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清:“合群”的诉求:“思想界”形成的背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8 次 更新时间:2021-11-09 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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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清  

将“思想界”置于清季民国时期这一历史背景,自有必要关注其是如何形成的。从语言的角度,大致可给出“思想界”以及其他“~~界”作为汉语新词出现的时间。下一章将对此进行分析,以说明出现于晚清的汉语新词,实际成为把握社会演进的关键所在;“~~界”在晚清的浮现,也须结合“社会”的成长加以把握。关键尤在于,与其他“界别”相比,“思想界”略显特殊,它既与表达的载体息息相关,还与表达的主体读书人密不可分。故此,首先有必要就推动“思想界”形成的助力略加申论。

最初的动力无疑来自“合群”的诉求,只是如何“合群”,依托于学校、学会还是报章,人们各有看法。在此过程中,报章作为“合群”的基础受到多方重视。

参与《时务报》创办的黄遵宪,1902年对清季报章有此评价:“《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 [1] 胡适1923年也说过:“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 [2] 就推动“合群”来说,《时务报》发挥的作用自然不可低估,同时须看到有远超《时务报》并代表另一个“新时代”的报章。本书也将《时务报》视作过渡时期的产物,摆脱所谓“自改革”的束缚,报章才展现全然不同的色彩。 [3] 随之而来,报章的定位也发生转变,渐次由沟通上下、开启民智,发展出新的职能,直至成为“权力”的彰显。因此,关注晚清读书人所表达的“合群”诉求,并以此作为问题的开端,或也能更好地揭示“思想界”实际构成多重因素营造的“场域”。



一 作为“合群”载体的报章、学会及学校



以“合群”作为“思想界”形成的主要推力,有裨于展示晚清读书人在变局中的走向。在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君子不党”是士大夫政治的重要标识,然士人却向有结社之习性,明清时期尤盛。 [4] “士”之成为“四民之首”,占据社会之中心位置,也意味着形成了具有某种组织意义上的“共同体”。士主要倚靠从宗族、宗教、学校,到行会、会馆、同乡会等“中间团体”(intermediate)。 [5] 这不难理解,每个人都会以某种方式卷入政治体系中,但政治生活首先体现为集团行为,尤其是急剧变革的社会,更促成新兴的社会集团起而参政。 [6] 晚清遭逢巨变,“合群”的诉求得以浮现;伴随科举制的废止,读书人通向政治的晋升之路被堵塞,他们渴望谋求不同于以往的身份。首先需要重视的是,晚清“合群”意识如何孕育,何以报章、学会及学校成为推动“合群”的主要载体。

“社会”缺失下的“合群”

“合群”构成晚清读书人论说的重心,原因必多。不过,尽管读书人对于“合群”的意义从各个方面都予以肯定,但实现这一目标,未必有合适的办法。其缘由,既有承袭于传统的负担,也包含对新的组织方式缺乏了解。此所显示的是,“社会”的缺失导致“合群”难以找到依托,而“社会”的成长,则与形成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观念密切相关。这也成为近代中国转型的枢机,“合群”能否实现,端赖于此。

近代意义的“国家意识”如何萌生,一向是把握近代中国变革图景的焦点问题。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 [7]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上述见解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但相关话题仍受到关注,并形成新的理论模式——“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的理论”(culturalism-to-nationalism thesis)。 [8] 确实,摈弃“天下”观念,无论对外对内,都有潜在意义。对外是接受近代世界系以“国家”为基础——所谓“天下万国”;对内则将如何组成国家,如何安排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缺乏对“国家”的认知,“社会”也难以找到依托,“合群”亦不易实现。

从语词的翻译来说,论者也颇为重视由“群”到“社会”的转变。王汎森注意到,“从甲午之后到义和团之间是‘群’流行的时期,此后有一段时间,‘群’与‘社会’交迭使用;大致要到辛亥革命前四五年,‘社会’一词才渐流行”。 [9] 金观涛、刘青峰对此的辨析稍有差异,认为戊戌前后用“社会”一词翻译society,已从日本传入中国,从“群”到“社会”的转变,大致发生在1901年至1904年间。 [10] 但语词只是问题的一面,重要的是如何理解“社会”,如果在认知上不能有所突破,势必会影响对“社会”的接纳。

严复值得重点说说。1895年严发表的《原强》,就发挥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生存竞争之说,将社会之变迁理解为“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故此,“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 [11] 在译《天演论》时,他还说明:“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 [12] 只是如何实现“合群”,严复备感困惑。从事翻译时,他颇早涉及此一问题,由于中西存在明显差异,甚至寻找合适的语词,都费尽心力。《原富》所加按语中,针对corporation(今译作公司、社团、法人等)就指出:

此所谓联,西名歌颇鲁勒宪,犹中国之云会,云行,云帮,云党。欧俗凡集多人,同为一业一事一学者,多相为联。然与中国所谓会、行、帮、党,有大不同者。盖众而成联,则必经议院国王所册立,有应得之权、应收之利、应有之责、应行之事,四者缺一,不成为联……其事与中土之社会差同,而规制之公私,基业之坚脆,乃大有异。故其能事,亦以不同。此所以不能译之曰会,而强以联字,济译事之穷焉。 [13]

“歌颇鲁勒宪”乃社会的基本形态之一,严复选择音译,即是深感中西存在差异,欧西“同为一业一事一学者,多相为联”,与中国之会、行、帮、党,“有大不同者”。

在稍后翻译《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等著作时,严复已接受“社会”等概念,并结合此来谈论“合群”。在为《群学肄言》一书撰写的《译余赘语》中,严复阐明理想的国家系按照“社会”进行组织,甚至传递出没有“社会”也难以有“国家”的看法:“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 [14] 他还注意到“社会”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组织方式的不同:

古之无从众也!从众之制行,必社会之平等,各守其畛畔,一民各具一民之资格价值而后可。古宗法之社会,不平等之社会也。不平等,故其决异议也,在朝则尚爵,在乡则尚齿,或亲亲,或长长,皆其所以折中取决之具也。 [15]

这里引出的问题值得思考,关键不是译词如何确立,而是需要面对“社会”的构成。严复很清楚西方的社会分层,其基础是与国家分权的社会组织,但在中国,即便同样有帮、有会,却与之大异其趣。这既使严复感到困惑,后来也令梁启超、黄遵宪诸人大为困惑。

在1896年刊于《时务报》的文章中,梁启超揭橥“道莫善于群”之旨,强调“数人群而成家,千百人群而成族,亿万人群而成国,兆京陔秭壤人群而成天下。无群焉,曰鳏寡孤独,是谓无告之民”。 [16] 稍后梁又明确表示:“天下之有列国也,己群与他群所由分也。”认为中国与泰西之差异,是因为中国“以独术治群”,而近百年泰西各国之治,则体现在“善群术”。不过,此时的梁仍难以摆脱“天下”之樊笼,故又强调“有国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群则犹未也”。 [17] 此亦表明,因为“天下”犹在,所谓“大群”之“国”,这时也未必是梁启超追求的最高目标。 [18]

如何“合群”,在实践中也引出不少话题。1898年3月7日发刊的《湘报》,曾就成立“南学会”说明:中国有今日之结局,实由“二千年合群之公理湮塞弗明”;组织该会,“意欲尽合群之美”,即“以总会统分会,以分会统农工商矿诸会,联全省为一气,合万众为一心”。 [19] 有意思的是,以“学会”相号召,未必符合时人的期待。一位会友表示:“今夫南学之设,大无益于湘省也,且徒言学会,所讲者不过天文、地理,俗儒常谈”,当“废此学而改议院以广招徕”。南学会只能以此作答:“今必欲改学会为议院,必国家先立上下议院而后可,今可行乎?” [20] 但这样的问题却是众所关注的,稍后又有人提出“西人治国之道最重议院”,湖南也当通过努力“收西人议院之益”。南学会又这样答复:开议院之权,“操之国家,国家即能议行”,吾人须重视的是,“民智不开,议者何人”。 [21]

耐人寻味的是,时人对“议院”的期待,其实正是南学会组织者的如意算盘。皮锡瑞1897年底的日记言及:“谭佛生等禀请开学会,黄公度即以为议院。” [22] 征诸谭嗣同致陈宝箴信函,更能看清此点。信中表示:“湘省请立南学会,既蒙公优许矣,国会即于是根基,而议院亦且隐寓焉。” [23] 过了一段时间,皮锡瑞算是明白了黄、谭一干人所图谋:“诸公意,盖不在讲学,实是议院,而不便明言,姑以讲学为名,以我不多事,借此坐镇。” [24] 此亦可见,如何“合群”还纠缠着其他因素,主事者不能不慎重考虑。同样在湖南,王先谦即以此为天下之“大患”,赞许当朝“以社会与朋党二者为世切戒”。 [25]

可以说,当“合群”围绕国家、社会组织展开时,则更具敏感性。黄遵宪、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就不乏这方面的思考。黄遵宪1887年完成的《日本国志》,已有对“社会”的阐述:“社会者,合众人之才力、众人之名望、众人之技艺、众人之声气,以期遂其志者也。”令其印象深刻的是,“凡日本人无事不有会,无人不入会”。 [26] 以“合力”理解“社会”,尚未能触及“会”在国家事务中扮演的角色。1898年初黄遵宪在南学会讲学,对于“合群”的认识,同样不得其法。 [27] 到1902年才有转变之迹象,“合群之道,始以独立,继以自治,又继以群治”。据此黄也认识到中国本土资源颇为匮乏,合群之法,“惟族制稍有规模”,其他如同乡、同僚、同年,以及相连之姻戚、通谱之弟兄,则不过是“势利之场,酬酢之会,以此通人情而已”。“合群之最有力量,一唱而十和,小试而辄效者,莫如会党”,结果也令人忧虑,“贻害遍天下,其流毒至数世而犹未已”。为此,黄也提出理想的“合群之道”:

当用族制相维相系之情、会党相友相助之法,再参以西人群学以及伦理学之公理、生计学之两利、政治学之自治,使群治明而民智开、民气昌,然后可进以民权之说。 [28]

孙中山、章太炎此一时期在思想上同样发生了转变。1905年孙中山非常有意思地谈道:“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 [29] 正是借民族主义思想的成长,孙才找到“与群俱进”的“缮群”之道,即从欧美进化凭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用它们为中国之“缮群”确立了方向。 [30] 1906年章太炎也结合个人的遭遇,言及转变之缘由,尤其说明“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 [31] 这里也清楚交代了,国家意识的形成固然有传统“族类”思想的因素,所要者还是因为“收拾”了近代民族主义之学理。

对“合群”的思考推动对“国家”与“社会”的新认知,这无疑是影响深远的转变。有了近代意义的国家意识,对“社会”的认知才会逐渐清晰。1902年出版的《新民丛报》第11号,以此答复一位困惑于“群”与“社会”的读者:“社会者,日人翻译英文society之语,中国或译之为群,此处所谓社会,即人群之义耳。”编者也坦陈:“本报或用群字,或用社会字,随笔所之,不能划一,致淆耳目。”显然作者更倾向于“社会”一词,故此也表示:“社会二字,他日必通行于中国无疑矣。” [32] 稍后出版的《新尔雅》,还列出“释‘群’”一节,对此有更清楚的说明:“二人以上之协同生活体,谓之群,亦谓之社会。” [33] 将“群”与“社会”相提并论,正说明“合群”的诉求与“社会”的成长结合在一起。

学校、学会与报章:“合群”的载体

尽管背负“君子不党”的古训,也未必洞悉“合群”的真正意义,但这并不影响读书人由此迈出重要一步,进而思考“合群”之道。晚清士人往往结合学校、学会、报馆三端展开论述,而且,选择的目标并非单一的,常常是将此三者结合起来。换言之,学会、学校与报章成为此一时期读书人思考“合群”的主要载体。

需要说明的是,类似的主张所在多有。1881年,林乐知向美国监理会呈报如何振兴布道事业,已指明中国当下最要紧之事有三,即“设立教会大学”“译书撰报”“创立印书局”。 [34] 晚清读书人聚焦于此,也是出于对西方经验的仿效。1894年,随公使龚照瑗出使欧洲的宋育仁,将见闻整理成《泰西各国采风记》(简称《采风记》),就注意到:“西国之上下通情,得力于协会(亦称社会),而辅之以报馆。” [35] 类似这样对“西国”的认知,只是试图推动这些要素在中国得到发展,并无特别之处。然而,士人以此作为“合群”的基础,却迥然有别,其往往借“合群”图谋欲实现的目标。

在具体实践中,读书人主要结合“合群”这一目标规划所从事的事业,尽管强调的重点未必一致。开办《时务报》之前,汪康年已有创设中国公会之议,“期于联合同志,公同研究,草拟章程。先在湖北与诸同人商议,又特至上海与诸名流集议”。所拟定的章程还包括对报章与学堂之谋划,“会中人稍多,当即设立会报,附刊于译报之后”,“筹款何处最多,即何处设学堂”, [36] 同样是统筹学会、学校及报章三者。《时务报》发行后,汪康年又进一步谋划如何“合力以图之”,以奠定维新之基:

今日振兴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则必新学术。新学术则必改科举、设学堂、立学会、建藏书楼。然改科举,必将官制政法尽行改革,非旦夕所能期。 [37]

只是,读书人对“合群”的理解各有不同,依托的载体也颇有差别。此一时期主要在湖南从事维新活动的谭嗣同,对此的论述偏重于“学”,认为“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者,厥有三要”:“一曰创学堂,改书院,以造英年之髦士,以智成材之宿儒也”;“二曰学会,学会成,则向之不得入学堂而肄业言者,乃赖以萃而讲焉”;“三曰报纸,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 [38] 康有为弟子徐勤在《知新报》上撰写的文章,从“政”“学”“商”三端思考“合群之义”,考虑的载体则指向议院、学会、公司:

合群之义有三,言政则议院,言学则学会,言商则公司,之斯三者而已。然学校不兴,科举不变,民智未开,国是未定,则议院末由开也。例禁未除,人心未定,举国顽嚣,知学者寡,则学会末由开也。若夫商务公司之设,则较二者为易易矣。 [39]

通过甲午之后读书人的相关言说及开展的一些活动,可以注意到无论开办学堂、组织学会,还是创办报章,都是本于“合群”这一中心理念。陈旭麓总结了这些努力具有的意义:“开报馆”乃必需的“传播媒介”,“兴学堂”可谓“启蒙的基石”,“开学会”则构成“信息集散中心”。 [40] 何以此三端构成言说的重心,值得加以分析。

就晚清“自改革”确立的方针来说,学校可谓最基本的追求,期望解决“人才”问题。人们最初未必已有明确的“合群”意识,但仍把推广学校、变革科举作为思考的方向。而士人在谋划“合群”时,以学校、学会、报章为主要载体,也延续了以往的思路。帝制时代的中国,士人乃重心所在,以此作为推动变革的重点,再自然不过。

对于“士”的批评,可谓代不乏人,降至晚清,则尤甚于往昔。由于西学传播的力度不断加强,对“士”的评骘与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颇为突出的是,“合科举于学校”渐渐落实为官方的举措。胡燏棻1895年的奏折已有“设立学堂以储人材”的主张。 [41] 1896年李端棻所上《请推广学校折》,更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晚清推动学校发展的重要文献。 [42] 而积极谋划变法的康有为,则逐渐形成替代科举考试的变通方案——废除“八股”,改试“策论”。 [43] 由此可见,推广学校构成晚清士人共同追求的目标,只是考虑到落实的困难及可能造成的震荡,采取了变通的方式。关键尤在于,如同开办“学会”受制于传统之习见,兴办学校也引发诸多联想。当时对“学校”的认知并非限于教育层面,往往和议论机关结合在一起,恰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对“学校”的阐述。 [44]

毋庸讳言,学校、学会与报章皆是因为与“西方”,尤其是与富强的关联,才为士人所重,不乏值得检讨的地方。将报章视作“清议”之代表,或将学校定位于“议论”之本,皆堪称古老传统的现代呈现。晚清以来对中国传统资源的重新发现和诠释,早已是学界关注的话题,余英时的解释是因为士子们对外来的新思想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某些已有观念,才能发生实际意义。 [45] 正因为如此,报纸杂志在晚清的流行,固然对于推动“思想界”的形成至关紧要,但对此的认知,一开始未必清晰。



二 报章作为“合群”的要素



约在甲午之后,开设报馆的主张逐渐流行开来。开办学会有“禁忌”,对于创办报章之举动,一开始并非皆为叫好之声,宋恕对此就不无保留。1895年汪康年、夏曾佑等曾邀宋恕一起“议立公会,开报馆,以联络海内才士,畅发神州积弊”,他却表示“识解多歧,竟不能决!” [46] 之所以难以决断,正是因为“立会干禁,恐有未便”。 [47] 对于开设报馆,宋也有不少担忧:“康长素拟开报馆于京师,恐无益处。今上海报馆有三,专以逢迎时贵、变乱是非为事。京师忌讳更甚,安可以开报馆!果开之,其逢迎变乱之弊,必更甚于上海!” [48] 不管读书人有怎样的顾虑,报章毕竟有学会难以替代的作用,故也成为优先的选择。在康有为以“学会”号召于京师之际,参与此事的陈炽即强调:“办事当有先后,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事。” [49] 孰先孰后,或许没有那么重要,实际上,报馆之开设,又成为推动学校、学会发展的动力,共同构成“合群”的载体。

“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

甲午之后,读书人何以积极投身学会的组织和报章之创办,《湘学报》有这样的分析:经历甲午一役之创痛,“一二家人之有心计者,始敢昌言筹所以御盗之策”。不仅京师“广设学堂,创兴书局”,各省也形成“学会如林”“报馆如鲫”的局面。组织学会的,“类皆一时名贤杰士,讲求西学,掇西史之精华,以求实用”;开设报馆的,“罔不广译西政,建议变法,哀哀长鸣,血泪盈简,而要皆不失为洞微烛远之士”。 [50] 结合《时务报》的发行,可大致了解创办报章时晚清读书人的思考。

围绕《时务报》的创办,汪康年之友朋多强调报馆应成为优先的选择。汪大燮致函汪康年言及:“译报馆能开,甚好甚好,公会不必别立地,广学会即在万国公报馆内,可以为例,先开报馆,逐渐廓充可耳。事不可骤,名不可大,有基弗坏,自能成功。” [51] 由此可看出,汪康年最初也是围绕学会、报馆的互动进行思考的,但汪大燮显然有进一步的考虑:“学会”一层,更易遭祸患,而办报“事如得法”,则“将来即与公会合而为一”。 [52] 卢靖则向汪康年建议:“会字无古今中外皆属极美之称,独中国则有会匪、会党之禁。《农会报》可否即名为《农学报》?务农会可否即名为务农公司?” [53] 邹代钧也认为学会之开办势必困难重重,反不如“以报馆为名,而寓学会于其中较妥”。 [54]

对于创办报章,梁启超更看重此举有助于形成“重心力量”。他在写给夏曾佑的信中提及:“顷欲在都开设报馆,已略有端绪,此举有成,其于重心力量颇大也。” [55] 在给汪康年的信中梁也说明:“我辈今日无一事可为,只有广联人才,创开风气,此事尚可半主。” [56] 而且,“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 [57] 《时务报》发行后,罗振玉也有积极回应,指明“今欲开锢闭,则兴学校为要图,而开学校之先声,则报馆为尤急”。他称道汪康年创办《时务报》之举,“实握开风气之枢纽”,“为之惊喜欲狂”。 [58] 徐维则在给汪康年的信中,也表达了报馆与学校并重的看法:

鄙意以为报馆与学堂相辅而行,无学堂何以资培养?无报馆何以广见闻?东西各国报馆之多,几与学堂相埒,各立主义,不相复重,君民上下咸取资焉。近来中西学堂直省均已设立,不可不各设报馆以佐之。 [59]

《时务报》创办的背景,也有值得关注之处。非惟《时务报》,当时出现的报章在理念上颇有共同之处,严复即勾画出此类报章之缘起及特点:

凡此诸报,其撰述事例可略分为二类:大抵日报则详于本国之事,而于外国之事,则为旁及;旬报则详于外国之事,而于本国之事,则为附见。阅报之人,亦略可分为二类: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之人为多,而下焉者或病其文字之艰深。夫若是,则于求通之术,其或有未尽矣乎? [60]

严复指出报章“求通之术”尚有不足,接下来再做分析,内中描绘了诸多报章之“踵事而起”,表明在经历诸多曲折之后,开设报馆终于得到众多应和。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众多读书人参与报章之创办,是认识到“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尤其看重报章对于“去塞求通”的作用。“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指明以报章为载体,正可以“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实现开通风气的目标。 [61] 这也表明此一时期读书人对报章的认知,主要考虑补充邸报之不足,尚未将此视作“社会”层面的用力。《时务报》最初引起重视,也是因为该报“敷陈剀切,援据确核,实能补塘报之不及,而兼综西报之长”。 [62]

追求“上下通”与“中外通”,不只《时务报》如此,其他报章亦然。1897年创刊的《知新报》,原即拟名“广时务报”,“盖以示推广上海《时务报》之意也”。 [63] 《〈知新报〉缘起》写道:“报者,天下之枢钤,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教修而民智。” [64] 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的《国闻报》,也持相似看法。针对“《国闻报》何为而设”的问题,严复明确回答“将以求通焉耳”:

今日谋吾群之道将奈何?曰求其通而已矣。而通下情,尤以通外情为急,何者?今之国,固与各国并立之国,而非一国自立之国也。 [65]

而报章对于“合群”发挥的作用,也渐渐受到重视。《时务报》发行后,来自同道的反馈,往往着眼于此。“吾兄办事从报入手,最为中肯。今天下未尝无有心人,苦于隔而不通,散而不聚耳。今渐通矣,聚矣。凡有同志,或至馆相访者,或以文字相赠者,吾兄宜加意牢笼,毋使倦懈,始则观听系焉,继则臭味洽焉,终且为我所用矣。” [66] 张元济在给汪康年的信中提出了上述建议。卢靖致函汪康年,对此也做了推衍性发挥:“贵报已派至七千余分之多,近数月来当更加推广,曷嘱派报诸君将阅报衔姓里居各录一册送贵报,或分省,或分姓记录,以备不测时号召勤王之用,何如?” [67] 进一步还说,何不考虑“立一报会,将各报馆联为一气”。 [68] 凡此皆看重报馆会聚同道的功能。

报章对学校、学会事务的推动

报章对于“合群”的推进,集中体现在成为学校、学会事务的中介。对于如何办好报馆,吴樵的建议是:其一,“开各种学会,报馆助其招股、聘师”;其二,“出时务题最好须有禁忌”;其三,“建藏书楼。此事甚易,可以有钱即办”。 [69] 时留学日本的汪有龄也致函汪康年:“近来沪上凡设学会、设学堂、设报馆,非阁下为之倡,则不能鼓动人心,互相乐助,是各事之成败系于阁下也。” [70] 这表明在时人的认知中,报章已成为推动学会、学校成长的重要载体。《时务报》的示范意义,也体现在其推动学会、学校的组织上。可见报章刊布的文字只是冰山一角,背后还涉及不少其他事务。

《时务报》发布各学会的消息,显示该报主动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各地纷纷成立的学会,也有此需求。《时务报》第1册刊登的“地图公会”《译印西文地图招股章程》,表明时务报馆成为地图公会的办事机构之一。 [71] 此外,《时务报》多次刊登“不缠足会”“务农会”的信息,还意味着报馆往往成为各会“联络点”。《务农会公启》说:“同志捐助之款,统由时务报馆代收,按旬登报,以征信实。” [72] 《不缠足会告白》则这样写道:

本埠诸同志如愿入会,请到本馆填注草籍;外埠诸君如有以此会为然,愿广为劝导者,请即专函示知本馆,即当将草籍寄上,以便就近设立分会。 [73]

《时务报》还专门列出“会报”栏,刊登各会消息。梁启超撰写的《会报叙》由衷表示:“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学会末由哉!”“此风益盛,实中国剥极而复一大关键也。”为此还介绍了桂林、长沙、武昌、苏州、上海等地次第兴起的各种学会。 [74] 这些学会在《时务报》上刊登了不少信息,显示报章对推进“合群”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各学会发布的信息,也说明学会的工作往往结合学校与报章进行。1897年康有为在广西发起和组织“圣学会”,其章程明示该会“略仿古者学校之规”,还阐明所致力的五项事情之一是“刊布报纸”。 [75] 《湘报》第27号刊登的《湘报馆章程》则指出:

本报与学堂、学会联为一气,凡各府州县、穷乡僻壤不能购报者,应请各府州县分学会会友查明市镇村落,总汇地名,函知本馆注册,酌计每处捐报数分。 [76]

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差不多。宋育仁1898年被聘为四川尊经书院院长,便在此组织“蜀学会”,并以该会名义出版《蜀学报》(实际是之前宋在重庆创办的《渝报》的延续)。 [77]

对于兴办学校,《时务报》更是高度重视,刊登了不少与学校相关的信息,如第2册即刊有《湘乡东山精舍学规章程》。 [78] 时在家乡绍兴创办中西学堂的徐树兰在给汪康年的信中,也说明兴办学校对刊登告白的需求。 [79] 这还不算什么,《时务报》对兴办学校的推动,还体现在向各学塾派送该报。第17册《本馆告白》说明:凡已设之学堂学会,如有愿阅本报者,可函致本馆,“本馆自当送报一分,以备传观”。 [80] 这一做法也为其他报章承袭。《经世报》甫出版就表示:“各省书院学堂,有需阅读本报者,请各向就近本分馆购取。” [81] 而该报同样提供了学校、学会与报章互动的例证,刊登了多则告白。 [82]

上述种种,明显配合着晚清士人推动的“合群”工作,而且,学会与报章还成为“集团力量”形成的重要助力。以《知新报》来说,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多少具备康梁一派“机关报”的属性(详后)。可稍加补充的是,《时务报》积极拓展发行渠道,吸引广泛的读者,也促进“合群”的工作有实质性进展。

《时务报》发行后,派报处遍及全国18省,并走向海外,总计达到二百余处;每期销量也由最初的四千份左右,数月之间增至万余份。 [83] 而读者、作者群的拓展,也能发挥“合群”之力。《时务报》先是列有“时务报馆文编”,接收的便是读者来稿;后又列出“时务报馆译编”,刊载各种译文。《时务报》希望读者诸君寄来“发明政法或切近今日事情为主”的文字,并许诺支付稿费,也激起热烈响应。《汪康年师友书札》保留的来函,有数十通是各种人投稿或参加时务课艺的,包括当时就读于南洋公学东文普通学校的樊炳清,以及后来编辑《皇朝经世文续新编》等时务书籍的储桂山。不惟如此,还不乏士人将友人的稿件寄上,进一步扩大网络的范围。实际上,一旦创办报章,势必会走向这一步。汪有龄尤其重视报章“借劲”与“蓄势”发挥的作用,为此向汪康年建议:

报中论说欲其出色,在借劲,在蓄势。借他人之佳文,增本馆之声名,此借劲也;养主笔之威望,而使之不言则已,一言惊人,此蓄势也。 [84]

为此,研究者也指出,从《时务报》和它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切入,可以更好把握传播媒介如何形成晚清中国的“公共空间”,读者与报馆之间建立起不必直接碰面便可交流信息的关系。 [85] 尤其突出的是,“二千年士议起伏,重心都在庙堂里。以此为常态,《时务报》的出现便是一种异态”。读书人的议论“一经变为报章文字,便可周行而四达,引出交流、交汇、共鸣、回响”。 [86] 不过,天下士议的重心“由庙堂之内移到了庙堂之外”,还只是问题的一面,如考虑立言者的政治立场,则可发现更为重大的转变稍后才发生(详见下一章)。这里尚需补充的是,报章之间“互为代派”机制的形成,拓展出紧密联系的网络,同样值得重视。这也是思想界构成“场域”的关键。



三 互为代派:报章销售网络的建立



对甲午之后读书人竞相创办报章的情形,梁启超后来有这样的总结:“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继此之后,“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悉仿《时务》,若惟恐不肖者然”。 [87] 这一系列报章的出现并非偶然,实际成为转变的象征。李提摩太在回忆中也阐明,《时务报》“作为改革派的喉舌”,“一开始就取得了极大成功,在从南到北的整个帝国激起了维新思潮的涟漪”。 [88] 不只数量增多,关键尤在报章之间存在互相依托的关系,发挥着“合群”的效力。报章对促成“思想界”的形成,作用越发明显。

《时务报》等报章出版后,在销售上取得的成功,前已多有说明。但报章毕竟是特殊商品,所谓“生意”,远不是发行数量可以完全说明的。可稍加区分的,一是报章本身的发行情况,一是为其他书刊销售发挥的作用。《时务报》有了影响,角色也发生改变,反过来成为新创办的报章需要借助的平台。照当时的看法,“报馆之要,大致不过访事、主笔、翻译、售报、告白及购机、择地数大端”。 [89] 上述诸端,不少都须在上海办理。英敛之筹办《大公报》时就表示:“报馆购机,当于上海,不能俟西洋,一年之久始至。” [90] 包天笑则说明:“倘要印书,现在全国只有上海较为便利,并且出版以后,就要求销路,求销路必须到上海。” [91] 开办于上海的时务报馆,为此不免承担多方面的事务,报章之构成“场域”,部分也是其自身还成为众多报章得以创办、推广的媒介。

刊登告白与代派:报章的多重角色

继《时务报》之后创办的报章,酝酿之际,往往就在《时务报》刊登启事。报章出版后,发行工作也有赖于《时务报》的“代派处”。前已述及,在澳门发刊的《知新报》,是通过在《时务报》第15册刊登的《广时务报公启》昭告天下的。该报正式出版后,《时务报》又刊登告白说明,《知新报》随《时务报》“分送”。 [92]

《时务报》负责代派的,远不止《知新报》一家。《国闻报》与《时务报》在推销上互相借助,对于形成网络也至关重要。《时务报》在筹备阶段,曾将《时务报启》广为发放,天津的王修植即是发放对象。1897年王修植、夏曾佑、严复等发起《国闻报》,也期望《时务报》能帮助推销。他们曾致函《时务报》诸君,不仅提出刊登《国闻报》创办之启事,还希望出报之后能仰仗《时务报》建立起来的派报处,“代为分送”。 [93] 王修植还向汪康年提出:“《国闻报》南皮既以为然,能否怂恿之,略仿《时务》《知新》之例,通饬各属士商看报。” [94] 这恐怕是《国闻报》诸君尤为羡慕《时务报》的。

《湘报》之创办,从购买机器到订购各种报章,也多仰仗汪康年。熊希龄致函汪康年说明:“《湘报》风声,通省皆知,望我出报甚切,乞速办就机器寄湘。” [95] 另一通信还表示:“湘报馆所购各种报,均荷一一寄湘,感激无已。” [96] 更多报章则希望《时务报》帮助推销。1897年陈虬等创办的《利济学堂报》,即期望援《湘报》之例,附骥于《时务报》。陈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表示:“敝《学堂报》已出四册,近郡都甚风行……拟午节后四出远售,当呈大教,彼时还望大力广销。” [97] 另一通信则写道:

敝报改刻已出四册,敬寄奉三十分……敢援《湘报》之例,附骥贵报,希借畅销,亦群义之一端也。 [98]

太多报章有这样的需求,《时务报》甚至难以应对,为此还说明:“本馆定章不附告白,惟地图公会系本馆兼理,又《农学会报》本馆亦与其列,故为登告白,余则概不附登。” [99] 但这样的告白并没有停止刊登,第27册刊出《新出〈湘学报〉》告白,并说明“由本馆代售”。 [100] 第31册则有《知新报馆告白》,告知“本馆今仍迁回石路口时务报馆内,所有外埠来函径寄时务报馆可也”。 [101] 第38册刊登的告白才说明,欲购买《知新报》《农学报》等报章,可“径行寄函各馆,不必由本馆转述,庶免迟误”。 [102]

是否刊登告白以及代为派送,更多受私人因素影响。《时务报》上述举动,是因为梁启超与汪康年在诸多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由此,与梁关系密切的报章相应受到影响。这也表明一些报章逐步成为代表特定政治势力的媒介。创刊于澳门的《知新报》,处处比照《时务报》,却又有不同之处,系“招股集资”创办,不比《时务报》之“叠有捐款”。而且,该报主要由“康门弟子”担任撰稿人,多少具有“机关报”性质。《知新报》刊登的各学会信息、各学堂章程,明显是为了发展同道。第3册对各方拟创办报章之介绍,即以“吾道不孤”为题。[103] 第86册还介绍说:“日本东京开办政学会,专讲求政治条理。如有志入会者,祈将姓名或别号、居址寄到会中,以便随时函商学业。” [104] 正因为有更为鲜明的政治主张,《知新报》言论渐渐有超越《时务报》之势,皮锡瑞看了数册《知新报》就表示:“刘桢卿等议论可观,远胜《时务报》矣。” [105]

报章共同构成的“网络”

《时务报》具有的示范意义,有多方面呈现。徐维则曾盛赞《时务报》,使“海内士夫咸知报馆之足以开风气、挽习尚”,“此非高明有以启之,焉能如是推广?” [106] 不惟如此,《时务报》形成的报章体例,也成为后出报章仿效的对象。来自江苏吴县的祝秉纲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即提及各地办报往往秉承《时务报》确立的体例。 [107] 可以说,《时务报》更为重要的意义,还体现在塑造了那个时期所出报章之“品格”。

这也促成报章形成互为依托、借重的网络。《时务报》成为其他报章广泛借助的平台,别的报章同样施惠于该报。《时务报》创办之前发刊的《博闻报》,即为《时务报》刊登了告白。 [108] 新的报馆开办,也意味着《时务报》有了新的代派处,前面提及的诸多受惠于《时务报》的报章即是如此。陈虬在给汪康年信中曾言及,“贵报二十六册共七十册已收到”,这显然是利济学堂报馆为《时务报》代派的份额。 [109] 《渝报》则在川内及外省许多地方设立了代派处,一开始即表明,“本局代发《官书局汇报》《时务报》《万国公报》,并印发各种时务书”。 [110] 该报主笔潘清荫还向汪康年提出:“《时务报》在渝代派诸处,此后似可归并敝馆一处承派。” [111] 1898年创刊的《无锡白话报》,也以时务报馆、农学报馆、蒙学报馆、苏州电报局、常州龙城书院等多处为“外埠代派处”。 [112] 可以说,报章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形成销售网络,互为借重。



四 “自改革”:与官方的互动




评估晚清读书人最初创办报章的活动,容易产生分歧。1899年《清议报》曾写下这样的话:“甲午之役,以匹夫操报章之权,倡言变法,唤起国民之精神,开豁维新之风气者,《时务》《知新》其领袖也。”戊戌政变发生后,“《时务》先萎,惟《知新》巍然独存”,而“《国闻报》特立于津门,《天南新报》崛起于星洲”,同声相应,始终不懈,“人心不死,诸报为巨功矣”。 [113] 这明显忽略了上述报章可能存在的区别,关键还在如何评估所谓“以匹夫操报章之权”。实际上,报章在此间的走向,前后相较有明显区别。最初既定位于“上下通”,则显然与官方的立场颇为契合,甚至原本即是官方在推动。《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等的创办,都有必要基于晚清的“自改革”加以检讨。

官员与报章

初识报章,晚清士人确实抱持美好的期许,誉其为“三代”的“采风之制”,有助于实现“上下通”“中外通”。但问题未必如此简单。较早注意到西人报章的王韬就指出,泰西日报之兴起,所要者是刊登“国事军情”,并且遍及“偏壤偏隅”。 [114] 尤其说明:“西国日报之设所关甚巨,主笔得持清议,于朝纲国政颇得参以微权。” [115] 这既是报章属性使然,也是引发分歧之根源。或许王韬也认识到兹事体大,故而用“参以微权”加以淡化。实际上,当报章以这样的方式介入政治,难免引发种种争议。

从一开始,报章展现的即是两面性,既不乏官员出面办报,也发生了诸多官员与报章交恶事。1876年11月上海出现的一份《新报》,以“各口诸帮公议”的名义发行,实际的创办者却是上海道台冯俊光,经费也出自道库。 [116] 该报明确表示为仕商服务,“于京省各报,则求速而且详;于西字诸报,则求译而无误。时事则查访的实,货价则探听确真”。 [117] 这份采用中英双语的报纸,还试图影响生活在上海的洋人,被称为“道台之嘴巴”(the Taotai’s organ)。 [118] 只是未如所愿,“出版几个月之后英文内容被删除”。 [119]

当有关政务及官员个人的事项登载于报章,各级官员却未必能够适应。《申报》创刊后,便试图厘清“国事”与“家事”,但刊登的“浙省诸事”仍引起当地官员的不满,为此《申报》还刊文强调:

君官之所办者,国事非家事也,一国之事当令一国皆知,何为秘密不宣乎? [120]

习惯了旧有政治治理方式的各级官员,要区分“国事”与“家事”,谈何容易。翁同龢对此的反映,颇说明问题。1898年6月翁遭开缺回籍,年底又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他在《新闻报》上读到不少对此的议论,在日记中愤懑写道:“前数日《新闻报》妄议余事,今又云住鸽峰,干卿甚事而评点不已耶?” [121] 所谓“干卿甚事”,真是一语中的。只是不再掌握机要的翁只能在日记中表达不满,再无力卷起什么纷争。

实际上,官员与报章之冲突,也所在多有。1875年署理两江总督的刘坤一甫上任,即被《申报》批评受贿。1896年再度被《申报》攻击时,刘在一通信中就表达了心中之不满:申报馆“悠谬之谈,何足计较。我若斤斤与辩,彼益刺刺不休,正当置之度外”。 [122] 1878年左宗棠与《申报》之冲突,更涉及军务大事。左处理新疆问题的意见得到朝廷支持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解决所需1000万两军费,朝廷只能拿出300万两,加上要求海关划拨的200万两,剩下的500万两同意左举外债解决。对此,左也是痛苦万分,“夫用兵而至借饷,借饷而议及洋款,仰鼻息于外人,其不竞也,其无耻也”。 [123] 不料《申报》发表的《贷国债说》,直指左以高利借外债,“为中国古今未有之创局”,“此有心人所为痛哭而流涕者也”。 [124] 《申报》以这样的方式披露此事,在官员中激起一番议论,也引发左宗棠对报章及文人的好一通讥评,痛斥“江浙无赖士人”,“托于海上奇谈,都人士遂视为枕中秘矣。所系在颠倒是非,辨言乱政”。 [125] 左把矛头指向江浙文人,显是因为《申报》登载的信息使其处于政治旋涡中。

可以想见,各级官员自会针对报章施以种种手段,仅广州一地就有不少事例。1883年《循环日报》刊载的《迭禁谣言》指明:“省中官宪前出有告示,严禁造谣滋事之徒,不准刊刻新闻,沿途贩卖。”还述及南海、番禺两县会衔发布告示,“如有关碍大局及军务者,不准刊刻新闻纸”,“诚以其易于蛊惑人心也”。 [126] 邝其照1886年在广州创办的《广报》,1891年因发布某大员被参消息,也引得两广总督李瀚章大怒,指斥该报“妄谈时事,淆乱是非,胆大妄为,实堪痛恨”,还责成番禺、南海两县“严行查禁”,“不准复开”。 [127]

官员与报馆之冲突经常发生,也被视作影响报馆的大问题。何启、胡礼垣于1895年出版的《中国宜改革新政论议》指出:“日报之设,为利无穷,然必其主笔者、采访者有放言之权,得直书己见,方于军国政事、风俗人心有所裨益。”中国之所以“不能得其利益者”,即在于“秉笔之人不敢直言故也”。为此其也表达了对“秉笔之人”的同情:

今有于官司之不韪而偶一及之者,则其报馆必致查封,其主笔必被拘系,不问其事之真与伪也。今有于官门之受赃而涉笔言之者,则主稿者祸不旋踵,司报者灾必及身,不问其情之虚与实也。 [128]

可叹的是,这样的事例却持续不断地在增加。1902年创办的《大公报》,希望秉持“公论所在,不敢稍涉循隐”的原则,结果也导致“某某数巨公颇滋不悦,每与人论及本报,辄易其名曰大私报”。 [129] 照戈公振的观察,“当时大吏之守旧者,常禁民间阅报:言论稍有锋芒,鲜有不遭蹂躏者。报律颁行以后,官厅益有所根据,凭己意以周内”。 [130] 包天笑也表示,各报纸的老板,经历多起祸端后,往往“小心谨慎,自保身家,不敢惹祸”。 [131]

“恭录上谕”的象征意义

官员与报章的冲突,乃新型传播媒介挑战过去政治治理方式的结果。就报馆方面来说,自是尽力避免此类冲突,并且努力寻求自保之道。上海报纸的因应之道,即是设法“取材于本埠外报”,“转登外报,既得消息之灵便,又不负法律责任,其为华报之助力者大矣”。 [132] 不过,亦要看到的是,晚清士人最初创办报章,是在帝制的架构下谋求改革,与官员的种种冲突,是不经意间发生的,并非报馆有意为之。《时务报》刊登“谕旨恭录”等内容,即明确传递出办报者在政治上的考量。这也成为那个时期报章的基本体例。

是否登载谕旨,《时务报》也有交代。该报登载之谕旨最初系从上海各报转载,后来才转录“京报”上的内容,以免舛误。受制于当时的交通条件,谕旨往往不能及时刊登。《时务报》第18册停刊了谕旨,即是因为“京报”通过轮船运寄上海,到冬季“因封河后,官书局报久已停寄”,以致“上谕无凭登载”。次年开春后,官书局报虽已寄到,但“沪上各报早已将上谕录诸篇首”。为避免经常出现类似问题,《时务报》遂考虑以后不再登载谕旨。 [133] 然而,这一做法却遭到批评。王舟瑶当即致函汪康年:“各处购尊报者,不必皆购他报,俱以未见上谕为歉,以后似宜补录。” [134] 邹代钧也认为此举“颇失人望”,“寒素不能遍阅各种报,仅购《时务报》阅之,而无上谕,甚视为缺典”,“为销路起见,仍以录入为妥”。 [135] 为此,《时务报》第35册起又恢复刊登上谕。

大致说来,晚清士人基于维新、变法创办的报章,往往都有“谕旨恭录”及“章奏汇编”等内容。不惟如此,与官方之密切配合还有诸多体现。沈曾植曾指出:“《时务报》所载国闻,自邸钞外,皆南皮尚书向各省督抚署搜辑,非得之都中也。” [136] 《湘报》创刊后,熊希龄等请将文告公牍随发《湘报》刊刻,巡抚陈宝箴也予以批准,以为“报馆刊刻奏章公牍,所以周知时事,通晓民情”,故“所请自应准予立案”。 [137] 以后《湘报》即不定期刊登“抚宪批示”或“抚辕批示”。由此亦可看出晚清报章成长中另一值得重视的特质,即仍恪守过去对政事的认知,甚至可以说,最初创办的报章来自朝野上下的共识,希望弥补邸抄等在信息沟通上的不足,并未赋予报章更多职责。

晚清报章“恭录上谕”的情形,也为时人所注意。《中外日报》1902年刊登的一篇文字指出:“发一社会之力,通各社会之邮,其用莫如报章。”然而,中国过去之邸钞、京报所录,“不过朝廷之谕旨,大臣之对章,无舆论也,无民情也”。以后沪上出版的报章,尽管“稍增入民间事、外国事”,但与旧有之邸钞、京报,却不甚悬殊,“盖皆便在下者稍知在上者之意向”。甚至表示:“甲午以前,固无报也。” [138] 姚公鹤为此也称:“若仅仅以上谕刊载报首,则依然未离邸抄窠臼耳。” [139] 这或许是过严的标准,而且,此未必是迎合“上意”的体现,反倒是为满足读者的需求,《申报》《万国公报》等报章,同样会“恭录上谕”或“全录京报”。说到底,仅仅以“上下通”“中外通”理解报章,多少表明仍恪守所谓“庶人不议”之樊笼,只有在这一层面有所突破,对报章的定位才会有所转变。

《知新报》最初也有“上谕恭录”(后加上“上谕电传”)等栏目,戊戌政变发生后,就不再有这方面的内容,到1900年2月出版的第112册才有了“京师新闻”栏,但“上谕恭录”已改作“谕旨照录”(后改为“谕旨择录”)。两相对照,不难觉察其中的政治意味。接下来还会述及,梁启超1898年流亡日本后创办的《清议报》,同样没有“上谕”之类的信息;主要由留日学生创办的报章,也不再“恭录上谕”。政治立场的转变,自会影响到发言方式。

“恭录上谕”只是问题的一面,与之相关,报章上还频频刊登诸如条陈、奏折及上书之类的文字。康有为上书乃维新运动中颇值关注的事件,遭遇种种曲折,表明一般士人上书言政,并不容易。为此,康在《上清帝第一书》中特别提出,“今上下否塞极矣”,“通之之道,在霁威严之尊,去堂陛之隔,使臣下人人得尽其言于前,天下人人得献其才于上”。 [140] 康有为感受到的问题,正是帝制时代士人参与政治的写照。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同样感叹:“廉远堂高,笺疏有体,九重万里,呼吁谁闻。”还解释该书“名之曰《抗议》,即位卑言高之意”。 [141] 而在王韬看来,始于秦时之“尊君卑臣”,实际造成种种恶果:

堂廉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虽疾痛惨怛,不得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 [142]

报章出现后,书生报国有了新的渠道,借此抒发政见也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申报》刊载有不少士人之上书, [143] 王韬在《循环日报》上登载的文字,也有这样的属性。《上潘伟如中丞》即写道:“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裁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 [144] 当晚清读书人办起更多的报章,上书、条陈等内容也充斥其中,严复发表于《国闻报》的《拟上皇帝书》,也颇为典型。 [145] 当然,此类文字是难以“上达天听”的,严复此文,只是因为机缘巧合,才为皇帝了解。 [146]

这样的内容刊发于报章,也引起种种非议,被痛斥为“东南名士之陋习”。 [147] 夏曾佑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就不无反省:“以奏折当论说,当时《国闻报》颇有之,后甚悔之。” [148] 对于康有为之上书,谭献也颇为怀疑其效果如何:

康工部有为有五次上书,为大僚所格,未达九重。原文传布,登沪上报章,展阅一过。言有过于痛哭者,扼不上闻,固为沉笃之习。然以此为药,即能起笃疾,尚不敢信。 [149]

之所以流行这样的方式,既是因为读书人有此愿望,也是因为报章乐于刊登此类文字。汪康年就收到不少此类请求,一位自称“不合流俗”之老书生(“现年七旬有五”),表示其“忠君报国之忱,未尝已也”,曾为“倭人侵扰”,“四上条陈”。 [150] 《湘报》登载《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还加上这样的“按语”:“此南海先生第五次上书也……适从友人处得见其草之半,亟登报首,不复拘论说冠前之常例。” [151] 可见最初出现的报章,也契合帝制时代的政治生态。“恭录上谕”为报章普遍采用,自是贯彻“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而各种上书、条陈频频登载报章,则沿袭了读书人“上书言政”的传统。

只是,通过报章这样的新型媒介实现的“上下通”,仍是单向的。报章之“恭录上谕”自有助于官方信息更广泛传播,然书生通过报章“上书言政”未必有实际成效。政治治理的方式未尝改变,所谓“上书”,更多只是书生在新型媒介上的“自娱自乐”。

来自官方的襄助

“恭录上谕”成为晚清报章的一道景观,耐人寻味,牵涉如何评价这些报章的问题。无论就“报章”的形态还是“近代”的立场,或不无可议之处。以《时务报》来说,名为“报”,实际却是一份每期30页左右的书本式旬刊,而且,“既在上层说服地方大吏官购报纸,明令阅读;又在基层劝人读报,广设派报处”,计有17处官方出面,“布置官购该报”。 [152] 《时务报》一则告白即说明所获来自官方的襄助:“本馆自出报以来,叠蒙京外大府提倡,又荷同志扶掖,现已分派至七千余分,惟各省府尚多未能遍派之处,倘该处士商有欲代为经手者,请寄函本馆商议可也。” [153] 不仅在销售环节依托于官方渠道,《时务报》还直接获得不少捐助款项。一则《本馆谢启》表示:“本馆草创半岁,迭承中外大府各省同志提倡保护,顷助款至一万三千余金,派报至七千余分。非借诸公大力,何以及此。” [154] 既如此,将《时务报》等报章与后来出版的报章稍加区分,也是必要的。

一些督抚大臣饬令官销《时务报》,也引人瞩目。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肯定报纸一项“有裨时政,有裨学术,为留心经世者,必不可少之编”,而《时务报》“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为此要求:

所有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文职至各州县各学止,武职至实缺都司止,每衙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各局各书院各学堂分别多寡分送,共计二百八十八分。 [155]

浙江巡抚廖寿丰也发函各府县,肯定《时务报》“议论切要,采择谨严”。廖表示已代订若干,分发各级官员阅读,进而还指示各地方官以公款订购该报,分发各书院,“俾肄业诸生,得资探讨,以长智能”。 [156] 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发给各府厅州县的札文中,也赞赏《时务报》“议论极为明通,所译西报,尤多关系,其激发志意,有益于诸生者,诚非浅鲜”,决定由部院公款订购该报若干份,分发全省各书院,供诸生“次第传观,悉心推究”。 [157] 《知新报》出版后,同样得到类似的襄助,第42册刊登的《贵州学政严通饬全省教官士绅购阅〈时务〉〈知新报〉札》道出:“现在直隶、安徽、两湖、江浙、山西、广西诸省,均因该报有裨政学,或由官府札饬所属,或由院长劝谕诸生,官吏士民,咸知购阅。”言下之意,“地处边隅”的贵州更应购取。 [158]

征诸其他报章,可看出这是普遍的情形,《湘报》一篇文章曾说明:

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抑岂非长官导之于先,士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官绅一体,上下一气,之有以致此乎? [159]

湖南的情况确实更为特殊,时任学政的江标在给陈宝箴的信函中言及,为支持《湘学新报》的出版,代价不算小,“学报用费亦逾千两,本省收款仅抵刻费”,“所有纸张、刷刻、装订,每月须用百金,皆由江标填用,将来或可于省外报费内收还也”。 [160] 《湘报》之能够出版,也是因为“蒙抚宪提款津贴常年经费”。 [161]

故此,也有必要将这些报章之出现,结合晚清之“自改革”加以把握。此一时期对报章的认知仍囿于帝制的架构,期望其能弥补邸抄等信息传播机制的局限性。内容上之“恭录上谕”,以及费用上对官方的严重依赖,更说明这些报章还处于过渡阶段。

“勿盛气、勿危言”:报章之发言方式

最说明问题的,是办报者发言方式也受到制约。《时务报》的创办纠葛诸多因素,有很深的政治背景,甚至发行还主要依赖地方大宪之襄助,自然会影响发言方式。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该报的言说对象明显针对握有权力之人,希望阐述的主张,引起多方重视,如此一来,尽管办报者随时都保持警觉,其言论仍经常招致各种压力。

还在《时务报》酝酿之际,黄遵宪就提醒汪康年、梁启超:“为守旧党计,为言官计,所谓本馆论说绝无讥刺,已立脚跟踏实地矣。”“吾辈事期必成,非阻力所能阻。谓此刻勿盛气、勿危言,不可以发扬蹈厉言者是也”。 [162] 邹代钧在给汪康年的信中也由衷表示:“此事愿公兢兢业业为之,不愿公轰轰烈烈为之。”如若不然,必有阻之者,甚或招祸,“身且不保,又何有于风气?” [163] 汪大燮在《时务报》筹备时即向汪康年建议:“洋人不得不请,请其译书,即请其照料。仍用美英商字样,此必不可少。吾辈非惧祸,然万一有事,后难继也。” [164] 该报开办后,汪大燮多少有些不满,甚至认为以“时务”为报章之名,已觉不妥,“初意名为《译报》,其名未尝不足倾动人,而名实相副,何必改如此大而无当之名哉?” [165]

《时务报》发行后,影响愈益扩大,更是努力避免生事。黄遵宪在给汪康年信中,提及“都中论者仍多以报馆文为谤书”,为此特别告诫“骂詈之辞,可省则省”。 [166] 办报者有此担忧,阅报者也时常加以提醒。瞿鸿禨收到《时务报》后,一方面称道该报有裨于“鄙儒皆知世务,收效良非浅近”,另一方面却指出“惟有时议论恢张,不能无矫枉过正之弊”。 [167] 对此,夏曾佑也直言:“今日之报馆,一以安天下之心,一以作天下之气,有闻必录是门面语,不可实做也。” [168] 叶澜则表示:《时务报》“论说”部分颇为“触目惊心”,不能不令人担忧,“言太切实,闻者生忌,昏蒙未启,而实患先临”。 [169]

友朋的种种担忧皆出于爱护《时务报》,绝非无的放矢。高凤谦针对《时务报》刊登的两篇文字就表示:《民权》“用意至为深远”,但“此等之事可以暂缓,论议出之以渐,庶不至倾骇天下之耳目也”。 [170] 《辟韩》一文,更令其“大不以为然”:

君臣可废之语,既为人上所不乐闻,则守旧之徒,将持此以僭于上。不独报馆大受其害,即一切自新之机,且由此而窒。 [171]

这些文字确实也引起不少麻烦。叶瀚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即透露张之洞对此的不满,为此表示:“《辟韩》一篇,文犯时忌,宜申明误录,以解人言。此系吾保护报馆之意,属布告合行奉闻。” [172] 梁鼎芬也曾致函汪康年,对《时务报》刊登诋毁张之洞文章大表质疑:“徐文太悍直,诋南皮何以听之?弟不能无咎也。” [173]

不单《时务报》如此,《知新报》等报章同样有类似的遭遇。谭嗣同读了《知新报》有这样的评价:“其中颇具微言大义,而妙能支离闪烁,使粗心人读之不觉。” [174] 未必尽然,不少同道担忧的恰恰是持论太直接。张元济致函汪康年就指出该报“太无含蓄”,“且议论时政(如纪铁路事)、臧否人物(如载公度事),均足以触当道之忌,于事仍无所济”。张还特别告诫:“该报似不宜于都中求售,恐反累及贵报也。” [175]

《时务报》收归官办一事,更说明官方对此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不必讳言,这其中牵涉复杂的因素,既有张之洞与康有为的交恶,也有汪康年与梁启超的分歧,不管怎样,能实现对《时务报》的掌控,显然是官方乐于为之的。根据1898年7月康有为代宋伯鲁所拟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上谕要求总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酌核妥议,奏明办理”。 [176] 随后孙所上《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阐述了拟采取的办法,显然,其用意不止针对《时务报》,还有更多企望:

今《时务报》改为官报,仅一处官报得以进呈,尚恐见闻不广。现在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皆有报馆,拟请饬各省督抚饬下各处报馆,凡有报单均呈送都察院一分,大学堂一分,择其有关时事、无甚背谬者,均一律录呈御览,庶几收兼听之明,无偏听之蔽。 [177]

这显示官方试图对各地出版的报章均牢牢加以控制。办报者却难以接受这样的安排。汪康年明确表示,《时务报》乃“南皮张制军提倡于先,中外诸大吏振掖于后,各省同志复相应和”,反对改为官报,理由也很充分:

官报体裁为国家所设,下动臣民之瞻瞩,外关万国之听闻,著论译文偶有不慎,即生暇衅,自断非草莽臣所敢擅拟。 [178]

《时务报》的遭遇,充分说明官方对报章之接纳自有其考量,一旦突破,便会施以种种压力,相应的,考虑的也绝非一家报馆。褚成博奏称“澳门《知新报》所记各事,语极悖诞”,上谕为此要求“晓谕该馆”,“嗣后记事,务当采访真确,不得传布讹言”。 [179] 针对《国闻报》发布的上谕,也告诫“国闻报馆如系中国人所开,不应借外人为护符,如已归日本人经理,则不应用水师学生代为译报”。 [180]

曾经大力支持《时务报》《湘学报》等报章的张之洞,此时也不免陷入困局中。对于办报事,张一向强调要讲究“韬略”,读到《时务报》所刊梁启超《知耻学会叙》,他就致函陈宝箴、黄遵宪,告知“阅者人人惊骇,恐遭大祸”,“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禁绝矣”。 [181] 当各种压力接踵而至,张之洞也动作频频,希望与支持的报馆划清界限。1898年5月6日张之洞所发《札北善局筹垫〈湘学报〉报资》,要求该局结清以前报资,以后不再行销。 [182] 几天后,张又致电湖南学政徐仁铸,表示不再订购《湘学报》。 [183] 同日还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表达了对《湘报》的不满:

《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直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摘弹击,亟宜谕导阻止,设法更正。 [184]

说到底,张之洞还是怕担责任。此事在湘人中也引起不小震动,皮锡瑞在日记中写道:“香帅打长电报,说《湘报》非是,不应说孔子改制,而易鼐尤非所宜言。”皮不免感叹:“予以为在下锢蔽终可开通,在上如此,终无开通之日,殆中国无转机乎?” [185]

戊戌政变发生后,对报馆也进行了清算。1898年9月26日上谕宣布“时务官报无裨治体,徒惑人心,并着即行裁撤”。 [186] 不日发布的上谕又表示:“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着各该省督抚饬属认真查禁,其馆中主笔之人,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由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治,以息邪说而靖人心。” [187] 随后颁布的懿旨,还有禁会之举:

联名结会,本干禁例,乃近来风气,往往私立会名,官宦乡绅,罔顾名义,甘心附和,名为劝人向善,实则结党营私,有害于世道人心,实非浅鲜。 [188]

这对于投身报章创办的读书人来说,不啻最严厉的打击。“览报纸,知太后谕,自今取士复用四书文,并诏各处封禁报馆,捕拿主笔者,可叹!” [189] 孙宝瑄在日记中吐露了其压抑之情。邹代钧在给汪康年的信中,更是连连叹息:“一月以来,事变迭起,株连之惑,竟及义宁,亦天不欲使我辈有所寸展也。念之良可浩叹。” [190] 获悉汪康年希望通过“挂洋牌”使报馆躲过灾难,邹又赶紧致信表示:“谕旨既封禁,且严加访拿,其怒殆不可测。挂洋牌一节,似宜谨慎。”“此事关系匪轻,公慎思之,千万!”信中还言及,既然“朝旨禁会”,其原来主持的“译图公会”,也当改名“译图公社”或“舆地学社”。 [191]

这还只是戊戌维新后官方采取的举措,当流亡海外的康梁等人继续发行报章,尤其是留日学生办起更多报章,言论越趋激烈,则官方的举措势必会进一步升级。

“官报”的开办:“新瓶装旧酒”

不可否认,清廷同样期冀于建立更好的信息传播渠道,以实现“上下通”“中外通”。1896年总理衙门提出开办官书局,“专司选译书籍、各国新报及指授各种西学”,即因为认识到泰西教育人才之道,各国富强之基,无非三事:“曰学校,曰新闻馆,曰书籍馆。” [192] 《时务报》之改为“官报”,同样以此为面上的理由。到1901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又有“创办官报”的主张,以“上下不喻意,中外不通情,皆报纸不能流通之故也”,建议各省及有洋关设立等处,“各设报馆一所”。 [193] 不过,官报的开办却是地方走在前面。论者说明:“清末官报,以地方官报开办于先,中央官报继起于后。” [194]

“亟应于省城地方,创设官报馆,刊布旬报,博采通人宏议、正士公论,择其可刊入报者,选取缮录,呈候本部堂核定饬发刊布。” [195] 张之洞1901年11月就发出《札委王仁俊办理湖北官报馆事务》。袁世凯此一时期也有所动作。还在山东巡抚任上,袁就提出:“宜通饬各省,一律开设官报局。报端恭录谕旨,中间纪载京外各省政要,后附各国新政近事以及农工商矿各种学术。” [196] 随后,袁世凯加紧了这方面的工作,于1902年12月25日正式发行《北洋官报》(又名《直隶官报》)。到1903年,鉴于《北洋官报》的成功,清政府决定在全国推广官报。外务部在答复吕海寰、伍廷芳奏请设立南洋官报的主张时表示:“推广官报,实为转移整顿之要议”,“南洋尚无官报,应令仿照办理”。 [197] 随后,各地纷纷效仿,《东方杂志》“各省报界汇志”便刊登了不少这方面的信息。 [198]

此亦表明,畅通的信息渠道同样是官方需要的,只是单纯维护自上而下的渠道,却有悖于报章作为新式媒介的属性。换言之,将报章限定于传递官方信息,则难免“新瓶装旧酒”。1902年四川学政吴郁生奏称:“各衙门之案牍加详,但皆储之宫中,外间无从涉览,亟应随时刊布,俾学者得所研求。”而“简易办法,实莫如广刻邸钞”。政务处对此也表示支持:“嗣后凡有内外各衙门奏定各折件,拟由军机处抄送政务处,由臣等督饬在京各员逐件检阅,但非事关慎密,即发交报房一体刊行。” [199] 1904年御史黄昌年则奏请将“各衙门具奏奉旨准驳折件”,“刊布晓示”。政务处为此批复:

嗣后具奏折件,除事关慎密及照例核复之件,毋庸钞送外,所有创改章程及议定事件,均请于奉旨后咨送政务处,陆续发刊,以广传布。 [200]

1906年,御史赵炳麟又奏请设立印刷官报局,以“国家有详善官报,耳目开通,视听自一,关系非浅鲜”。 [201] 考察政治馆对此回复:“欲开民智,而正人心,自非办理官报不可……亟应兼综条贯,汇集通国政治事宜。” [202] 《政治官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07年11月创刊,“专载国家政治文牍”,“凡私家论说及风闻不实之事,一概不录”。 [203] 到1911年5月,清廷宣布实行内阁官制,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等又奏请将《政治官报》改为《内阁官报》(该年8月24日正式刊行)。在寻求更为有效的信息传播方式上,官方也在努力。

不过,设立官报引出的“整顿报馆”,却暴露出官方之真实意图。湖南试用道李颐就表示,中国发行之报章,除官报外,“专在指摘攻击,以遂其忌刻之私”,“今欲安内御外,非整顿报馆不可。令各省皆设官报,即可开通民智,查核由官,自无违悖”。 [204] 各地方官报的开办,也传递着这样的诉求。署理赣抚的夏峕创设《江西官报》,给出了这样的解释:“近来上海各报朝野传闻每多失实,其谬妄最甚者乃至离经叛道,鼓煽浮嚣,实为生心害政。”“欲去其弊而收其利,允以广设官报为宜。” [205] 四川总督锡良开办《四川官报》,理由也如出一辙,指出僻处西陲之四川,“各省报章书籍购寄为难”,遂致民情锢蔽,“胪言风听,更易传讹”,“尤非亟办官报,不足以正视听而息浮言”。 [206]

由此可见,官报之设只是清廷加紧控制舆论的举措。官报流行后,于右任于1909年5月连续发表《向官报乞哀书》《再向官报乞哀书》《三向官报乞哀书》,表达对此的愤怒:

你向我挑衅,我万万不敢回付你。你的资本多,你的势力大,我独立无援,只得让你罢。我向你笑,我对社会上哭呢! [207]

这也是审视晚清报章发展不可忽视的环节,信息传播的渠道有多重,新兴媒介并不能完全取代旧有的渠道。只是,清廷通过创办官报以限制其他报章之发展,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受到其他报章之冲击。樊增祥就致函缪荃孙说明:“官报月费多金,其报章实不可看,不可看而强令人出钱买看,岂不可耻……世间报纸,惟《新民丛报》最易行销,言无文则不远,谁谓笔墨无用耶?” [208] 《南洋官报》之不景气,更是突出的例证:“南洋官报局所出报章,购阅者寥寥,近来各处均愿照缴报资,不需给报。” [209] 再到后来,官报是否值得出版,也遭到质疑。1911年《申报》发表的“时评”有如斯之言:

今我国亦有所谓官报者乎?有之则惟借上官之力,以强迫销行于各属,而其目光则惟逢迎京外一二长官,以为固位之计;其手段则惟挑剔民报一二字句,以遂其献媚之私。呜呼,如是而已。夫如是,则与其名为官报,贻报界羞,毋宁名之曰官言,较刍言当也。 [210]

官方作用于报章的方式,昭示出晚清初识报章经历的曲折,甚至可以说,这也成为晚清“自改革”走向失败的写照。以官方对于报章之立场作为本章之结束,正是试图说明,“思想界”的形成影响深远,其不仅意味着近代兴起的传播媒介全方位影响了历史进程,同时读书人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社会变革中。在这个意义上,回味章太炎在《时务报》上阐述的见解——“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则尤可明了其中的洞见。 [211] “思想界”的形成,也成为转变的象征。这是接下来要重点讨论的。

[1]《致梁启超书》(1902年),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490页。

[2]《致高一涵、陶孟和、张慰慈、沈性仁》(1923年10月9日),耿云志、欧阳哲生整理《胡适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415页。

[3]“自改革”系龚自珍的用语。《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6页。研究者将此作为晚清思潮的一个主旋律。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4]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自序,第1页。

[5]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总第6期,1991年8月。

[6]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9页。

[7]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87页。

[8]James Townsend,“Chinese Nationalism,” in Jonathan Unger ed.,Chinese Nationalism,M. E. Sharpe,Armonk,1996,pp.1-30.

[9]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从两份未刊残稿谈起》,《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

[10]金观涛、刘青峰:《从“群”、“社会”到“社会主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5期,2000年6月。

[11]《原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第5、7页。

[12]英国赫胥黎造论,严复达恉《天演论》,慎始基斋,1898,第16页。

[13]斯密亚丹原本,严复翻译《原富》部甲下,南洋公学译书院,1901,第14~15页。

[14]严复:《译余赘语》,斯宾赛尔造论,严复译《群学肄言》,上海文明编译书局,1903,第1页。

[15]甄克思:《社会通诠》,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04,第160页。

[16]梁启超:《论学校十三·学会》(变法通义三之十三),《时务报》第10册,1896年11月5日,第1页。

[17]梁启超:《说群自序》,《时务报》第27册,1897年5月22日,第1页。

[18]论者据此阐明,那时的梁启超并不主张仿效泰西之群治,反倒认为中国应超越“国群”而直接向“天下群”的目标努力。参见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19]皮锡瑞等:《南学总会复浏阳南学分会书》,《湘报》第71号,1898年5月27日,第281页。

[20]《南学会问答》,《湘报》第11号,1898年3月18日,第43页。

[21]《南学会问答》,《湘报》第15号,1898年3月23日,第59页。

[22]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2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第478页。

[23]谭嗣同:《上陈右铭抚部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第278页。

[24]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3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第21页。

[25]王先谦:《群论》,《虚受堂文集》卷1,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本,第13~14页。

[26]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7《礼俗志四》,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98,第33~34页。

[27]黄遵宪一方面指出人与兽之区别体现在是否能“群”,另一方面则说明“国”体现于“合”。《黄公度廉访南学会第一二次讲义》,《湘报》第5号,1898年3月11日,第17页。

[28]《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壬寅十一月),《新民丛报》第24号,1903年1月13日,第35~37页。

[29]过庭:《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民报》第1号,1905年11月26日,第70页。

[30]孙文:《发刊词》,《民报》第1号,1905年11月26日,第1页。

[31]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6号,1906年7月25日,第1页。

[32]《问答》,《新民丛报》第11号,1902年4月22日,第88页。

[33]汪荣宝、叶澜编纂《新尔雅》,明权社,1903,第63页。

[34]《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百周年纪念册(1847~1947)》,百周年纪念编辑委员会,1948,第81~82页。

[35]宋育仁编《泰西各国采风记》卷3《礼俗》,袖海山房丙申(1896)五月石印,第1页。

[36]汪诒年编《汪穰卿先生传记》卷2,杭州汪氏铸版,1938,第4、6`7页。

[37]汪康年:《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时务报》第13册,1896年12月5日,第1页。

[38]谭嗣同:《〈湘报〉后叙下》,《湘报》第11号,1898年3月18日,第42页。

[39]徐勤:《拟粤东公司所宜行各事》,《知新报》第24册,1897年7月10日,第1页。

[40]陈旭麓:《“戊戌”与启蒙》,原刊《学术月刊》1988年第10期,此据《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398~411页。

[41]胡燏棻:《条陈变法自强折》,《变法自强奏议汇编》卷1,上海书局,1901,第6页。

[42]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时务报》第6册,1896年9月27日,第5~8页。

[43]《请变通科举改八股为策论折》(代宋伯鲁拟),1898年6月17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81页。

[4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华书局,1981,第9~13页。如沟口雄三指出的,由于把治世的原点从君主移转到万民,黄所主张的,不是培养以朝廷之是非为是非的人,而是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的人,即足以承担公论的人才。参见沟口雄三《〈明夷待访录〉的历史地位》,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7集,许洋主等译,中华书局,1993。

[45]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340~350页。

[46]《致王浣生书》(1895年6月30日),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第531页。

[47]《致贵翰香书》(1895年7月),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第534页。

[48]《致杨定夫书》(1895年11月7日),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第544页。

[49]《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33页。

[50]易鼐:《论西政西学治乱兴衰俱与西教无涉》,《湘学报》第28号,1898年2月21日,第7~9页。

[51]汪大燮:《致汪康年》(50),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701页。

[52]汪大燮:《致汪康年》(58),《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717页。

[53]卢靖:《致汪康年》(1),《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983页。

[54]邹代钧:《致汪康年》(9),《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639页。

[55]梁启超:《与穗卿足下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40页。

[56]梁启超:《致汪康年》(4),《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830页。

[57]梁启超:《致汪康年》(7),《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833页。

[58]罗振玉:《致汪康年》(1),《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3152页。

[59]徐维则:《致汪康年》(1),《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518~1519页。

[60]严复:《〈国闻报〉缘起》,《国闻报》第1号,1897年10月26日,第2版。

[61]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第1册,1896年8月9日,第1~2页。

[62]《山西清源局通饬各道府州县阅〈时务报〉札》,《时务报》第32册,1897年7月10日,第10页。

[63]《本馆告白》,《知新报》第1册,1897年2月22日,第15页。

[64]吴恒炜:《〈知新报〉缘起》,该文分三期连载于《知新报》第1~3册,1897年2月22日、27日,3月3日,引文见第3册,第2页。

[65]严复:《〈国闻报〉缘起》,《国闻报》第1号,1897年10月26日,第1~2版。

[66]张元济:《致汪康年》(10),《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688页。

[67]卢靖:《致汪康年》(1),《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982~2983页。

[68]卢靖:《致汪康年》(2),《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985~2986页。

[69]吴樵:《致汪康年》(25),《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509~511页。

[70]汪有龄:《致汪康年》(3),《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1057页。

[71]地图公会启《译印西文地图招股章程》,《时务报》第1册,1896年8月9日,第3页。

[72]罗振玉等:《务农会公启》,《时务报》第13册,1896年12月5日,“本馆告白”,第1页。

[73]《不缠足会告白》,《时务报》第31册,1897年6月30日,“告白”,第1页。后来创办的《湘报》也定期刊登“不缠足会”的信息,一则告白就说明:“不缠足总会设于省城小东街湘报馆内,不日开办,有愿入会者请至本会注册,以便登报,其详细章程容后续出。”《湖南开办不缠足会》,《湘报》第26号,1898年4月5日,第104页。

[74]梁启超:《会报叙》,《时务报》第38册,1897年9月7日,第27页。

[75]《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附章程),《时务报》第30册,1897年6月20日,第8~10页。

[76]《湘报馆章程》,《湘报》第27号,1898年4月6日,第107页。

[77]宋育仁:《蜀学会章程》,《蜀学报》第1册,1898年5月5日,第3页。

[78]《湘乡东山精舍学规章程》,《时务报》第2册,1896年8月19日,第9页。

[79]徐树兰:《致汪康年》(2),《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522~1523页。

[80]《本馆告白》,《时务报》第17册,1897年1月13日,“告白”,第2页。

[81]《本馆告白》,《经世报》第1册,丁酉(1897)七月上,第31~32页。

[82]一则告白表明:“本馆代登各省学堂、学会、报馆、书坊及修志、修谱、刻书、售书等告白。”另一则告白则说明:“本城近创兴浙学会,公启章程当登第二期报章。”《本馆告白》,《经世报》第1册,丁酉(1897)七月上,第31~32页。

[83]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66~78页。

[84]汪有龄:《致汪康年》(9),《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1067页。

[85]潘光哲:《〈时务报〉和它的读者》,《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86]杨国强:《晚清的清流与名士》,《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第197页。

[87]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第4页。

[88]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242~243页。

[89]汪大钧:《致汪康年》(6),《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599页。

[90]方豪编录《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七日,文海出版社,1974,第293页。

[91]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大华出版社,1971,第220页。

[92]《本馆告白》,《时务报》第20册,1897年3月13日,“告白”,第1页。

[93]夏曾佑、严复、王修植:《致孺博、卓如、穰卿》(1897年9月21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06页。

[94]王修植:《致汪康年》(7),《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82~83页。

[95]熊希龄:《致汪康年》(5),《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841页。

[96]熊希龄:《致汪康年》(9),《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843页。

[97]陈虬:《致汪康年》(1),《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999页。

[98]陈虬:《致汪康年》(4),《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2001页。

[99]《本馆告白》,《时务报》第25册,1897年5月2日,“告白”,第1页。

[100]《新出〈湘学报〉》,《时务报》第27册,1897年5月22日,“告白”,第1页。

[101]《知新报馆告白》,《时务报》第31册,1897年6月30日,“告白”,第1页。

[102]《本馆告白》,《时务报》第38册,1897年9月7日,“告白”,第1页。

[103]《吾道不孤》,《知新报》第3册,1897年3月3日,第6页。

[104]《本馆告白》,《知新报》第86册,1899年5月10日,第24页。

[105]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3册,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三日,第148页。

[106]徐维则:《致汪康年》(1),《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518~1519页。

[107]祝秉纲:《致汪康年》(21),《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549页。

[108]梁启超:《致汪康年》(11),《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835页。

[109]陈虬:《致汪康年》(1),《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999~2000页。

[110]《〈渝报〉章程十五条》,《渝报》第1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上旬,第1页。以后寄售的包括《时务报》《求是报》《译书公会报》《蒙学报》《湘学新报》《知新报》等报章。《寄售各报》,《渝报》第15册,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中旬,告白页。

[111]潘清荫:《致汪康年》(2),《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898~2899页。

[112]《本报章程》,《无锡白话报》第1期,1898年5月11日,告白页。

[113]《代售澳门〈知新报〉、天津〈国闻报〉、星加坡〈天南新报〉告白》,《清议报》第16册,1899年5月30日,告白页。

[114]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弢园文录外编》,第206页。

[115]王韬:《西国日报之盛》,《循环日报》1874年2月12日,第3页,转引自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第187页。

[116]胡道静:《上海的日报》,《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2卷第1期,1934年,第215页。

[117]《本报告白》,《新报》1876年11月23日,告白页。

[118]《三个办报之上海道》,上海通志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322页。

[119]白瑞华:《中国近代报刊史》,苏世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第93~94页。

[120]《论新闻日报馆事》,《申报》1874年3月12日,第1页;《论日报》,《申报》1874年11月7日,第1页。

[121]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华书局,2006,第3179页。

[122]《复邹少牧山长》(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三日),《刘坤一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59,第2176页。郭嵩焘也曾陷入与《申报》的纷争,Rudolf G. Wagner,“The Shenbaoin Crisis: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the Conflict between Guo Songtao and the Shenbao,” Late Imperial China,Vol.20,No.1,June 1999,pp.107-138。

[123]《与吴桐云》,杨书霖编《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6,文海出版社,1983,第64页。

[124]《贷国债说》,《申报》1878年8月21日,第1页。

[125]《答杨石泉》,杨书霖编《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55~56页。

[126]《迭禁谣言》,《循环日报》1883年12月29日,第2版。

[12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21页。

[128]何启、胡礼垣:《中国宜改革新政论议》卷下,文裕堂,1895,第25~26页。

[129]《纪大私报》,《大公报》1902年8月27日,“中外近事”,第4版。

[13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71~172页。

[131]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篇》,大华出版社,1973,第78~79页。

[132]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30页。

[133]《本馆告白》,《时务报》第23册,1897年4月12日,“告白”,第1页。

[134]王舟瑶:《致汪康年》(2),《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56页。

[135]邹代钧:《致汪康年函》(56),《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731页。

[136]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上册,1897年3月19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60页。此为蔡元培在日记中提及的,沈曾植1897年曾应张之洞之聘主持两湖书院,想必了解一些情况。

[137]《抚辕批示》,《湘报》第16号,1898年3月24日,第64页。

[138]《论中国宜注意下流社会》,《中外日报》1902年10月19日、20日,第1版。

[139]姚公鹤:《上海闲话》,第126页。

[140]《上清帝第一书》(1888年12月10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84页。

[14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自序》,《校邠庐抗议》,光绪丁酉(1897)聚丰坊校刻,第2~3页。

[142]王韬:《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第23页。

[143]如《条陈东南乡试事宜》,《申报》1876年5月6日,第3页;《辩论乡场条陈》,《申报》1876年5月24日,第3页。

[144]王韬:《上潘伟如中丞》,《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第206页。

[145]严复:《拟上皇帝书》,原载《国闻报》1898年1月27日~2月4日,分九次登完。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61~77页。

[146]百日维新期间,严复蒙光绪召见。光绪问及严复得意之作,严即提到这通上书。光绪表示没有看过,要严复缮写一通进呈。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61页。之后该文由总理衙门代奏。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406页。

[147]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孙宝瑄日记》中册,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六日,中华书局,2015,第544页。

[148]夏曾佑:《致汪康年》(72),《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383页。

[149]范旭仑、牟晓朋整理《谭献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廿日,中华书局,2013,第329页。

[150]许恩普:《致时务报馆》,《汪康年师友书札》(4),第3612页。

[151]《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湘报》第16号,1898年3月24日,第61页。

[152]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67~68、70~73页。

[153]《本馆告白》,《时务报》第16册,1897年1月3日,“告白”,第1页。

[154]《本馆谢启》,《时务报》第17册,1897年1月13日,“告白”,第1页。

[155]《札北善后局筹发〈时务报〉价(附单)》(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317~3318页。

[156]《浙抚廖分派各府县〈时务报〉札》,《时务报》第18册,1897年2月22日,第11页。

[157]《湘抚陈购〈时务报〉发给全省各书院札》,《时务报》第25册,1897年5月2日,第7~8页。

[158]《贵州学政严通饬全省教官士绅购阅〈时务〉〈知新报〉札》,《知新报》第42册,1898年1月3日,第6页。

[159]《芷江时务总局劝购〈时务〉〈知新〉〈农学〉〈湘学〉各报公启》,《湘报》第105号,1898年7月7日,第419页。

[160]江标:《上陈宝箴》(五通)“其三”,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上册,中华书局,2005,第602页。

[161]《湘报馆章程》,《湘报》第27号,1898年4月6日,第106~107页。

[162]黄遵宪:《致汪康年、梁启超》(10),《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335~2336页。

[163]邹代钧:《致汪康年》(19),《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648~2649页。

[164]汪大燮:《致汪康年》(70),《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737页。

[165]汪大燮:《致汪康年》(72),《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742~743页。

[166]黄遵宪:《致汪康年》(27),《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351页。

[167]瞿鸿禨:《致汪康年》(1),《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3100页。

[168]夏曾佑:《致汪康年》(66),《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378页。

[169]叶澜:《致汪康年》(5),《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606页。

[170]高凤谦:《时务报馆诸先生》(2),《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610~1611页。

[171]高凤谦:《致汪康年》(9),《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621页。《民权》一文指《时务报》第9册刊登的汪康年撰《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辟韩》刊于《时务报》第23册,署“观我生室主人来稿”,为严复1895年发表于天津《直报》的文字。

[172]叶瀚:《致汪康年》(48),《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596页。

[173]梁鼎芬:《致汪康年》(42),《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901页。“徐文”所指为《时务报》分多期刊登的徐勤所撰《中国除害论》。有关《时务报》论说的反响与回应,参见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121~136页。

[174]谭嗣同:《致汪康年、梁启超》(7),《汪康年师友书札》(4),第3243页。

[175]张元济:《致汪康年》(10),《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688~1689页。

[176]《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代宋伯鲁作,1898年7月17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331页;徐致祥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87,第30904页。

[177]孙家鼐:《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昌言报》第1册,1898年8月17日,第1页。

[178]汪康年:《跋》,《昌言报》第1册,1898年8月17日,第2页。

[179]《清德宗实录》卷405,光绪二十三年六月,《清实录》第57册,第290~291页。

[180]《清德宗实录》卷417,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清实录》第57册,第464页。

[181]《致长沙陈抚台、黄署臬台》(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六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403~7404页。

[182]《札北善局筹垫〈湘学报〉报资》(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六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607页。

[183]《致长沙徐学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582页。

[184]《致长沙陈抚台、黄臬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581页。张所指易鼐文,提出了这样“四策”:“一曰改法以同法”“二曰通教以绵教”“三曰屈尊以保尊”“四曰合种以留种”。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湘报》第20号,1898年3月20日,第77~78页。

[185]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3册,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第163页。

[186]徐致祥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1册,第31253、31255~31256页。

[187]《清德宗实录》卷428,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下,《清实录》第57册,第620页。

[188]《清德宗实录》卷428,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下,《清实录》第57册,第622页。

[189]《孙宝瑄日记》上册,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第287页。

[190]邹代钧:《致汪康年》(71),《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763~2765页。

[191]邹代钧:《致汪康年》(72),《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765~2766页。

[192]《都城官书局开设缘由》,《时务报》第1册,1896年8月9日,第7~8页。

[193]张百熙:《敬陈大计疏》,王延熙、王树敏辑《皇清道咸同光奏议》卷6下,文海出版社,1969,第373页。

[194]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三民书局,1999,第18页。

[195]《札委王仁俊办理湖北官报馆事务》(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九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6册,第4163~4164页。

[196]袁世凯:《遵旨敬抒管见备甄择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七日,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第272页。

[197]沈桐生辑《光绪政要》卷29,崇义堂,1909,第19~20页。

[198]《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1卷第6号,1904年,第146~147页。

[199]《清德宗实录》卷504,光绪二十八年八月,《清实录》第58册,第653页。

[200]《清德宗实录》卷543,光绪三十一年三月,《清实录》第59册,第219页。

[201]《御史赵炳麟请令会议政务处筹设官报局片》(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三十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第1059~1060页。

[202]《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等奏办理政治官报酌拟章程折》(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五日),《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1060~1062页。

[203]《考察政治馆奏办理政治官报折》,《政艺通报》第六年丁未第9号,1907年6月25日,第8~9页。

[204]《湖南试用道李颐陈言安内攘外非整顿报馆不可呈》(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1062~1063页。

[205]《署理江西巡抚陕西布政使夏峕片》(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中华书局,1996,第604页。

[206]《调署四川总督闽浙总督锡良折》(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八日),《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608~609页。

[207]于右任:《向官报乞哀书》,《民吁日报》1909年5月23日,第4页。

[208]樊增祥:《致缪荃孙》,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11页。

[209]《官报改章》,《申报》1905年3月6日,第9版。

[210]东吴:《时评》(1),《申报》1911年7月6日,第6版。

[211]章炳麟:《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时务报》第19册,1897年3月3日,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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