国文论研究的两类学者,这是值得反思的。现代文论史应由新兴文论、古代文论研究、译介文论研究三维构成,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的“文论现代性”及“古今文论转换”等命题,并揭示现代文论正是在“内生外缘”的双重影响下走出了自己的理论生成之路。

   关 键 词:现代文论  三维空间  内生外缘

  

   长期以来,现代文论研究是仿照现代文学研究的,只将从事“新文学”创作的作家与批评家、文论家作为研究对象。现代文学史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来领衔布阵,现代文论史也以鲁迅、周作人、茅盾、梁实秋、李健吾、胡风来领衔布阵。同时代那些从事古代文论、译介文论研究的众多学者被忽略,无缘进入现代文论史,或进入了也仅仅占据次要的补充位置。这使现代文论史的论述空间极其狭小,不符合丰富复杂的史实。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随之而来的则是为古代文论与译介文论研究进入现代文论史提供必要的说明与路径。这不仅可以改写现代文论史的构成,由新兴文论一维拓展至兼融古代文论与译介文论研究二维,形成现代文论史的三维论述空间;同时,后二者的加入也会改变由“新文学”视角形成的单一评价局面,从而在三维空间中产生交互评价,使得从事古代文论或译介文论研究的学者堂堂正正地获得现代文论史地位,承认他们的创新性丝毫不亚于新兴文论家们。

   一、现代文论史不应只有“新兴文论”一维

   现代文论史一维空间的形成与其依附现代文学史紧密相关。“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不同于“古代文学”,前者是学科概念而非时间概念,故其所说的“现代”仅指处于“现代”时期的“新文学”创作,不包括在此一时期里其他的创作活动,如文言的旧体诗词写作等。但“古代文学”概念不同,它既是一个学科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以时间性统摄学科性,用朝代划分文学分期,在分期内不分文体、新旧、雅俗而平等对待不同创作样式。如“唐代文学”内既收散文、诗歌,也收传奇,还收敦煌曲子词,不以文体作取舍;“明代文学”内既收散文、诗词,也收话本、戏曲,不以雅俗作取舍。但“现代文学”不同,它只收以白话创作的“新文学”作品,不收以文言创作的“旧诗词”,导致容量偏窄。殊不知这些旧诗词全面感应与表现整个现代时期所发生的家国大事,抒写诗人在这个时期的心路历程与生命样式,甚至敢于记录“新文学”作家不敢记录的历史事件。忽略旧诗词入史会导致“现代文学”面貌不完整,甚或关涉现代文学精神品质之丰润。现代文学研究者正在试图弥补这一缺憾。我认同这种观点:放弃“现代文学”的学科概念属性而使之时间化,这样才能有大的起色。如此,则现代文学史不仅包括白话文学作品,也包括文言作品——可引入旧诗词,甚至也可引入此一时期出现的文言小说或笔记。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2000年前后提出“民国文学”概念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

   不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虽然重视了时间性,有联接“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功,意在打破“现代文学”概念的政治单一性,建构文学审美论的文学史观,但没有真正解构“现代文学”的原有学科属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仍然只是“现代文学”概念的审美化表述,它坚持“现代文学”学科所认定的文体标准,从新角度讲述了“现代文学”学科遴选范围内的文学故事,只在数目详略上有所改变而已。如强调:“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未尝出现过像本世纪这样激烈的‘形式大换班’,以前那种‘递增并存’式的兴衰变化被不妥协的‘形式革命’所代替。古典诗、词、曲、文一下子失去了文学的正宗地位,文言小说基本消亡了,话剧、报告文学、散文诗、现代短篇小说这样一些全新的文体则是前所未见的”,所以是一场从“古代中国文学”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全面转型。①这种说法虽然意识到了“断裂”中也有联系,不过所指是精神上的而非文体上的,且认为精神联系只能发生在新文体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上,并不承认旧文体既具有继承传统文化精神又具有面对新时代问题的感应与表现能力。这种仅从话语形式上辨识文学的古今转变,不仅使“古典诗、词、曲、文”失去文学的正宗地位,而且失去被写进现代文学史的资格。三位作者在1985年撰写此文时,以他们所学现代文学专业来看,均出自王瑶门下,必然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为学习对象与范围,还很难深入理解旧诗词创作。那时,就连很多现代著名作家张爱玲、金庸等人都没有正式进入现代文学史,怎么会考虑让身份极其复杂的旧诗词作家进入现代文学史呢?钱理群在2011年出版与他人合编的《二十世纪诗词注评》,开始关注旧诗词。此时亦有不少关于旧诗词入史问题的讨论,可惜意见不统一。②钱理群撰写了长篇序文,提出旧诗词是“一个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却没就入史的审美标准与具体路径等问题发表意见。旧诗词入史牵涉到“现代文学”作为学科概念的存亡,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将会重新定义,事关重大,人们往往不愿遽下判断。现代文学史至今不收旧诗词,是主张入史的力量远远小于反对入史的力量所致,同时,也是不知道怎么将旧诗词领入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困境造成的。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的“民国文学”概念,缓解了“现代文学”与旧诗词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学者指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提出,有效地解决了所谓新文学和旧文学、雅文学和俗文学等的兼容问题。比如,在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等人的通俗小说创作、旧体诗词创作是文学史发展过程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和所谓的雅文学、白话新诗的创作,好像飞鸟的两只翅膀一样,只有双翼舞动才能形成一种相互协调、共同支撑的良好局面。我们如果严格地在现代性的结构框架中,寻求文学的现代化,狭隘地划定文学史的边界范围,那么,这些文学现象是不能够顺理成章地进入现代文学史教材的。”③如果全面地承认这一点,又提出“共和国文学”,这就完全接上了“古代文学”的时间命名属性。这样的话,如果还保留“现代文学”称谓,但将其视为时间概念,现代文学史所包容的对象就会极大地拓展开来,大体可包括白话体作品、旧体诗词、其他文言创作、影视剧本、流行歌词等。同时,也必然产生价值重估,如一些新诗人在原来的文学史上地位较高,一旦引入旧诗词、歌词以后,他们的地位就有可能下降,要让位于更优秀的旧体诗词、歌词作者。

   依此而言,原来以“现代文学”学科概念而定性的现代文论史也应做出调整。如果将现代文论视为开始于晚清而至今还在发展中的所有文论实践,那么,现代文论史将会极大扩容。同时,将现代文论史作为某一段时间内的文论实践史来看,也有一个与外来文论的对话交流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将翻译成中文的外来文论直接纳入中国现代文论史,但那些翻译外来文论而留下的译介研究,却应成为现代文论史的一部分,它们可能深度地影响了现代文论的发展与性质。

   因此,现代文论史不应只有以白话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批评与理论即“新兴文论”一维,同时应有以古代文论为研究对象的“古代文论研究”一维,还应有以翻译外来文论而形成的“译介文论研究”一维,现代文论不是新兴文论的“一维空间”,而是同时兼容古代文论研究与译介文论研究的“三维空间”。下文,我想谈谈古代文论研究与翻译文论研究在现代文论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二、现代文论史的“古代文论研究”维度

   将古代文论研究纳入现代文论史不是一个应该慎入的问题,而是一个急入的问题。邀请它的加入,不仅因为它属于现代时期的文论思考,也在于它的加入将使现代文论面貌焕然一新,这不仅是材料上的新,也是体系上、观念上的新。现代文论史上的古代文论研究是指针对古代文论史上的问题所进行的专题研究,尤其是新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众多著作,集中体现了古代文论研究达到的学术高度。近年来,古代文论研究界已经对这些成果进行了深入反思与总结,④讨论了它们与现代文论的重要关联,说明它们是在现代视野中所进行的古代文论分析,虽然不能说就是现代文论的同义语,却完全可以看出它们的理论取向是现代的。在古今对话中形成的文论观既包含古人智慧,也包含今人智慧,既返回古代文论的原典以求历史的真谛,也体现现代文论的原理以求文论的新知,这为现代文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内容,甚至提供了超越时兴文论观的更为深邃的理论见识。

   朱自清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编写的评价,鲜明地点出了从传统“诗文评”到现代“文学批评”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外来意念”与“我们的材料”结合的过程,但也是返回中国古代语境完成恰当评价的过程,这种西化与中国化构成的占有、冲突及调适,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得以成立的学术依据,同时也证明其处于现代文论史的发展脉络中。他指出:“‘文学批评’原是外来的意念,我们的诗文评虽与文学批评相当,却有它自己的发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就难在将这两样比较得恰到好处,教我们能以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诗文评里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这是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是第一步。还得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按这方向走,才能将我们的材料跟那外来意念打成一片,才能处处抓住要领;抓住要领以后,才值得详细探索起去。”⑤这表明三点:其一,建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现代认识的产物。“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却得等到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这时候人们对文学取了严肃的态度,因而对文学批评也取了郑重的态度,这就提高了在中国的文学批评——诗文评的地位。”⑥在中国传统中,诗文评排在“经、史、子、集”这个序列的集部之尾,是不受重视的,引进西方文学批评概念后才使诗文评独立出来,与其他部门平起平坐。其二,发挥文学批评的选择权,将诗文评中非文学的构成部分清理出去,建构符合现代意义的文学批评史。其三,坚持“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的阐释原则,以免用现代的文学批评概念取消古人文论的独特性,所以朱自清对使用“纯文学”与“杂文学”概念来写批评史持谨慎态度,“以纯文学、杂文学的观念介乎其间,反多一番纠葛”,⑦认为“并不是现代的套子,随意就可以套在史实上”。⑧他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从“纯文学”的角度看,经史子集不算文学,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经史子集都可以算是文学。经史子集堆积得那么多,文士们都钻在里面讨生活,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为文学,当然集部的文学性也许更大些”。⑨这是指出,简单地套用文学批评概念去看古人,会忽略古代文学概念的特殊性与丰富性。由此可知,古代文论研究一方面是返回古代的知识考察,一方面是体现现代意识的文论建构。从后一方面看,古代文论研究当然属于现代文论史;即使从前一方面看,也是间接地属于现代文论史。由研究古代概念可达成与现代概念之对话,那不也属于现代文论史吗?

   一旦转变了观念,将古代文论研究纳入现代文论史,就会发现古代文论研究确实是现代文论之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不妨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梁启超1902年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主张文学与政治结合而启发民智,影响社会。“五四”以后,他的文学观发生变化,倡导情感说,发表《情圣杜甫》《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文,在后一文中,他将中国韵文史上的情感表现划分为六大类:奔进的表情法,回荡的表情法,蕴藉的表情法,象征派的表情法,浪漫派的表情法,写实派的表情法。前三类说法纯粹是中国式的,后三类取自西方分类,与黑格尔关于艺术史的“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划分相关。他自述写作宗旨:“我讲这篇的目的,是希望诸君把我所讲的做基础,拿来和西洋文学比较,看看我们的情感,比人家谁丰富谁寒俭?谁浓挚谁浅薄?谁高远谁卑近?我们文学家表示情感的方法,缺乏的是那几种?先要知道自己民族的短处去补救他,才配说发挥民族的长处。”⑩梁启超当然相信中国的表情方法更丰富。从研究对象言,这是一篇属于古代文学研究的论文,但从它所呈现的“六大表情法”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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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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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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