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局实为地方警察机构，由黄遵宪倡办。黄认为“欲卫民生”，“必当使吾民咸与闻官事”，因此，他主张“官民合办”，“使诸绅议事而官为行事”。其法为每二百户选一户长，称“议事绅士”；保卫局所用巡查，由户长公举或撤换。黄企图由此削官权，兴绅权，作为实行“地方自治”的试验。

　　 《湘学报》、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初创之际都受到普遍欢迎，但不久即因部分“激烈”言论受到官方的干预和守旧派的反对。1898年3月29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八日），《湘报》刊载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主张“西法与中法相参”“民权与君权两重”“中教与西教并行”“黄人与白人互婚”。陈宝箴认为“过于偏激”。张之洞认为“十分悖谬”，“远近传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指令陈宝箴和黄遵宪“谕导阻止，设法更正”。 [11] 同时，张之洞并指责《湘学报》“奇谈怪论，较去年更甚”。 [12] 4月6日（三月十六日），《湘报》发表皮锡瑞之子皮嘉祐所作《醒世歌》，中有“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等句，叶德辉认为这将导致“破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致函皮锡瑞抗议。他劝皮锡瑞在南学会“勿言《孟子》《公羊》之教”，并要他离开南学会。 [13] 同月19日（三月二十九日），樊锥在《湘报》发表《发锢篇》，倡言“无人非天之所生，则无人非天之子也”。邵阳“士民”即于6月3日（四月十五日）在大成殿祷告孔子，宣告将“乱民”樊锥驱逐出境。

　　 守旧派的攻势越来越猛。6月13日（四月二十五日），湘籍京官御史黄均隆疏劾陈宝箴，攻击时务学堂，要求解散南学会、保卫局。其后（夏历五月），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等人致函书院山长王先谦，指控梁启超等人所批学堂课卷“有悖乱实迹”，函称：“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 [14] 王先谦原先参与过部分维新活动，向陈宝箴申请开办时务学堂的呈文即由他领衔，对南学会和《湘报》也曾表示支持，但他不能容忍有违“圣教”的“越轨”言行。接到宾凤阳的书信后，王先谦即与叶德辉等10人联名上书陈宝箴，要求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不久，又要求停办《湘报》。夏历六月，王与人订立《湘省学约》，提出“正心术”“尊圣教”“辟异端”等七项条规。 [15] 宾凤阳等更散布匿名揭帖，诬蔑时务学堂师生之间“肆行鸡奸”。

　　 陈宝箴支持维新，赞誉康有为“为人所不肯为，言人所不敢言”，是“一时奇士”。但是，他反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之说，也不赞成维新派的“民权平等”之论。在张之洞和湖南守旧派的压力下，陈宝箴指令《湘报》删去报首议论。5月20日（四月初一日），《湘学报》开始连载张之洞的《劝学篇》。但是，陈宝箴仍然企图保护维新力量。7月2日（五月十四日），陈委任黄遵宪为时务学堂总理，黄即发布告示称，市上流传的学堂课艺系“冒名伪作”。当时，熊希龄等为反击王先谦等人，上书陈宝箴，指陈书院弊端，要求整顿。对此，陈宝箴判为“门户纷争”，企图调和了事。8月10日（六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谕，表扬陈宝箴“锐意整顿”，指示他可以严惩那些“有意阻挠，不顾大局”的“缙绅”，陈即下令传唤散布匿名揭帖的宾凤阳等人，但王先谦随即以辞去岳麓书院山长相要胁，致使陈宝箴不了了之。

　　 在守旧派压力下，南学会自5月29日（四月初十日）之后即停止演讲。不久，皮锡瑞离开湖南，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被迫辞去时务学堂教职，学堂长期放假。7月19日（六月初一日），陈宝箴停发《湘报》津贴。30日（六月十二日），清廷下令，命黄遵宪、谭嗣同迅速来京。熊希龄也于随后离湘。湖南的维新活动逐渐趋于沉寂。

　　 上海、天津、长沙之外，两广、澳门、陕西、四川也都是比较活跃的地区。澳门有梁启超、徐勤任撰述，康广仁任经理的《知新报》。陕西有刘古愚等组织的复邠学会及不定期出版的《时务斋随录》。四川有宋育仁等创办的《渝报》、蜀学会及《蜀学报》。温州有陈虬创办的《利济学堂报》。杭州有陈虬、宋恕、章炳麟创办的《经世报》。无锡有裘廷梁的《无锡白话报》。据统计，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至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间，全国各地创办的学会、学堂和报刊，共有三百多起。一时间，学会林立，报刊纷起，古老的中国出现了一批新事物，就像一座深闭多年的宅院，吹进了阵阵清新之风。

　　 （四）张之洞刊刻《劝学篇》

　　 戊戌时期的思想派别大体可分三类：守旧派、洋务派与维新派。守旧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认为“凡子孙欲革先人之法，则其祸乱必尤甚于未革之世”。但是，这种理论，不论揆诸史事，或揆诸儒学经典，都无法成立，并无多大影响。洋务派坚持西方的“技”“艺”可学，“器”可用，“道”不可变，是当时的主流思潮。维新派继承早期改良主义者的思想，但是，在若干方面又有发展。一是提出“民权、平等”之说，用以挑战君主专制思想。中国社会长期认为“君权天授”，维新派则认为“君权民授”，可以公举，也可公废。二是批判纲常名教。儒学长期视“三纲五常”为天经地义，而维新派则指责其“惨祸烈毒”。三是提出“以西学为要图”。当时，洋务派普遍崇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严复则批判这样的说法不合事理。他认为，体用本就一物而言，不能以牛为体，以马为用。他由此论证说：“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维新派的思想有激烈的一面，但是，又有温和、妥协的一面。他们一般只主张“民权”，而不主张“民主”，而且主张兴“民权”之前，必须先兴“绅权”。显然，他们只要求封建统治者向自己开放部分权力，并不想将权力彻底交给人民。尽管如此，维新派的思想仍然为守旧派、洋务派所不满，在北京、湖南、湖北等地相继发生新旧思想的激烈论辩。其中，最突出的事件是张之洞刊刻《劝学篇》。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属于主战派。《马关条约》签订后，他担心“从此中华何以自立”，致电总理衙门，指斥“倭约各条，贪苛太甚”，甚至上疏要求将李鸿章“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此后，他即提倡“变通陈法”。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7月19日，他向光绪帝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格致、多派人员出国游历等九条建议。8月，又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遵议廷臣条陈时务折》，主张整顿军事、发展实业、“中学宜兼西学”，反对以八股、试帖取士。维新运动初起，他取支持态度，先后资助强学会及《时务报》。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张之洞自江宁回湖广总督任，大力在辖区内建立新式企业、学堂，以西法练兵，一时间，使湖北成为推行新政最有实效的省份。但是，他不同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以及维新派的“民权、平等”说。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刊刻《劝学篇》，企图纠正维新思潮之“偏”。《劝学篇》分内外两部分，序称：“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在外篇部分，张之洞阐述了学习西方科技、文化，设立学堂，改革科举，翻译日文书籍，提倡阅报等多方面的问题，可以视为张之洞的内政改革纲领，也是他为变法划定的范围。但是，《劝学篇》的重点在内篇。张之洞专辟《正权》一章，批评“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他声称，西方所谓“民权”，只不过“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他特别批评梁启超在《时务报》中提出的西方国家“人人有自主之权”的说法，认为那将出现“工愿高价，无业贫民愿劫夺，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的状况。不过，张之洞对西方“政必有法”、“君民皆不得违其法”的情况却颇为肯定，他也不坚决反对开议院，仅认为尚非其时。他说：“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而后议之。”这些地方，是张之洞思想超出洋务派之处。

　　 《劝学篇》极力维护中国的纲常名教。在《明纲》篇中，张之洞说：“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在中西文化关系上，张之洞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在《循序》篇中提出：学者必须“先以中学固其根柢”，“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在《设学》篇中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中体西用”本是洋务派的一贯主张，但其明确表述则始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3月沈寿康在《万国公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匡时策》，中云：“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次年，孙家鼐在筹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时也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梁启超也有过类似提法。不过，其影响都没有张之洞大。

　　 《劝学篇》出版后，被光绪帝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谕令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 [16] 守旧派也大表欢迎。戊戌政变后，苏舆汇集攻击维新思潮的文章为《翼教丛编》，其中即有《劝学篇》中的《教忠》《明纲》《知类》《正权》等四篇。

　　 注释：

　　 [1] 康有为：《上海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后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69—172页。

　　 [2] 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时务报》，1896年8月19日。

　　 [3]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党人列传》，1913年刊行。

　　 [4] 张之洞：《致长沙陈抚台、黄署臬台电》，《张文襄公电稿》卷29，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6页。

　　 [5]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手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1901页。

　　 [6]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手札》，第1899页。

　　 [7]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手札》，第1897页。

　　 [8]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手札》，第1854页。

　　 [9] 屠仁守：《屠梅君侍御致时务报馆辨〈辟韩〉书》，苏舆辑《翼教丛编》卷三，参见胡如虹编《苏舆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0] 梁启超：《学堂日亟梁批》，叶德辉编《觉迷要录》卷4，台湾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

　　 [11] 张之洞：《致长沙陈抚台、黄臬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9页。

　　 [12] 张之洞：《致长沙徐学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第610页。

　　 [13] 叶德辉：《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苏舆辑《翼教丛编》卷6，参见胡如虹编《苏舆集》。

　　 [14] 宾凤阳：《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苏舆辑《翼教丛编》卷5，参见胡如虹编《苏舆集》。

　　 [15] 苏舆辑：《翼教丛编》卷5，参见胡如虹编《苏舆集》。

　　 [16]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