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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跃:清末收回利权运动与立宪运动合流中的官民“权”“利”结构重塑

更新时间:2021-11-16 10:04:25
作者: 李耀跃  
反对政府之“私”的收回利权运动和立宪运动,很难使参与者关注于蕴含西方宪法观念中个人自由和自主的基本权利主张。国民权利不是“个人权利”,而是群体权利,是否认个人专横和利己的群体自由,是以国家存亡的责任承担为前提的国民权利和国家自由。“国权者,一私人之权利所团成也”[24],社会运动中裹挟着个人的“团成”之权利有助于打破传统社会民众的一盘散沙状态,将国民组织进现代治理体系,也只有这种对外争利的利益团体才能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并最终被整合到立宪运动之中。在收回利权运动的外争“利权”目标下,国民利益得以统一在国家主权利益之中并藉此获得正当性。

   在此权利正当性的宏大话语体系中,“权”“利”实包含着国家利益、国民利益、团体利益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互为依托又具有潜在的竞争关系。清政府关注于国家利益的维护却不得不以动员民众的方式实现其目标,整合在团体利益下的民众动员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作为权利主体在国家事务中的话语权。收回利权运动的实践则推动了国民通过争取团体利益实现国家利益的可能性和正当性。“民之父母”传统治理正当性说辞在内忧外患下的各种利益诉求交织中已显苍白无力,“中国,中国人的中国”不是一个主权宣示的空洞口号,而成为关系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整合的政治改革命题。清末国家和社会在国民权利话语中获得自身利益的结合点,也决定了国民权利话语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社会力量争取自身利益的正当性资源。

  

  

   三、国家利权与国民权利整合中君主立宪共识的形成

  

  

   清末君主立宪制度改革方向的确立有内外综合因素的促动,收回利权运动所塑造的国民权利话语为立宪提供了价值基础的同时,通过国家经济主权目标的实现有力推动了国家和社会间在立宪共识形成中的互动。收回利权运动与立宪运动以“利权”作为媒介得以合流,实行何种政体,既事关富强道路的选择,又关乎多元社会利益的整合。

   不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国家在危机和困境中就无力改变国权沦丧局面。正如革命党人所抨击的,传统专制社会主张利出一孔,“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制度立法,多在防范人民”[25],国家牢牢控制全国之利,国人“每顾个人之私事而不为国出力”[26]。国家需要动员民众“为国出力”,而随着收回利权运动的推进,民众开始认识到国民对国家应尽义务的同时,也应享相应的国民权利。杜绝列强涎我土地、攫我铁路、夺我矿山,还须从整顿内治入手;团结民间力量参与到外争国权的运动中,还须以立宪法、设民选议院为始。不同于朝廷视开议院为巩固君权的措施,绅民将设议院作为伸张国民权利的要求:“国家因人民而立”,政府“代民治事,则国家之大事,必听于民间之公议如何”[27]。这种国民权利诉求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呼声中得以正当化。

   国家利权的巩固离不开国民权利的伸张,“兴民权”有利于提升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实现国家富强,而“兴民权”的重要方法即在国民的政治参与。收回利权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立宪派代表)汪康年基于传统政治体制“君、臣、民”间权力配置失衡而君臣“上下隔绝,彼此相离”的现实⑧,在戊戌时期即主持《时务报》“兴民权”以巩固国权,意在通过群众性的政治参与推动政治体制改良[28]。其时越来越多民权宣传中所涵射的“主民权”而“散君权”指向在引起保守派警惕的同时,也使保守派不得不承认民间“发公论,达众情”是中外美政的共通之道[29]。虽然在如何参与政务问题上官民主张并不一致,但国家富强需上下合力几成官民共识。如果说1901年出使日本国大臣李盛铎上书朝廷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言论还局限于关注日本等国的富强之道[30],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福诜1902年的上书所谓立宪可“挽回世运,收拾人心”等语明确地表达了确立君主立宪政体以整合社会利益分歧的主张[31]。五大臣奉旨出洋考察宪政后,载泽回国奏称“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至此,宪法整合“君民一体”达致国家富强的功能正式被朝廷接受[32]。

   就国家而言,国民权利话语及其所衍生的立宪诉求有着团结全国力量抵御外侮的正当性,作为富强之道的立宪改革自然不能忽视其自身所具有的利益整合功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三日,清廷诏谕“预备立宪”“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33]。这种宪法之说已经改变了《国语》“赏善罚奸,国之宪法”话语中“宪法”的治国根本政治原则意义,而是改弦更张,赋予宪法重整政府构成(组织形式)、重建国家权力架构的“现代性”意义。预备立宪所确立的“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指导原则,赋予了民众参与政务的法律正当性:“仿行宪政”可以消除上下隔阂,合全国之力御外侮,这是国家整合多方利益的有效方式。

   就社会各界而言,国民权利与国家利权休戚与共,维护国民利益最终达致国家富强则赋予了国民参与政治的目的正当性。各铁路商办公司强调自办铁路和抵制政府借债须同时推进,这不仅是为公司争权利,更是为国家争利权[34]。实业是富强的基础[35],而振兴实业“首须确立立宪政体”[36],宪法不立则“商权亦无由振”[37]。收回利权运动推动商人将利权收回与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在收回利权运动与立宪运动同步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将经济变革与政治改良视为保护经济主权的前提,指出中国所应改者,“专制固无论,专制以外,尚有所藉手以保持其专制者,曰媚外”[38]。以君主立宪政体改变君主专制政体,以收回利权抵制朝廷“媚外”,二者相结合方得救国之法。

   收回路权运动兴起早于立宪运动,但随着立宪运动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空谈保利权无济于事,提升国家能力需要改变现有专制政体。有议院,然后可以保路矿。期间,绅商、报刊等往往以列强诸国立宪政体为参照,将立宪话语下的国民权利正当性作为支撑自身利益诉求的依据。民众被吸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作为参与者在现代国家构成中获得不同以往的地位。

   在收回利权等社会运动影响下,舆论并未局限于朝廷通过君主立宪制度改革巩固君权的统治愿望,而是进一步推动着国民权利的扩张。有报章提出“民权之集,是为国权;民而无权,国权何有?”[39]国权的巩固有赖民权的发达,国家是人民“集合体”,人民是国家“一分子”,“既担一分子义务,应享一分子权利”,人人有维护权利观念,则国家“何患不强”[40]。各地收回路矿斗争中外争“自主之权”的主权独立诉求和内争路矿“自办之利”的权利诉求相互促进,统合了利益分歧的权利诉求显示着国民意识觉醒的力量。舆论不断重申,国家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而是“人人皆有国家主权之一分”,国民参与国家治理是“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对于国家应尽之天职”[41]。由“国民”组成的国家需要不同于以往的治理方式,在收回利权运动中,国家利权维护最终转化为一个关系国家富强和国民权利的政治权力秩序重建问题。

  

  

   四、“利权”“权利”议题的重塑权力结构功能及其局限

  

  

   承载着利益内核的国家利权和国民权利相互交织,国民权利诉求受制于政治制度也形塑着新的政治权力架构。收回利权运动“以路矿启发人民之权利思想”[42],国民有外争国家利权的义务,自当有参与决策、监督政府的权利。“所谓国民者,有参政权之谓也”,政治权利是现代国家国民的基本权利[43]。收回利权运动通过广泛的人员参与和有效的组织动员,表达着整体性国民权利和团体性国民权利的多层次诉求。绅商各界参与其中并从“利权”“权利”议题中获取权力正当性的资源,影响着清末“预备立宪”制度改革的社会基础。

   (一)收回利权运动中路矿融资议题的促开国会功能及其局限

   开国会是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的政治承诺,但清廷以各项改革配套措施未备为由筹备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作为过渡。按照1908年《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要求,之后的第9年才正式颁布议会法、选举法及选举议员[44]。随着资政院和咨议局的渐次筹办,立宪派以之为中心掀起了速开国会的全国性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的早期发展更多与清政府订立丧权辱国密约相关联,随着收回利权运动与立宪运动合流,以外债议题为切入点的财政监督问题成为速开国会的强有力理由⑨。

   参与政府决策、监督政府行为是收回利权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挽回利权和兴办实业对于官民来说都存在资本匮乏问题,对外融资活动则贯穿着官民之间的博弈。一方面,举借外债兴办路矿实业是官和民都不得不面临的选择,另一方面,对外借款与拒借外债的矛盾则是收回利权运动绕不开的话题,关系到收回路矿、自办实业以及如何兴办等实际问题。政府立法严格限制商民对外融资[45],商民则联结为各种团体坚决抵制政府举借外债。在立宪派策略中,政府举借外债与速开国会之间存在着潜在的互动关系:通过国会形成有效的财政监督成为政府举借外债的合法性依据[46]。收回利权运动中的借款议题为国民参政权利的实现提供了一个突破口,财政监督、速开国会成为社会多元利益整合的重要切入点。

   在收回利权运动和立宪运动合流中,社会各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财政监督与速开国会舆论动员。杨度曾盛赞西方各国制度文明,认为“其筹款之法,无不由议会预算者,议会有完全监督财政之权”,无此监督则患“贪婪中饱”“耗财而不集事”[47]。欲借外债兴办实业首先应改革政府,“苟政府不改革,方针不确立者,则无论官借商借,无一而可”[48]。专制政体是中国富强的“恶障”,驱除此恶障“尤以要求开设国会、实行宪政为唯一无二之天职”[49]。因此,开国会是救亡之法,更是调和官民分歧和利益冲突的不二之途。清政府公布的立宪宗旨在于“庶政公诸舆论”,却一次次“反抗舆论之甚”,“摧残实业之甚”[50],正是因为缺少国会监督,否则,“外务部诸公之罢职久矣”[51]。速开国会是立宪的要求,也是维护“利权”的制度保障。

   从外债抵制到国会诉求,收回利权运动为绅商各界提供了参与国家治理并重塑国家权力结构的契机。政府借债须以国会监督财政为前提,国会“豫定其使用之途”,监督借款使用,弹劾使用不当,自无滥借滥用之虞。中国欲吸纳民力以富强,非改革治理方式不可,“欲借外债非先开国会不可”[52]。国民承担国家救亡责任,履行义务自当享有相应权利,“筹还国债为国民之义务,国会为国民之权利”[53],“政府许国民国会则国民许政府借债”,政府借款的正当性来自国民财政监督的政制基础,“政府拒国民国会则国民拒政府借款”[54]。收回利权运动推动民众参与立宪,并且成为推动立宪运动的重要动员力量。国民观念影响之深可从地方运动中的表现窥得一斑,诸如风气并不开通的山西省因大规模反对福公司的收回利权运动有两万人签名请愿国会运动,安徽绅商学界在争铜官山矿案上书中,将速开国会同收回利权并列提出,因拒款保路运动活跃起来的江苏省有1.3万余人、浙江省有1万多人签名请愿国会[55]。

   国会请愿运动期间,各省铁路代表进京请愿拒借外债,某种程度上正为呼应速开国会创造条件[56]。收回利权运动与立宪运动合流激发了借款与国会议题的持续推进,请愿国会代表不断重申外债、国会和财政监督的关系。“国会者,人民与闻政治之所也,必人民得有公举代表与闻政治之权,国家乃能加以增重负担,以纾国难之责”[57]。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一些立宪派代表更是将速开国会作为支持政府借债的必要条件,其道理不外乎“国会不开,则财政不能监督”,财政不能监督,则民脂民膏无异于“填无底之债窟”[58]。

与财政监督相联系的立宪议题激发了各省督抚间的通电讨论,并最终发展成为吁请中央缩短立宪期限的联合行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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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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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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