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述卓：国家话语与新中国文学的特征
这种合力构成的国家话语的各元素之间，当然存在相互牵制、相互补台以及相互协商对话的关系，这可以看作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进行国家治理的一种手段。正是这种多重的相互关系，使新中国文艺虽然呈现出起伏和曲折的发展形态，总体上却是螺旋式前进与发展的。比如“双百”方针，它并非一个临时政策，而是一个长期的指导方针，在文艺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起到调控作用，在政策过紧或过“左”的时候，对“双百”方针的强调往往会给文艺“松绑”。1961年，周恩来与陈毅关于文艺工作以及知识分子的讲话，其背后的指导方针就是“双百”方针。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的祝词以及会后形成的文艺新“二为”，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就是对1949年以来形成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修正与突破，使文艺在改革开放时期迎来又一个春天。90年代，中央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艺政策，并进行文艺体制方面的改革，就是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文艺工作者的文艺实践，让国家话语与社会、与文艺创作主体进行对话和协商的结果。因此，国家话语作为一种信息流是与时俱进的，呈现出流动和变化的状态。文艺会根据国家话语的变动做出反应，国家话语也会根据文艺机构和创作主体的信息反馈进行调整，以适应文艺的发展，两者之间可以形成良好的循环关系。
基于上述对国家话语的理解去看新中国文学对国家话语的反应与反馈，就可以触摸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并由此探索其发展的显著特征。
第一，新中国文学具有与时代同步的鲜明色彩，始终和着时代的脉搏与节奏行进。“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⑤这体现出中国古代文人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理论自觉，也构成了中国文学用于世、合于时的优秀传统。从一开始，新中国文学就具有十分强烈的时代意识和使命意识。周恩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在回顾总结三年解放战争过程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后，要求全体文艺工作者一定不要忘记表现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又在报告的第四部分提出了改造旧文艺的问题。郭沫若在总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中，也提出新中国文艺今后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基本方针，充分吸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宝贵经验，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⑥。人民的文艺就是要反映新时代的人民和人民军队的奋斗历程和现实生活，因此，在对旧戏进行改造的同时，在1953-1961年间出版了许多反映人民参加土地改革、社会主义合作化和城市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品，以及反映人民军队和革命者英雄气概的作品，如《保卫延安》《红旗谱》《红日》《林海雪原》《上海的早晨》《三家巷》《美丽的南方》《创业史》，当时还诞生了《青春之歌》，描绘青年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投身革命、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不断克服自身的小资产阶级弱点、最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历程。它们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十年里最鼓舞人心的作品，现在看来，有的也可以成为文学经典。这些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印记，是文学工作者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主动呼应国家话语而进行的精神创造。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它们中的某些人物也有脸谱化倾向，也有个别图解政策或观念的作品，但大多数作品中的人物和题材并非“千人一面”，也不是简单的政策诠释和时代精神的“传声筒”。
在1978年到1988年的十年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风起云涌，备受社会关注。这是文学急切地回应时代呼声、追赶国际文学的脚步并表现出鲜明时代特征的十年。《班主任》反映出中国社会走到历史转折时期、而人的思维依然处于自我禁锢之中的困惑，小说中的人物如谢慧敏在读者中引起了极大共鸣，成为那个时代的符号。《乔厂长上任记》讲述改革家乔光朴拨乱反正、大胆改革的故事，契合变革时代人们渴望改革、渴望改善工厂面貌和生活水平的社会心理。《沉重的翅膀》深入描绘了国家重工业部门下属的大型企业的改革矛盾，表现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后遭遇的困难。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对身体、思想与灵魂做出反思。《爸爸爸》《古船》《红高粱》等作品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进行寻根的探究式书写，其叙事风格与半写实半魔幻的现代手法，开启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先声。此时的文学依托的是改革开放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国家意志。这一时期，文学与政治关系甚为微妙，文学想要摆脱过去为政治服务的束缚，但创作的惯性又使其以另一种方式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服务、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并与时代合拍。与新中国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直接呼应中央政策和各时期工作任务不同，这一时期的文学呼应的国家文艺话语，是中央1979年对新“二为”方向以及对“发扬艺术民主”、对创作“不要横加干涉”的表述，可以说，国家话语此时影响文艺的方式并不是直接号召式的或政策性的，而是靠提供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思想解放的动力来实现治理。国家话语的合力作用于文学，这一时期文学发展得益最多、最为兴盛。通过这十年的文学，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新时期思想文化的激荡，以及创作者对国计民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予以高度关注的创作激情。
英国社会学家约翰·B.汤普森认为：“象征形式或象征体系本身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它们是不是意识形态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取决于它们在具体社会背景下被使用和被理解的方式。”⑦国家意志的象征形式体现为意识形态作用于文学，也是靠作家们去理解并进行审美转换之后实现的。时代与国家的进步既是意识形态的，又化为老百姓的具体生活，作家只有感受社会生活的变化和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具体感受到国家意志的作用。因此，《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永远有多远》《长恨歌》《人世间》所描绘的平民生活里，照样有着时代之光的折射，有着意识形态的贯串。进入新时代，正如习近平在阐述时代与文学关系时所指出的，“13亿多人民正上演着波澜壮阔的活剧，国家蓬勃发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欢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充满着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展现出色彩斑斓的画面”⑧。人民的奋斗、人民的创造和人民的生活就是国家意志的具体化，文学反映它们，就是与时代同行、与时代共舞。还有中国文学中最贴近时代、最迅速反映时代重大事件的报告文学，从20世纪50年代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新时期的《哥德巴赫猜想》到《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再到《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第76天》等等，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成为新中国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⑨新中国文学的时代性伴随着国家的发展，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奋斗，到21世纪的精准扶贫、实现小康社会，留下许多浓墨重彩的篇章，凸显出社会主义文艺的时代品性。
第二，新中国文学的创作方式以现实主义为主，构建起具有现代意义的现实主义叙事传统。新中国文学一开始就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政策依据和创作指南，1953年的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立为创作与批评的最高准则。这一明确的意见，缘于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包括苏联文艺理论的翻译与传播。1933年至1940年，瞿秋白、周扬、胡风、孔罗荪等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典型问题的论述有所介绍和讨论，其中以瞿秋白的《马克斯(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和周扬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二文最为著名。瞿秋白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并对典型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恩格斯“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就是要写出“典型化的个性”和“个性化的典型”⑩。周扬全面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了真实性的意义，认为“真实性——是一切大艺术作品所不能缺少的前提”(11)，他还就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的关系作了阐述，强调了艺术的特殊性。到1951年，周扬依然强调译介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的苏联文艺，他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是中国人民和广大知识青年的最有益的精神食粮，我们今后还要加强翻译介绍的工作。”(12)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文学思想方面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奉为最高准则是顺理成章的。1953年到1956年，报刊上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很多，“这些讨论拓宽了知识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认识，使这一创作方法很快在新中国的文艺领域生根，成为整合文学知识和历史线索的基本出发点”(13)。五六十年代，围绕“写真实”和“现实主义道路”问题展开过多次争论，并引发了一些文艺批判运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学创作方法，而且成为新中国文学的国家话语，代表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制约与影响着文学的发展。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发争议到对“写真实”的批判，从“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提出到对“写中间人物”的批判、对“现实主义深化”论的讨论，现实主义在磕磕碰碰中发展，靠着作家们的领悟，大量现实主义作品出版并产生良好影响，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也出现了《茶馆》《红豆》《百合花》等作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学界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召唤下，开始拨乱反正，从思想上清理“左倾”的错误，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主要体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美术界的“85新潮”、文学界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介绍和文艺理论方法论热的兴起，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才开始成为文艺界追随的潮流，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成为作家效仿的对象。一段时间里，现实主义的创作被视为老套、落后。即使如此《平凡的世界》《人生》《浮躁》《穆斯林的葬礼》等作品依然是文学界的中坚。90年代，经过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学习、摹仿与吸收，不少作家从本土文化和自身的创作经验出发，在融合西方文学创作观念和手法的基础上，创作出既具有中国本土特点又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现实主义作品，如《白鹿原》《尘埃落定》《秦腔》《蛙》等。进入21世纪，不少原来属于“先锋文学”阵营的作家开始向现实主义回归，现实主义在与西方文学的碰撞与融合中获得重生，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当代文学七十年的发展，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经历过起伏波动，可以说是在无数争议中坚守与发展着的，也是在不少人想要规避却最后又不得不回归的过程中再度崛起的。”(14)现实主义甚至一度以反现实的表象出现(如20世纪的先锋文学)，但结果反而是“拓宽了现实主义的表现空间”，具有了现代意义的叙事手法，呈现出“现实主义无处不在”(15)的局面。
这种文学传统也体现在主流文学奖项上。从1982年到2019年，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共46部，其中大部分呈现出现实主义的面目，尤其是2019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更是体现现实主义回归的一批代表性成果的集中展示。茅盾文学奖评奖的机制体现了国家话语、专家话语、民间话语的相互协商、相互统一，它在文学导向上偏重现实主义也在情理之中，而从作家和读者的理解、接受程度上看，现实主义占据主流也并不违反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总体而言，新中国文学的主潮还是现实主义，并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现代意义的现实主义叙事传统(16)。(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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