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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五四时期“新派中的旧派”

更新时间:2021-11-09 09:52:46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吴宓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论新文化运动》,尖锐批评胡适:“近年国内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焉,其持论则务为诡激,专图破坏”,“利用国人一时之意气感,以自占地步而厚植势力,是则商家广告之术,政党行事之方,而非论究学理,培植文化之本旨”。吴宓在日记里记载:“此间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之流毒祸世”。“哈佛帮”中最年轻的张鑫海愤愤地表示:今日吾们“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吾辈鏖战一番”。梅光迪与吴宓先后回国,应聘于江南保守主义的重镇东南大学,与已经在东大的其他大将刘伯明、柳诒徵、胡先骕等会合,创办《学衡》杂志,与新文化运动的堡垒北京大学一南一北,唱对台戏,展开了一场争夺文化话语权的大战。

  

  

   二、学衡派的新古典主义情怀

  

  

  

   文化话语权争夺战的背后,并非仅仅与利益相关,其中涉及到深刻的思想观念的分歧。

   192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有理性主义(机械主义和实验主义为主流)、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白璧德式的古典人文主义,与近代人道主义有区别)的三大阵营。这三种主义对世界与人的理解有重大的差异:理性主义将世界视为物理学的机械世界,而人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是征服世界的主体。浪漫主义将世界视为一个有机体,而人是有情感和意志、有能动创造性主体的人。而学衡派所秉持的古典人文主义更愿意将世界理解为一个有着自然法则的世界,人与世界是和谐的,人要遵循自然法则,自然法与人的内心法则是一致的。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情感需要平衡与和谐。

  

  

   西方自18世纪之后,就走上了背叛自己古典传统的道路,二者相互结合。这两种思潮带来了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滥情主义和人的狂妄自大。而白璧德提倡的新人文主义则是古老的轴心文明在近代的发扬光大,他对古希腊哲学、儒家文明和佛教怀有崇高的敬意,认为可以医治现代社会的弊端和现代人的心理疾病。因为古希腊文明与儒家文明具有相通性,白璧德在课堂上问中国的学生:“为何我的课你们一听就懂?”梅光迪回答:“因为这些思想二千年前中国就有了”。

  

   五四时期的思想主流,是机械主义与浪漫主义,虽然二者之间有紧张,但构成了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之一。在“哈佛帮”看来,西方文明最精髓的部分,是古希腊的人文主义传统,而胡适等人引进的以科学为中心的机械主义和卢梭发端的、滥情式的近代浪漫主义,是西方文明的末流。吴宓在介绍白璧德思想的专文中说:“彼科学的自然主义及感情的自然主义,皆未能以内心之规矩供给吾人,此近世最可悲最可痛之事也”。他在《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中更是尖刻地将胡适他们的主义视为“一家之邪说”:“彼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实专取一家之邪说,于西洋之文化,未视其涯略,未取其精髓,万不足代表西洋文化全体之真相”。与吴宓相呼应,梅光迪也责问胡适等“新青年”众人:“现时吾国人之所谓世界潮流者,果为真正之世界潮流耶?……凡吾国人所盛称之各种主义,奉之为‘世界潮流’者,不过西洋一部分人之主张。其视之漠然,不足介意,或大声以张反对之帜者,实占多数”。

  

  

   显然,梅光迪夸大了白璧德的影响,即使在20世纪初的西方,最有影响、占据“世界潮流”的是机械主义与浪漫主义,而非他们信奉的古典人文主义。梅光迪、吴宓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中西文明激烈冲突的时刻,他们不满传统保守主义的抱残守缺,更鄙视新文化运动健将要将传统全部掀翻。他们对中国古代的文明怀有深切的敬意,试图将中西古典传统融会、将新旧之学贯通,但苦于缺乏思想资源。正在焦虑彷徨的时候,这些留美中国学生,遭遇到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就如同在茫茫大海之中见到了引航的灯塔。梅光迪如此描述第一次读到白璧德著作的情形:“沉浸于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之中的我,同样渴盼着在西方文学中能找到某种与古老的儒教传统相通的更为沉稳而又有朝气的东西。带着极为虔诚的热情,我反复阅读了白璧德当时所出的三部著作。这些书给我展示出来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或者说是把旧的世界赋予了新的意义和新的词汇。我第一次意识到要以同样的精神去弥合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新旧文化基础上所出现的日趋明显的无情的杂乱无章的断层,我也第一次意识到要以同样的精神和所积累的财富,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关键时刻去加固这个断层”。

  

  

   古希腊文明、儒家文明和佛教文明都是古代人类的轴心文明,用白璧德的话说,新人文主义就是要“用历史的智慧反对当代的智慧”,特别是他钟爱的古希腊文明之中,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是并存的,是西方文明当中最有价值的古典传统。学衡派知识人受到白璧德的影响,同样具有轴心文明的意识,要“用历史的智慧反对当代的智慧”,以新古典主义对抗启蒙运动之中的机械主义和浪漫主义。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将孔子、耶稣、释迦牟尼、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视为轴心文明的“圣道”,而其中分量最重的,乃是儒家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学衡》杂志开卷的两位插画人物便是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偶然,乃是刻意安排,意在融合儒家与古希腊文明。

  

  

   作为学衡派的精神领袖,陈寅恪虽然没有修过白璧德的课,但他的思想与白璧德有许多暗合之处。前述陈寅恪对中西文明的见解,认为中国接近古罗马,与古希腊较远,缺乏的是科学的、形而上精神,过于实用。而西方的繁荣来自于科学的产生,而非实用的产物。因此中国更需要的是形而上的人文精神。这一看法便与白璧德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后来陈寅恪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提出对中国的传统要有“同情性之了解”,“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学衡派继承的是晚清曾国藩、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传统,但与后者有区别。晚清对西学的开放和了解还是有限的,张之洞以传统的“体用”二分,将西学限制在工具性、实用性的层次。然而,学衡派所处的时代乃是中国向世界全方位开放之际,这些新派中的旧派对西学的了解已经相当深刻,丝毫不亚于胡适这些全盘西化派。他们深知中西之间之异同与各自利弊,“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继续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西学,不分体用,只要是好的尽量吸纳。但这种吸纳乃是建立在自觉的文化主体性基础之上的,以“本来民族之地位”来选择和衡量西学,无论是文明比较,还是文化重建,不必固守本民族传统,但不能没有自身的主体意识。

  

  

   在陈寅恪看来,中国文明如何应对西学的冲击,可以从一千年前儒学融合佛教的理学那里获取智慧。1919年陈寅恪与吴宓的交谈中,陈寅恪分析了佛教入华对儒学起死回生的贡献:“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意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陈寅恪将理学对佛教的吸纳,理解为“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显然,中外轴心文明的第二次大遭遇,儒家对西学的融合,也应该以此开放的态度,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保持中国文明的形式结构,另一方面尽量“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这就是陈氏的“旧瓶装新酒”。他对“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有一种同情性之理解。

  

  

   与陈寅恪有共鸣的,除了吴宓,还有汤用彤。早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汤用彤就对吴宓说:救国有两个途径:“其小者,则以武力图恢复;其大者,则肆力学问,以绝大魄力,用我国五千年之精神文明,创出一种极有势力之新宗教或新学说,使中国之形式虽亡,而中国之精神、之灵魂永久长存宇宙”。汤用彤的看法,乃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态度,国家可以亡,但文化不能亡,中国文化的精神在新的朝代继续留存。汤用彤回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评近人之文化研究》,批评了两种看似对立的文化倾向,一种是“排薄国学者”,另一种是“主张保守旧化者”。他指出,二者都是出自膜拜西方近代文明,前者用西方标准对待中国文化,后者同样以西方标准认为中国古已有之。他提出“融会中西”“接通华梵”,既不排外,也非复古,将中西印三大文化置于同等的位置比较研究,但不忘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本位。汤用彤后来研究的是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但内心所关怀的,正是儒家文明复兴的大问题。

  

  

   那么,这些受到了西学系统熏陶的新派知识人,他们的“旧”究竟体现在何处呢?在我看来,比知识更重要的,乃是一种古典情怀。国家主义派领袖之一李璜晚年在回忆陈寅恪时说:“我近年历阅学术界之纪念陈氏者,大抵集中于其用力学问之勤,学识之富、著作之精,而甚少提及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其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此其所以后来写出吊王观堂(国维)先生致挽词而能哀感如此动人也”。在学衡派知识人当中,真正懂得中国古典人文的,是陈寅恪、柳诒徵、汤用彤等少数几位,像吴宓、梅光迪这些留美学生,其基本知识结构是西方的,乃是以西学比附中学,以白璧德解读孔夫子,其国学知识所知有限,并偶有硬伤。要论传统学问的根底,全然比不上启蒙派中的鲁迅,连比胡适都有一段距离。难怪《学衡》一出版,鲁迅就很鄙夷,他随意挑出《学衡》杂志的几处硬伤,讽刺说:“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豪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即使是钱穆,虽然文化立场与学衡派一致,也暗示他们知识太新,旧学不行,“欲直接以西洋思想矫正西洋思想”。

  

   吴宓的国学根底不硬,每次聆听陈寅恪高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日记中说:“宓中国学问,毫无根底,虽自幼孜孜,仍不免浪掷光阴。……今之鄙陋,不登于大雅之堂,仅普通学生之程度尚安敢以文学为专业号于人哉!”梅光迪也承认自己的中文不如英文,他的朋友评论说:“他的中文从古文入手,古文的家法,他也不尽守,而他所写的文章的内容,又多半是现代的材料”。中国的古典传统虽然无法以知识的形态存在于他们的理性之中,却是以情感的方式沉淀在于他们的心灵深处。梅光迪在《人文主义与现代中国》一文中写道:“现代中国人最大的责任就是保存自己的传统文化并维护它的声誉;……它也可能会被中国的某些革命者讽刺为‘中世纪和封建主义的残余物’;可是,对以它的名义发起一场运动的人来说,它应该是一种信仰,一种包含了宗教中所有的痴迷和悲怆的信仰”。对于学衡派知识人来说,传统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信念,甚至于信仰。他们以一种虔诚的痴迷和悲怆的精神,立志成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

  

1927年王国维的投湖自尽,成为学衡派寄托情怀的象征性事件。王国维的死因,传说纷纭,有殉清之说,有恐惧北伐军之说,有罗振玉逼债之说,但作为他的同事与同道,陈寅恪与吴宓相信,王国维殉的是中国文化。吴宓在日记中分析说:“王先生之死,必为不忍见中国从古传来之文化礼教道德精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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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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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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