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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儒家伦理所可能带来的影响

更新时间:2021-11-11 20:14:44
作者: 干春松 (进入专栏)  
的确,任何意义的技术进步和科学发展,都会增强人类对于自然的“利用”和“控制”,从而加深对于自己的认识。这一点在西方自我认识史中表现得特别清晰:由早期的从自己的身体来看待自然界到确立一神教信仰,将自己的决定权交由绝对的存在来支配,再到启蒙运动之后,将人自己作为自然的主宰。这背后,都体现了人类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调整“自我认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表面上看与知识的进步相一致,但知识的进步的动力则是人类实践能力的增强、工具的改良。

   在中国早期的经典《周易?系辞》中,曾描述了圣人通过“制器”而不断推动社会进步的故事。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意味着人类离原始和“自然”的生活方式又远了一步。在中国古代,道家一派的学者更倾向于对技术进步和人性完善之间的关系持犹豫的态度,或者直接认为使用技术会导致心灵的纯洁性受到伤害。在《庄子?天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弟子子贡路过汉阴,见一个老者辛苦地用瓮在灌溉,就给他提出利用机械灌溉的建议,不料“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大意是说,使用机械的人存有投机取巧的心思。坚持用原始的方式灌溉的老者并非不知道使用机械会省力,他是不愿意取巧。《庄子》用寓言的方式所要提醒我们的是,到底什么才是人的“自然”状态,任何借助非“自然”的方式来改变自己,都会导向人之特性的异化甚至丧失。

   从庄子的思考中显现出中国思想史上对于人的特性认识的巨大分歧。在儒家等学派看来,人类能使用工具恰好是“人”与“动物”的差异之所在,如果放弃使用工具,那么人与动物的区别何在呢?科技越发达,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越强,这是人对于自身的可能性的扩展,也就更为充分地凸显了人的本质。

   从某种意义看,庄子对于技术文明的批判很具有超前性。因为处于文明早期的先秦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对于人性的冲击还不是根本性的。由于技术能力的制约,人们还难以对自然的力量构成“反制”。由此,技术与自然之间构成一种和谐的关系。在那时,人们借助技术手段并不能改变自然的状态,而只是利用自然能力的扩展。人们在河流上架设桥梁,在山坡上修筑梯田,只是根据自然界的不同形态“因势利导”而已。

   创造工具以合理地改变地球与保持事物特性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关注,尤其在郭象的《庄子注》中,围绕着牛是否应该被“穿鼻子”、马是否应该加上“马鞍”这些问题展开过讨论。《庄子》强调的人的自然本性“受之于天”,如《秋水》中说:“牛马四足,是为天;落马首,穿牛鼻,是为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不能以人的力量来改变自然,给牛穿鼻子和给马加马鞍都是对其自然本性的“毁灭”。但是郭象在注释《秋水》篇时说:“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之乎?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郭象认为,人类在生活中不可能缺少对于自然和别的动物的利用,而这些动物和自然事物之所以可以被人利用,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合乎人的“目的性”,所以他对于《庄子》书中将人的特征绝对固定于“原初的生命状态”的思想进行了转变,将人对于自然的利用看作是人类特征的一部分,而这恰恰是将人和动物加以区分的最关键之处。

   经过早期由智人到人类的演化,人类逐渐成为地球上诸物种中的“强者”。对于火的掌握改变了人的饮食习惯,“加工”食物本身对于人类的生活习惯和对自然季节的依赖状况发生变化;通过栽培适合人类食用的粮食和驯化、饲养动物,从而改变人类的食物结构,最终让人类可以克服由于季节变化而造成的短缺,增加在自然竞争中的生存能力。人类的任何进步都呈现出他们建立起一种与自然之间的相即相离关系,既利用事物的自然属性,又赋予其人类的目的属性。

   就人类对于工具的使用和对于自然界的改造所造就的历史阶段的跃迁而言,其表现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早期人类历史或者说史前的人类历史的划分主要是以工具的进化作为其主要的依据。在进入人类主导的社会之后,社会变迁的标志则转向以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为主要的标准,对于工具的使用反而“隐藏”在社会结构的变化背后。

   人类能够记录自己的历史,并凝练自己的观念,开始通过社会分工来组织社会,并将之“神圣化”,这是人的自我意识提升的关键一步。每一次社会组织方式的转变,都起因于人类技术能力的转变。作为现代社会奠基的大工业化生产方式和由航海所带来的全球资源配置的可能性,最大的推动因素就是以蒸汽机取代了以往纯粹依赖水和动物的“动力”系统,使火车和轮船这样的新的运输方式和更便捷、更广泛的人类沟通方式成为可能。新的动力的形成,首先促使人们的生产方式产生巨大的变化,生活方式与生存方式亦随之发生变化,比如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得交通枢纽成为原料的集散地和工厂的聚集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奠基都与这一轮的技术革命有内在的关系。

   蒸汽机的发明将技术进步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如果按《庄子》和郭象对于“落马首”等问题的讨论的范围,早期的思想家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争论主要在于人是否能借助对于动物和植物的改造来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这个时代的技术发明还局限于“利用”自然物的一些特性来进行直接的使用,比如利用马的“速度”来改善人际交往的可能性,利用牛的“耐力”来弥补人类自身在体力上的缺陷。甚至是基于冶炼而形成的青铜器、铁器的使用,也只是顺应对象物的自然属性的延长而已。举例来说,人类对于铁器的使用是工具演化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但就“技术”进步的层面来说,只是利用了铁的坚硬度来开发其作为“工具”的特性。

   蒸汽机的发明则与早期的技术进步在性质上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从这个时代开始,技术的进步已经不再是“顺应”自然,而是基于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试图改变自然或建立一个新的“自然”。就“目的”而言,科技的发展已经脱离了简单的“改善生活”的层面,进而具备了控制人类、甚至毁灭人类的力量。比如,20世纪的核能技术,固然能提供人类所需要的能源和动力。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军在日本所投下的原子弹和前苏联所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乃至最近在日本发生的福岛核电站事故,表明技术的进步不断在脱离人们对于技术使用的最初动机。而这些发明就原理上说,固然是对自然规律的利用,但科学的发展逐渐脱离了对自然的“顺应”而转变为“控制”乃至“改变”。科技的创造物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可以成为人类自身的毁灭者。也就是说,就科技“形态”而言,现代科技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与古典时代产生了很大的差别,对此,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许多哲学家已经有了充分的反省。在他们看来,技术的进步逐渐使技术成为人类生活的主宰者。

   但是,海德格尔他们所处的时代,还只是处于技术控制人类生活趋势的转折点,直到人工智能这个新的阶段的到来,人们开始需要反思技术对于人类可能到来的彻底控制。

   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科技发展的重心在生物和计算机领域。

   首先,生物技术的发展之所以如此引人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基因等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开始改变人类物种的一些基本生存和演化的方式,这引发了巨大的伦理危机。比如上个世纪的克隆技术的发展,从技术上解决了人类的自我复制问题,这样,人类以男女结合为前提的生育方式在“理论”上被“取代”。而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则使得我们可以对自身的生命状态进行干预,在人类的延续过程中有充分“选择”的可能性。从正面的角度看,基因编辑技术可以让人类诞生出健康的下一代。但在负面的意义上,这种“选择”权也可能被“滥用”,即一些人可以通过权力或金钱选择增强自己的智商或身体的部分能力,从而导致社会公平和伦理的危机。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国的科学家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诞生会引发巨大争议的原因。

   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发生于2018年,一开始,人们试图从重大科技突破的角度来宣布这一重大事件。2018年11月26日人民网报道了相关消息,称之为疾病预防领域的“历史性突破”。很显然,这样的突破也包括人类的“伦理尺度”。很快,贺建奎的突破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巨大争议。基因编辑技术可能有助于人类进行体细胞的基因治疗、生殖细胞的基因治疗,不过,这样的技术所可能造成的伦理危机也一直被人们所警惕。按照目前全球主要国家所确立的原则,针对基因编辑在人类生殖细胞或早期胚胎的使用,如果胚胎在体外培养不超过14天,也不被移植入人或者其它动物的输卵管或子宫,这被视为“研究行为”;如果有人是以“生殖为目的”,利用基因编辑或者其它技术改造人类生殖细胞或早期胚胎中的遗传物质,就会被视为是一种违法行为。因为这些基因改变影响的将不止是一个个体,还包括其将来的后代,乃至人类整个基因池。

   其次,对人类的特性可能造成更大影响的就是人工智能。一般的数据驱动的知识技术学习,替代人类进行一般劳动的机器人,甚至类似深蓝、阿尔法狗这样具有学习能力的机器人,依然可以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具”。即使具备人机、脑际互相协同融合的智能形态,仍是“工具”意义上的对于人类自然属性的延伸。将对人类造成“颠覆性”挑战的是,一旦人工智能进入到情绪管理和自我意识的“人工设定”这样的阶段,如此人类一方面可以设计同类型的“品种”,并主动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人类类型。另一方面,人类还可能制造出自己的“对手”甚至“敌人”。无法预测的是,这些已经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是否会“自行定义”他们自己的意义和生命目标,从而以他们在生理上的、脑力上的优势确立其支配地位。

   现有的有关人工智能的讨论聚焦于人类脑智能以及人机智能融合的问题。很显然,人工智能何时具有情绪控制能力以及自我意识,这是更为棘手的问题。这样的技术发展突破了以往所有的科技进步的影响范围,而构成超过人类控制可能的新阶段。这既是人类发展的全新阶段,同时也存在着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致命威胁的可能性。

   三、人工智能会造成人类的进化还是异化

   前文已经指出,人工智能对于人类最大的威胁是可能的智能机器人的“自我意识”的产生。不过,就目前的发展趋势而言,人工智能的发展要达到那种程度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从眼下的情形来说,人工智能主要还是属于“工具”形态的技术进步,获益者主要是一些可以用机器人替代人工的企业的老板,他们只要付出购买和维护机器人的费用,无需对付难缠的工会,这使他们的劳动效率大大提高而管理成本却可以大幅度地降低。

   当机器人替代了大部分体力劳动者之后,会导致社会分工体系出现新的变化,人类的闲暇时间大大增加。不过,类似的社会学意义上的预测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这里主要想就可能与人类生命本质有关的几个问题做一些尝试性的分析。

   (1)机器人与被改造的人

   人工智能与以往众多的科学技术进步之不同之处在于它集中于人的智能领域,而按儒家对于人的特性的认识,人之为人的关键在于人的“智”而非人的生物学属性。

   目前争议较多的是人工干预生育过程,人们担心这会导致人类“先赋性”的智能差异。人工干预生育过程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从正面的角度看,可以通过预先的检查而防止一些带有先天性疾病的婴儿出生。但如果智能技术和生物技术相结合,我们可以预见,以后人们可以在出生环节改善智商或体质。即使在生育阶段没有进行技术干预,依然有可能通过人工植入智能芯片或其他手段改变人们的大脑运行过程,达到改变人们的记忆力、管理情绪的目标。

由此引发的问题会很多。首先,在历史上,人们主要是通过世袭或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方式来延续阶层地位,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拥有常人所不具备的身体或智力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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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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