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道游仙最投入的人群自然数道教徒。如果把他们与帝王、士人作一比较的话，帝王在游仙中注入的通常是欲望，追求永恒的权力和享受；士人在游仙中更多注入的是理想，追求对社会现实的疏离和个体生命的超越；道教徒在游仙中注入的则是绝对的虔信与遵从，以求得长生不死和羽化登仙的最终实现，这决定了他们的游仙活动相对而言是一种比较纯粹的宗教行为。

　　 前面说过，道教的核心信仰源自古老的宗教观念，为这种信仰服务的仪式与方法又多从原始巫术演化而来，故实践这些仪式与方法的道教徒身上不免带有巫师狂迷的基因。在狂热地掀煽游仙热潮，向帝王兜售不死之药，向士人传授修炼之术同时，他们自己更沉迷于这个虚幻的世界，一方面调动传统文化的各方面积累，将神仙学说和游仙理论扩张成无所不包的庞大体系，以寄托自己膨胀的信仰；另一方面通过对各种方术的神秘体验，将生理或心理上的收效验证成超神入化的境界，从而得到修炼精进的陶醉。因此他们的游仙可称作是这种宗教沉迷的实践形态。

　　 洞天福地话访仙

　　 道教徒的前身是秦汉间方士，故其游仙最早也可上溯到那些方士的活动。相关情况，通过《史记·封禅书》可以见到一些。只是因司马迁意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叙述重点多在朝廷政治而不在奇谈异术，间或记方士的事迹，也只为揭露帝王的沉迷，而备载其如何向后者兜售其术。当然，这并不能导出这样一个结论，似乎方士们仅仅是为帝王而非自己竭尽蛊惑煽动之能事的，事实是，依当时的神仙观念，再揆之以人皆乐生的情理，既然神仙可以升遐与天地同在，人可以通过一定的法术修炼成仙，那么通晓其术的方士是最不愿轻易错过任何长生的机会的。在这方面，传说中方仙道人因修形解销化术而尽成仙人，已透露了些许消息。

　　 尽管后人无法知道这类游仙的详情，但从仅有的史料记载，可窥见其遗留给后世道教徒游仙模式的大致轮廓。具体地说，有所谓访仙与修仙两途。访仙首先要有仙可访，这就意味着凡构成神仙信仰的诸要素，如仙人、仙境和仙药的存在是必须的先决条件。故此，方士们最先构造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神仙系统：有玉宇琼楼、流金泻银的仙境，有高蹈霞外、丰姿绰约的仙人，还有灵芝琼草、金液玉丹之类的仙药。最典型的就是所谓海外三岛十洲，乘船出海，到那些仙境去寻访仙人祈求仙药，可以说构成了后世道教徒游仙的基本雏形；而随着入海的方士一去不还，许多方士还争相跟进，这些人也就构成了后世道教徒沉迷仙道的先驱。

　　 但这种海外仙境毕竟虚无缥缈，作为神仙信仰的象征，只具有彼岸的意味，方士们知道，要真正让人践行这种信仰，还必须将其在尘世中落实下来。换言之，需要将仙境移植到现实中来。此前论述神仙观念的起源，已指出仙与山的密切关系。升天成仙在以后演变成入山成仙，就是神仙思想现世化的一种表现。以此为基础，方士们再进一步由入山成仙衍化出仙人居山，从而很稳实地将仙境落实到了尘世，带入了人间。深山人迹罕至，幽谷云雾缭绕，在人们心目中本就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将其改造成人间仙境是最容易也最适宜不过了。并且，这种将海外仙境移植到尘世中的山谷，因有神仙观念的历史承传及人对自然环境的切身感受，对方士们来说也最不费力，最足以取信于人。

　　 这番移植具体通过怎样的途径完成，由于史料缺乏，今人不得而知。只知道后世流传的成仙故事许多都离不开山，如《列仙传》说王子乔本是周灵王太子，后由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隐修三十余年后成仙，乘白鹤驻于山岭。《神仙传》说赤松子本是牧童，也由道士带至金华山石室，修炼四十余年，服松脂、茯苓，活到五百岁。上述神仙传记多成书于魏晋六朝，但那种故事模式源自更早，从中可以推测方士是借着仙话的编织创造了人间仙境的。而在向人指出切实的访仙之路的同时，他们也使自己的宗教热情最终得以有所投托。

　　 最先成为人们神往的仙山大概要算五岳。基于古老的五行思想和山神崇拜，早在上古三代，中国人就有“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祭祀制度，天子巡狩五岳修五礼[1]，是国家大事，一时重典。这种由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演化而来的山川祭祀，赋予了五岳某种神秘的色彩，天子的巡狩更使之获得不同寻常的显赫地位。把仙境置于这些名山，称东岳泰山乃天帝之孙、群灵之府，西岳华山是黄庐子真人得道之所，南岳衡山是太处真人得道之所，北岳恒山是长桑公真人得道之所，中岳嵩山是寇谦之真人得道之所，可谓源渊有自，顺理成章。[2]故在道教形成的东汉后期，就出现了一些关于方士访仙五岳的记载。如王真称自己“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绝房室”。想来他之访仙，主要致力于修道之术的搜求，所以年近百岁，“视之面有光泽，似未五十者”。鲁女生“初饵胡麻及术，绝谷八十余年，日少壮，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麞鹿”，后至嵩山采药，遇一女子，自称“三天太上侍官”，授他《五岳真形图》。时陇西封君达，因常乘青牛而号“青牛道士”或“青牛师”，“初服黄连五十余年，入鸟举山，服水银百余年，还乡里，如二十许者”，听说鲁得了《五岳真形图》，连年请求授图，可见该图在求仙者心中的分量。这两个方士本都靠服饵得长寿，但未能成仙。从仙女授图“并告其施行”这点来看，该图所载当是一些入山访仙的方法。后鲁女生藉此“道成，一旦与知友故人别，云入华山。去后五十年，先相识者逢女生华山庙前，乘白鹿，从玉女三十人，并令谢其乡里亲故人也”。而封君达只好入玄丘山继续修道。[3]

　　 道教创立后，其他名山作为道派发祥地也渐被神化，成了访仙的圣地，其间神化与哄抬的工作皆是这批虔诚的道教徒干的。就拿青城山来说，它是连峰接岫的岷山第一峰，又名天谷山，后山为鹤鸣山。据道书记载，道教创始人张道陵曾“入嵩高山石室，隐斋九年”，后“周流五岳”，游至鹤鸣山，结庐修道，传五斗米道。[4]从此这里就产生了有关教祖的仙话，说山中石鹤鸣则仙人出，张道陵居山即有鹤鸣，后果真白日飞升，羽化登仙。山中还另有天师池及其手植银杏树、降魔的掷笔槽、试剑石等遗迹，而常道观内的天师洞则是其修炼之处。由此整座青城山在日后被附会成仙人栖居的仙境，黄帝时“积火自烧，随烟上下”的宁封子就栖于此山北岩上，黄帝曾向他求问飞升之术，并筑坛拜为“五岳丈人”，后称“青城丈人”，晋造丈人观，据说即为其修炼之所，宋时更赐名为“会庆建福宫”。见过东海三为桑田的麻姑也曾在此隐居，山上因此有麻姑洞，仙人李阿世称“李八百”，更是常游此山。[5]所以，后世道教徒纷至沓来，到山中访仙学道。十六国时，蜀地道教领袖范长生就在山中“岩居穴处，求道养志”[6]，长生观相传就是他得道之处，观内古楠树即其亲手所植。唐孙思邈、杜光庭也曾在此隐居，后者修真处就在上清宫，那里还有他悠游的白云溪和读书台。此外，山上还建有大小宫观无数，较著者有朝阳洞、祖师殿、玉清宫。道教徒入得山中，真好像踏进洞府，访仙之想油然而生。其实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张道陵本人，是他怂恿门人故神其事的虚饰和浮夸。

　　 魏晋后五斗米道从北方传入江南，由民间渗透到上层社会，由于能迎合士族需要而风靡一时。在这一道教史上相当重要的时期，南方道教世家相对集中的丹阳、吴郡一带，原称句曲山、也包括良常山和地肺山的茅山，经道教徒的哄抬传扬也成为圣地。茅山的仙话也颇丰富，传西汉景帝时茅盈与弟茅固、茅衷修道成仙，号“三茅真君”，留治句曲山。《茅山志》记三人乘白鹤来治此山，以鹤集处分为大中小三茅峰，因改山名为三茅，简称茅山。后人在山顶建起九霄万福宫，也称顶宫，就是供祀“三茅真君”的。过了三百多年，女仙南岳魏夫人，即晋司徒魏舒之女魏华存与众仙真降临茅山，授弟子杨羲《上清真经》，杨羲用隶书写出，又传于和自己结为神明之交的护军长史许谧父子，形成道教中著名的上清派系，以后再经陶弘景的弘扬，演为茅山一派，世称“茅山宗”[7]。

　　 因有神仙的治理与光降，茅山就此摇身一变成了仙境，前来访仙者络绎不绝，住在附近的道教世家更是捷足先登。上述许谧父子是丹阳郡句容县的名门士族，与同县同乡的葛洪世为姻亲，和同郡陶氏即陶弘景祖上也累世通婚，他们在茅山建起别墅，专心研经修炼，陶弘景《许长史旧馆坛碑》所谓“爰暨东晋，二许怀真。裁基浚井，栖道接神”，即是他们当日访仙的实际写照。许谧兄许迈与王羲之为方外之交，也常“往来于茅岭之洞室，放绝世务，以寻仙馆”[8]。大茅峰北抱朴峰，传说是葛洪修真的地方，有炼丹井。永明十年（492年）陶弘景挂官归隐，也选中这里为修道之所，尝谓“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坛华阳之天”，故自号“华阳陶隐居”，并以山中曲林馆为“华阳下馆”。由其《茅山曲林馆铭》所描写的“层岭外峙，邃宫内映。仄穴旁通，萦泉远镜”可知，那里景致幽寂，确是游仙的胜处，所以历代来此访仙的道教徒，从唐吴筠、赵贵真、宋刘混康，一直到清郭长彬等不可胜数。唐以后随茅山派鼎盛，山中宫观日多，峰麓掩映间，逶迤达二百余处，较著者有万福宫、万寿宫（由曲林馆改建）与万宁宫，后者因藏有宋哲宗赐刘混康“九老仙都印”，又称“印宫”。

　　 北方道教徒着力编派和神化的是终南山。终南山堪称道教史上影响深远的楼观派策源地，茅山地处建康附近，位置重要，终南山则距北方政治文化中心长安不远，对城中上层社会的信道求仙者很有吸引力。当然，这种吸引力还需要神仙传说的支撑。为此，楼观道士竭力仙化此山，说周朝时就有函谷关令尹喜在该山北麓“结草为楼，观星望气”，并随老子出关西去。《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尝记其受《道德经》后，“乃于草楼清斋，屏绝人事，三年之内，修炼俱毕，心凝形释，无有饥渴，不畏寒暑。穷数达变之微，形一神万之旨，悉臻其妙。乃自著书九篇，号《关尹子》”，后世称为《文始真经》，其人因此被称为“文始先生无上真人”。周穆王追仰仙踪，西巡至此，重葺楼观。以后尹轨、杜冲等十余辈道士“仰道德为生化之源，宗神仙为立教之本”，纷纷前来，最后皆修炼成仙。因此楼观成了“天下道林张本之地，自文始上仙之后，登真之士，无世无之。阅诸仙史，不一而是”[9]。

　　 魏晋时北方道教徒更多来此。有梁堪在山中幸遇太上老君遣降尹轨，授予炼气隐形法与水石还丹之术，便隐居此山，最后丹成，能飞行变化。还有王嘉原隐于东阳谷，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亦皆穴处。后“弃其徒众，至长安，潜隐于终南山，结庵庐而止”，师事梁堪，因门人闻至，才又迁于倒兽山。[10]北魏道士尹通据称是尹轨后裔，当天下寇难纵横，通履艰危，冒险至终南山，师从王嘉再传弟子、传能役使万灵制御群邪的马俭，北魏太武帝好道，钦闻其名，遣使致香烛以建斋行道，于是四方效法，进山请谒者不绝，楼观派由此走向兴盛。隋唐鼎革之际，又与李唐皇室建立了特殊关系，故在整个唐代与上清派同受崇奉，终南山也因此成了京师王公贵戚修真的胜地，玄宗妹玉真公主就在山中立有别馆，道教徒更是涌往此山访仙隐真，唐人诗集中，因此常常可以读到访终南山某道士之类的诗作。后来钟离权在此得《灵宝经》悟道，又于长安酒肆巧遇落第士子吕洞宾，见其才堪造就，授予道术秘法。吕即携家入山，修成鹤发童颜，步履如飞，世人叹为神仙。钟、吕二人的事迹史籍记载极少，民间传说却夥，以至于最后被列入“八仙”，终南山受此沾溉，神光仙影尤胜于前。

以后，随道教传播地域的扩大和游仙风潮的炽盛，到隋唐时，一个由道教名山推衍出的仙境系统、即洞天福地遂被隆重推出。[11]据道经的说法，“神洲者，中国也，王者居之，为域中之大。其中人民修行正道，升而为仙真。上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并仙官治之。洞天之中有五山，亦谓之五岳，作中国之镇。”[12]其他多以名山为主，兼有山水。道教认为此中皆有仙人主治，众仙所居，道士来此修炼或请乞，可得道成仙。“洞天”意指山中有洞室可通上天，并贯通诸山。《紫阳真人内传》谓：“天无谓之空，山无谓之洞，人无谓之房也。山腹中空虚，是谓洞庭；人头中空虚，是谓洞房。是以真人处天处山处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