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郁达夫《沉沦》《茫茫夜》《秋柳》——民族·性·郁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54 次 更新时间:2021-11-18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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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  

文学研究会直接关心社会问题,用写实方法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创造社则推崇自我表现,追求浪漫主义抒情。夏志清说:“文学研究会是一个对文学抱着严肃态度,而深具学术气氛的团体。” [1] “严肃态度”,是反对鸳鸯蝴蝶派“娱乐”“游戏”,“学术气氛”则与创造社划清界限。一般来说,文学研究会比较注重学识、人格和道德修养。创造社更加相信天才、灵感和艺术感觉。不过创造社的小说家郁达夫(1896—1945),认为将“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对立是一种误解。“因为艺术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艺术” [2] ,在描写个人和民族的屈辱感方面——屈辱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核心情结——和文学研究会其实很有相通之处。


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等人,都是留日学生,但都不读文学专业。郭沫若学医,郁达夫学经济,成仿吾学兵器专业,张资平是地质学。在新文学史上,一般认为《狂人日记》是第一篇小说,郁达夫的《沉沦》是第一部小说集。 [3] 作为新文学的最初实践,从一开始就显示了“五四”与晚清的不同联系方式:鲁迅发展深化谴责小说的社会批判,郁达夫既突破又延续晚清的青楼小说传统。


如果沿用“看与被看”的线索来读《沉沦》,小说通篇也都在自述男主人公“被看”的感受——不过不是害怕被人看被人“吃掉”,也不是拒绝他人关心,而是抱怨“怎么没人看我”,特别是没有女人来看我。不受重视,不受关注,没有得到渴望的爱,这才造成了男主角的另一种孤独、凄清,甚至也是屈辱感。如果说作品里也有独异跟众人的对立关系,那么这个众人就是日本人,就是异国他乡的环境。小说的第一段:


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在黄苍未熟的稻田中间,在弯曲同白线似的乡间的官道上面,他一个人手里捧了一本六寸长的Wordsworth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的独步。……他眼睛离开了书,同做梦似的向有犬吠声的地方看去,但看见了一丛杂树,几处人家,同鱼鳞似的屋瓦上,有一层薄薄的蜃气楼,同轻纱似的,在那里飘荡。“Oh, you serene gossamer! You beautiful gossamer!”(你平静的轻纱,你这优美的轻纱)这样的叫了一声,他的眼睛里就涌出了两行清泪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4]


整整第一章都是这样的内容。直到第二章的第一句,还是“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文笔优美冗长,有抒情感少戏剧性。在今天读者看来,这个留学生不用打工,功课也不忙,在日本田野读英国诗,平白无故掉泪。为什么这部小说居然可以和《狂人日记》同时一举成名?


一 《沉沦》中的屈辱感:“穷国男人”的“现代病”

简而言之,《沉沦》写一个穷书生在异国的性苦闷。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书生除了才、情、愁,还要穷和病(见《银灰色的死》),才有道德优势,令人同情。二是性忧郁不仅是精神追求也有生理苦闷(证明两者的联系或不联系是郁达夫对青楼传统的传承与突破)。三是异国背景后来又可以发展为爱国主题。郁达夫在《沉沦·自序》中说,这是“描写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面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 [5] 将忧郁病译成hypochondria,在时间意义上,传统的“士”的自艾自怜无病呻吟被翻译转化成一种似乎具有某种“现代性”的科学的疾病隐喻;在空间意义上,中外文夹杂的异国文化优势又反过来证实主人公的国族身份危机。hypochondria也可译成“疑病症”。《沉沦》主人公其实或许并没有病,性欲苦闷也是人之常情,小说的关键就在于疑心并忏悔自己有了病(在异国他乡损坏了父母给的身体还不能修齐治平)。这种疑心和忏悔才是病,才是表演的沉沦。


狂人反抗的礼教,也包含对情欲的压抑,鲁迅自己数十年的无性婚姻,也是“超人”的生活。《沉沦》男主角的孤冷忧郁,外表看又像冰心笔下的何彬。百年后的今天,与世抗争的狂人其实不多,感动超人的心灵鸡汤虽有市场,真的冰心也十分罕见。反而“郁达夫式的苦闷”(不妨简称“郁闷”),倒是现实中网络上的常见情绪。“郁闷”的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民族,一是“性”。当今中国网络,凡事牵涉民族,或牵扯性,必成热点,加在一起就几何级数地热。回到清末民初,中国的基本困境,是在与其他民族的碰撞之中的“被国家”——我们本来是“天下”,现在被迫要想象自己是一个国家(而且还是穷国弱国)。士大夫如何作为“穷国的人”(也是一种“穷人”)渴求或拒绝同情,郁达夫较早触及这个屈辱性主题,对后来刘以鬯、白先勇等作家一再描述士大夫的异乡“穷境”,都有复杂影响。而且,“穷国人”的心态也不会随着国家渐富而马上消失(有时自卑反而随自傲同步增长 [6] ),所以“民族·性·郁闷”在国民心理层次延续至今,也是“五四”的直接遗产之一。


《沉沦》中的民族屈辱感,主要通过女人“他者”的目光而感知。小说有四个关键情节,一是主人公因自慰而羞愧,二是偷窥房东女儿洗澡,三是在野地里听到路人做爱,四是在妓院写爱国旧体诗。偷窥文字有些笨拙:“那一双雪样的乳峰!那一双肥白的大腿!这全身的曲线!”后来台湾学者水晶把这段文字作为反面教材,用来证明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当中的性欲文字如何精彩。其实郁达夫在《过去》等小说中,写性的文字也可以很细微。有趣的是,少女发现冲凉被人偷看,跑去告诉父亲,她父亲却只是哈哈大笑。或许大正年间,日本还有男女共浴的民俗,郁达夫写的偷窥,虽不高尚,却也无伤大雅。


如果说《三言二拍》某些篇章是以欣赏态度写堕落行为,《沉沦》则是以痛苦态度写正常人性。“五四”时期郁达夫写“性”,细节、文字、技术层面,其实没有超越古典小说,但是观念和态度有些变化。


郁达夫,本名郁文,浙江富阳人,1896年出生,也是早年丧父,小康家庭堕入困境,然后有旧式婚姻,后来又自由恋爱——这是很多“五四”男作家的共同背景。1922年3月,郁达夫获得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回国主持早期创造社,后来又到安庆、北京、武汉、广州等地教书。20年代前期,郁达夫小说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关心社会,描写底层——《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二是书写青楼小说——《茫茫夜》《秋柳》。文学史通常只讲前一条线索,强调郁达夫回国以后,从“性的苦闷”转向“生的苦闷”,然后再写“社会苦闷”。


二 《茫茫夜》中的同性恋描写

在20年代上半期,郁达夫一方面鼓吹无产阶级文学,“我想学了马克思和恩格耳斯的态度,大声疾呼地说:‘世界上受苦的无产阶级者,在文学上社会上被压迫的同志,凡对有权有产阶级的走狗对敌的文人,我们大家不可不团结起来,结成一个世界共和的阶级,百折不挠的来实现我们的理想!’” [7] 他自己也的确创作了关注同情关注劳工穷人的小说。但几乎同一时期,他又写了一些青楼狭邪小说,《茫茫夜》发表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两年后又发表续篇《秋柳》。很多后来的《郁达夫作品选》,有意不选《秋柳》,大概觉得是他的失败之作。在我看来,这是一篇重要的作品。


《茫茫夜》几乎没有故事,就是三个男人送于质夫上船,两个是二十七八岁的留日同学,大概其中一个的原型是郭沫若。另一个是19岁的纤弱青年,“他的面貌清秀得很。他那柔美的眼睛,和他那不大不小的嘴唇,有使人不得不爱他的魔力。” [8] 男主人公于质夫对这个病弱的“小鲜肉”吴迟生,感情特别。送别过程当中,于质夫时时捏着迟生的手,又让另外两个朋友先回,留下迟生在船上道别。“他拉了吴迟生的手进到舱里,把房门关上之后,忽觉得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同电流似的,在他的脑里经过了。在电灯下他的肩下坐定的迟生,也觉得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情发生,尽俯着首默默地坐在那里。”于质夫想迟生跟他一起去安庆,被婉言拒绝。吴说我们分开两地,也不会疏冷感情,你难道还不能了解我的心吗?“听了这话,看看他那一双水盈盈的瞳仁,质夫忽然觉得感情激动起来,便把头低下去,搁在他的肩上。”一个男人把头搁在另一个男人的肩上,什么意思?


船开走后,小说倒叙过去几个月男主人公和迟生的关系。初见就迷上他,知他有肺病,便幻想带他到日本疗养,当然就是幻想(都是穷书生)。时不时就把迟生的手捏住了。有天晚上走在马路上,天气太冷,质夫就问迟生:“你冷吗?你若是怕冷,便钻到我的外套里来……”他不是把外套脱下来给他穿,而是叫他钻到自己的外套里。“迟生听了,在苍白的街灯光里,对质夫看了一眼,就把他那纤弱的身体倒在质夫怀里。质夫觉得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从迟生的肉体传到他的身上去。”


于质夫说回国之后,他的性欲变了一个方向。但同时又说:“以为天地间的情爱,除了男女的真真的恋爱外,以友情最美。”这是他对自己和吴迟生关系的理性定位。到底小说是不是在写同性恋?的确有几次捏着男人的手,头靠在肩上,甚至身体钻到他的外套里。文字感觉微妙,但再进一步的细节也没有了。


于质夫定义的男人之间的“友情”,似乎并不等同于男女性爱。他到安庆以后,想念了一阵吴迟生,但又跑去青楼宣泄他的苦闷。郁达夫写男人之间的肢体接触,笔调比较赞美、欣赏。相比之下,后期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描写大革命中左、中、右三种立场的女性,其中女性之间的性爱,基本上作为负面人物的行为特征。同性关系男的可以女的不行,这种有意无意的“男女有别”,是不是中国小说的某种“潜规则”?《红楼梦》里宝玉爱书童,或者古典文学中的文人断袖,都不算丑恶行为(当然也不会取代超越男女之恋)。女性之间的肢体接触,即使明明存在,比方春梅、潘金莲和西门庆在同一张床上,却还是男性的需求角度,并没有明显的女同性恋倾向。早期现代文学写同性关系是否也“重男轻女”?案例太少,不足以下结论。但郁达夫确是较早触及这个题材的作家,虽然只是点到为止,已经受到批判。1921年《最小》报发表张舍我的文章《谁做黑幕小说》,指责“那些以提高小说艺术价值的新文化小说家,竟会专门提倡兽性主义。描写男和男的同性恋爱。简直说一句。描写‘鸡奸’。读者不信。请看《创造》杂志第一二两册内郁某的小说”。 [9] 有心的“同志”真的找来看,恐怕会失望。


《茫茫夜》后半段写男主人公到安庆后十分郁闷,某晚到街上小店里买了一根针并讨来女店员旧手帕,然后回家用针刺自己的脸,“本来为了兴奋的原故,变得一块红一块白的面上,忽然滚出了一滴同玛瑙珠似的血来。他用那手帕揩了之后,看见镜子里的面上又滚了一颗圆润的血珠出来。对着了镜子里的面上的血珠,看看手帕上的猩红的血迹,闻闻那旧手帕和针子的香味,想想那手帕的主人公的态度,他觉得一种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遍了。”


《茫茫夜》的续篇《秋柳》进一步延续郁达夫的这种颓废艺术,而且跟《海上花列传》的传统遥相呼应。《茫茫夜》结尾处,于质夫被同事吴风世带去当地的一个妓寨鹿和班。人家问他要什么样的姑娘,他说了三个条件,第一要不好看的,第二要年纪大的,第三要客少的。结果真的就给他找了一个又笨又不好看的海棠。坐在那里聊天,一个小时以后就走了。


三 《秋柳》与青楼小说传统

《茫茫夜》1922年引人注目地发表在《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续篇《秋柳》同年7月已写成,内容更具挑战性,但到1924年10月才在北京《晨报副镌》上修改发表。说明这个阶段,郁达夫在上海主持创造社,又到北京教书,和鲁迅交往,创作上少了一点傲气自信,多了几分犹疑思考。小说开篇接着《茫茫夜》的情节,讲认识海棠的第二天,学校风潮,校长辞职。于质夫却在午饭时间又跑去鹿和班。(午饭时间?去食堂吗?)海棠有一个假母,40多岁很矮的女人,陪他说话。海棠表情木讷冷淡,隔壁乳母,又抱来一个小孩。(男人大白天去青楼,又是假母,又是小孩,找什么乐趣?)于质夫走后,碰到同事吴风世——他是一个章秋谷式的高手,说不是海棠冷淡,她就是忠厚老实。这样说法,反激起了于质夫的救世热情(“五四”知识分子喜欢救世救人)。“我要救世人,必须先从救个人入手。海棠既是短翼差池的赶人不上,我就替她尽些力罢……可怜那鲁钝的海棠,也是同我一样,貌又不美,又不能媚人,所以落得清苦得很……海棠海棠,我以后就替你出力罢,我觉得非常爱你了……”


老残赎翠环时还半推半就,郁达夫的嫖界宣言竟大言不惭。当时文人扮侠客拯救风尘女子,好像问心无愧——他们不是独自寻欢,还有同事朋友在场。一开始貌似模拟《花月痕》溢美派,企图在风尘女子身上寄托真情寻找真爱,但很快破灭。中间也穿插溢恶派《九尾龟》章秋谷式的嫖客经验(他同事介绍怎么保密,怎么付钱,对方会不会有病等具体操作问题)。但总体而言,《秋柳》男主角,既没有碰到纯情妓女,也没撞上骗人尤物。小说不仅在写实基调上学习韩邦庆“近真”笔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延续《海上花列传》的青楼家庭伦理化主题。《海上花列传》里有几个故事都写青楼与家庭人伦之关系。恩客陶云甫说要娶李漱芳为正室。本来娶妓为妾已是好出路,陶云甫愿望虽好,但没成功。之后再想赎她为妾,漱芳拒绝,最后病死。女主角沈小红和恩客王莲生,互相不能容忍对方接近别的异性。妓女、嫖客的关系,变得像夫妻一样严肃。赵二宝得到兄长和母亲默许,下海为娼,格外悲惨。总之《海上花列传》里的欢场故事,大都写在妓院虚拟家庭伦理。青楼小说里男女交往方式,主要不是肉体,而是打牌、吃饭、抽烟、谈笑,还琴棋书画,恩客在一段时间内只跟一个妓女来往。这种行为关系一旦发展,就会变成对家庭道德的戏仿(李伯元、吴趼人小说里都不乏叫局演变成妻妾的例子)。《秋柳》中,于质夫和同事及校长,还有两个男客倪龙庵、程叔和,他们和鹿和班妓女们在一起。荷珠是姓吴同事固定女伴,15岁“清倌人”碧桃和于质夫整天打闹、嬉笑、说话。校长旧情人翠云是个年老的妓女。此外再加上貌丑的海棠,《秋柳》反复描绘的细节场景都是这些人一起打牌、喝酒、嘻哈、玩闹,还到游乐场去吃饭,并组成一对对男女“情侣”关系。众人逼迫于质夫在海棠处过夜。细节却一点都不性感,远不如他与吴迟生的肢体接触那么温柔。他原来都不想碰这个女人,后来改了主意,“本来是变态的质夫,并且曾经经过沧海的他,觉得海棠的肉体,绝对不像个妓女。她的脸上仍旧是无神经似的在那里向上呆看。不过到后来她的眼睛忽然连接的开闭了几次,微微的吐了几口气。那时窗外已经白灰灰的亮起来了。”


看到郁达夫的主人公最堕落的这一个时刻,读者至少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于质夫作为新派知识分子,在小说里是一直穿着洋服的学校教员,怎么向学生或者说向他自己解释去青楼购买性服务这个事实?第二,《秋柳》模仿《海上花列传》式的青楼生活家庭化,但两者有什么分别呢?或者说“五四”的青楼小说对晚清传统,除了传承还有没有突破?


同事倪龙庵,听说于质夫去了鹿和班,装出一副惊恐的样子,“你真好大的胆子,万一被学生撞见了,你怎么好?”于质夫回答说,“色胆天样的大。我教员可以不做,但是我的自由却不愿意被道德来束缚。学生能嫖,难道先生就嫖不得么?那些想以道德来攻击我们的反对党,你若仔细去调查调查,恐怕更下流的事情,他们也在那里干哟!”说得好像理直气壮,“救世先救人,我先救海棠”,当然是自欺欺人。真有学生要来找他,请教如何办文学杂志时,“质夫听了他们那些生气横溢的谈话,觉得自家惭愧得很。及看到他们的一种向仰的样子,质夫真想跪下去,对他们忏悔一番……你们这些纯洁的青年呀!你们何苦要上我这里来。你们以为我是你们的指导者么?你们错了。你们错了。我有什么学问?我有什么见识?啊啊,你们若知道了我的内容,若知道了我的下流的性癖,怕大家都要来打我杀我呢!我是违反道德的叛逆者,我是戴假面的知识阶级,我是着衣冠的禽兽!”


两种不同的态度,对学生,对自己,哪一种是矫饰?哪一种是真诚?或者,两者都是矫饰也都是真诚的?


第二个问题,《秋柳》能否真的延续《海上花列传》那种模拟家庭伦理的青楼文化?正当男主角渐渐入戏,可能要变成海棠常客时,一场大火烧了妓院(《老残游记》里也有一场类似的及时火灾),也让质夫看清,胖乳母抱的是海棠的婴儿,婴儿的父亲,就是除于质夫以外,海棠的唯一一个四五十岁的固定客人。所以这个模拟家庭,晚上好像温馨,白天非常丑陋。所以《海上花列传》是欣赏、玩味青楼里的家庭气氛,“五四”以后的《秋柳》却是拆穿、解构这种传统性工业的道德包装。不仅说明“五四”作家新旧文人气质交替混杂,貌似救人其实是自救,也显示了晚清青楼狭邪小说传统,在“五四”以后的文学中如何得到复杂的传承及变化。在郁达夫时期还是延续“青楼的家庭化”,到张爱玲《第一炉香》及以后张贤亮《绿化树》、贾平凹《废都》那里就演变成“家庭青楼化”了。郁达夫的另一些名篇,如《过去》《迷羊》等,艺术上更精巧,其实也应该放在青楼文学传统这条文学史线索中去解读。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44页。


[2] 《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写于1923年5月19日,原载1923年5月27日《创造周报》第三号,收入《郁达夫文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135页。


[3] 其实,陈衡哲的短篇《一日》,发表在1917年的《留美学生季报》上,时间比《狂人日记》更早。鲁迅第一篇小说是文言的《怀旧》。而郁达夫的《沉沦》其实包含三个中短篇,最早一篇是《银灰色的死》。


[4] 郁达夫:《沉沦》,写于1921年5月9日,收入小说集《沉沦》,1921年10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引文据《郁达夫文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16—17页。


[5] 小说集《沉沦》,1921年10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


[6] 比如张承志《金牧场》主人公认为描写“穷国的人可以失礼”,张承志:《金牧场》,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


[7] 《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写于1923年5月19日,原载1923年5月27日《创造周报》第三号,收入《郁达夫文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140页。


[8] 《茫茫夜》,原载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收入《郁达夫文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116—146页。以下《茫茫夜》引文,均依据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版。


[9] 参见孔庆东:《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谁主沉浮》,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203—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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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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