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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岩 李保杰:美国科幻小说中的疫疾想象

更新时间:2021-11-08 01:51:52
作者: 胡晓岩   李保杰  
致使全球大量女性死亡,人类种族延续面临危机。灾难当前,各国在意识形态、种族、宗教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使它们相互猜疑、彼此争执。国际社会陷入“无组织的恐慌和胡乱的摸索”。[13]美国总统声称“苏联会遵循它的最佳利益,我们也是”[14],毫不掩饰对全球利益和人类命运的轻慢。在白瘟疫带来的严重冲击之下,暴乱与无政府状态在全球成为常态,最先暴发瘟疫的爱尔兰、英国和利比亚被国际社会非难而陷入孤立,其公民被视为瘟疫传播源,在许多国家被处以私刑:“疯狂是会传染的……像白瘟疫一样传染”。[15]仇恨和种族主义在全球滋生蔓延,政客们忙于钩心斗角,追求政治集团私利,更加剧了瘟疫的肆虐。小说描绘疫疾背景下的国际纷争和世界失序,以政治寓言的形式建立起更宏大的叙事框架,对科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拷问:科学发展能否真正保证人类的安全?当人类生存面临危险时,全球公共利益如何得到保障?国际医学合作在政治干预下进退维谷,科学家们试图建立无国界医生组织来绕过审查机构、共享研究成果。然而此方案并未实际奏效,因为各国互相安插眼线,“提防对方先研发出治疗方法”。[16]显然,和“仙后星座”一样,白瘟疫也不是偶发的“生物恐怖主义”袭击,更是由疾病引爆的全球政治灾难。

  

   作为冷战时期美国科幻小说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采用了某些刻板范式,表现出典型的“美国立场”。例如美国专家贝克特作为科学理性的化身与政治集团斗智斗勇,表现出典型的理想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美国人和苏联人的形象对比中透露出鲜明意识形态对抗:苏联代表被描写成顽固狡诈的形象,而美国人作为规则制定者则具有大局意识。尽管有着如此局限,这部近40年前的小说对未来的推演却是耐人寻味的,它从科学理性的角度指出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所蕴含的疫疾危机,预测了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国际科学合作的障碍,强调科学和政治之间的平衡。

  

   二、疫疾之下的脆弱生命

  

   除了在宏大叙事层面警示危机、探索未来之外,科幻小说更加吸引读者的是故事情节,人类在灾难面前的无助挣扎容易引发读者的情感认同。在疫疾主题的小说中,一些作品聚焦于瘟疫中的个体,书写了生活受到重创的普通民众在疫疾中的脆弱、绝望和自我救助。保罗·特伦布莱(Paul Trembly, 1971-)的《幸存者之歌》取材于人类与狂犬病毒斗争的历史,通过微观书写人类在病毒面前的脆弱无助,透视瘟疫中民众的苦难。劳伦斯·赖特(Laurence Wright, 1947-)的《十月末》(The End of October, 2020)以全球“孔戈里”疫情为背景,书写美国众生的生存挣扎,揭露瘟疫之下的社会问题,既具现实观照又直击读者心灵。在失控的疫情笼罩下,普通民众直接面对传染病威胁,往往成为无助的受害者,他们的生命显得无足轻重,这更容易在普通读者中产生共情。

  

   《幸存者之歌》描写即将临盆的娜塔莉在感染病毒后艰难求生的故事,聚焦于新型狂犬病毒爆发下生命的脆弱,关切患者与亲属等直面瘟疫的普通人物的疫疾体验。小说情节的时间跨度仅有几个小时,瘟疫激发的诸多矛盾集中展现在这一短暂的历程中:感染者剧增导致社会秩序迅速崩溃,医院被感染者包围得水泄不通,人们“乞求、迷惘、愤怒、恐惧。他们共同的声音中埋藏着绝望和醒悟……他们步履纷杂,乏力地半走半跑,向着他们看不到的希望。”[17]发病的感染者和动物得不到救助,攻击民众,威胁着社区安全,昔日的家园变成人间地狱,诺伍德小镇“即将变成动物园,或许已经是了。”[18]冷漠的警察、筋疲力尽的医护人员和面临死亡陷入孤立的普通民众,一起构成了末日般的场景:“老鼠从房子里出来了……猫会把他们吃掉。这就是世界的规则”[19],在病毒侵蚀下,人性被动物本能和丛林法则所取代,投射出普通民众心理的无助和恐惧,也暗示着生存环境的残酷。娜塔莉在转送产科途中发病,继而被赶下救护车、在路边等待死亡的场景,是被残忍抛弃的传染病患者的写照,正如叙述者所说,“这场战斗没有优雅可言。它野蛮、肮脏、令人绝望。”[20]小说渲染绝望与孤独的氛围,描写个体在瘟疫中的脆弱。

  

   《幸存者之歌》在瘟疫的背景下,更多地关注被社会抛弃与疏离的个体,以及他们的自我拯救与互助、牺牲精神。小说中911热线无人接听的情节多次出现,隐喻着政府公信力的破产以及对急需救援的民众的抛弃。尽管娜塔莉自知不久于人世,她依然与死神赛跑、坚强求生,用录音的形式与未降生的孩子交流,向她传递爱与不舍。瑞莫拉医生不离不弃,克服恐惧向好友娜塔莉伸出援手,她搀扶娜塔莉穿越瘟疫肆虐的城镇寻求帮助,最终强忍悲痛将婴儿从弥留之际的娜塔莉腹中剖出,并在遭遇警察阻拦时“喊着自己的名字,像盾牌一样举着医生名牌”[21],以此守护婴儿并将她抚养长大。小说彰显了瘟疫中小人物追求希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努力,凸显题目中的“赞歌”的含义。在娜塔莉需要帮助时,被家庭抛弃的少年犯乔什和路易斯自身难保,流浪街头,却勇敢地挺身而出,甚至趁乱占路自据的“红脖子”丹也加入了护送队伍。普通个体身上的人性光辉,正是人类在危难中幸存的希望所在。

  

   《十月末》的构思始于2010年,其中的疫疾想象以1918年大流感为原型,表达了作者赖特对瘟疫危机的思考与关切。赖特在创作过程中采访了多位美国顶级流行病学家,并将其转化为小说素材。小说出版时恰逢新冠疫情暴发,因其情节与新冠肺炎肆虐下的美国社会情状高度契合,因而一经面世就获得广泛关注,这似乎在无意之中印证了科幻文学关注当下、预测未来的功用。事实上,小说更多地借助于未来或未知的全球流行病灾难这一主题,展示出人类面对未知瘟疫时的无助。小说主人公亨利·帕森斯是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首席流行病学家,受世界卫生组织派遣前往印度尼西亚,调查致死率极高的不明传染病“孔戈里”。就在他试图对病毒进行溯源并寻求治疗方法之时,孔戈里病毒迅速传遍全球,美国社会也随之濒于绝境:大量患者死去,暴力事件频发,生活与防疫用品匮乏,失业率跃升使民众在灾难面前更为无助。亨利滞留国外期间,妻子吉尔独自肩负起保护家庭的重担,被死亡和绝望包围的吉尔感觉自己“就像在一部僵尸电影里,小镇一片荒芜,幸存的人在生死之间颤抖。”[22]通过吉尔的视角,小说凝视了那些被忽视和弃置、犹如草芥般自生自灭的病人,他们生前得不到有效救治,死后也无法被体面地安葬:“尸體是用租来的卡车运来的。甚至很少有尸体能拥有裹尸布。有些人穿着睡衣,有些人则赤身裸体。”[23]吉尔不幸染病丧生后,幼小的儿女笨拙地埋葬母亲,开始了新的逃亡,他们的生命困境折射出灾难中个体动物性的生命状态。

  

   《十月末》聚焦于瘟疫中被漠视甚至弃置的普通民众,凸显他们的深切苦难与所谓“美国价值”之间的巨大落差。小说中穿插的新闻报道则以外聚焦的形式,将人物的命运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书写了冰冷数字背后普通人的生死挣扎:“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又有一万八千名美国人死于孔戈里”“父母在饭桌边去世,留下四个孤儿”“一处监狱里有十二名囚犯死去,另又病倒十三个,县里无法保护他们,索性敞开监狱大门”。[24]医学权威亨利·帕森斯这一中心人物形象,更是医学之无助状态的集中呈现。帕森斯“身材瘦小,因童年的佝偻病而弯曲,使他略显畸形”[25],他身体上的残疾隐喻着制度缺陷导致医学专家面对瘟疫时的无能为力,又体现了他作为普通人难以在灾难中保护家人的无助境地。随着总统被感染,美国陷入全面的经济崩溃和政治混乱,最终“孔戈里”疫情引发的恶性循环升级为全球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新的灭顶之灾。小说正是通过帕森斯及其家人的视角,呈现生命的脆弱:人们无论社会地位的高低、医疗知识的多寡,在社会撕裂与秩序坍塌所导致的原始生命状态下,他们的生存都是微不足道的。

  

   小说刻画生灵涂炭、社会离析的集体灾难,将疫疾叙事置于美国的历史与现实之中,并在人类共同命运视域下对科学伦理进行了思考。社会危机和家庭不幸使主人公认识到,在疫情中暴露的问题正是美国穷兵黩武的必然后果,而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的则是无数普通民众。“孔戈里”犹如X光线,透视出个人悲剧背后蛰伏已久的社会危机,也昭示了个体命运之间的关联。瘟疫书写呈现出令人唏嘘的社会喻象,但正视恐惧也给予人们重新认识现实、弥补社会裂痕、疗愈精神苦痛的希望。这些小说警示人类须正确估量未知疫病对社会的系统性破坏力,生物技术的应用唯有遵循科学伦理,才能捍卫人民生命权;否则,遑论公平、正义与文明。

  

   三、疫疾叙事中的权力批判与秩序重建

  

   科幻小说基于科学知识对未来进行想象与思索,最终观照人类生存。上文中《十月末》的诸多情节,在当下新冠疫情中得到“验证”,令读者惊叹于小说家未卜先知般的本领。但这正说明作家的危机意识来源于现实观照和文化反思,而科幻小说中的疫疾想象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了其警世寓言的功用。因而,疫疾书写的根本不仅仅是瘟疫的巨大破坏作用,更在于对灾难背后权力关系的审视,和瘟疫之后的秩序重建。因此,许多小说的背景设置于大流行病之后,在呈现末日想象之外,聚焦于对疫前和疫中权力关系的反思,讲述人们疗愈创伤、重建家园的故事。与前述作品不同的是,此类小说中主要人物往往富有变革性的批判精神,这些个体的精神觉醒显著且直接地在他们与疫病作斗争及新秩序重建过程中产生着影响。

  

   杰克·伦敦的《猩红瘟疫》是这一类作品的早期代表作。小说中的瘟疫书写体现了宏大的历史观和个人经验的结合,借由贯穿幸存者史密斯一生的心理创伤,对“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26]的传染病进行了全面审视,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价值和科学的前瞻性。幸存者史密斯在2073年向自己的外孙们讲述60年前的瘟疫,“三分之一的纽约警察都死了。他们的长官也死了,市长也一样。所有的法律和秩序已经停止了”[27],国家机器陷于瘫痪,暴徒趁乱抢劫、杀戮。小说描写人性中的非理性,人们在瘟疫的刺激下“兽性大发”“打斗,酗酒,死去”[28],他们变得自私并忽视家庭伦理和社会纽带,互相攻击甚至互相残杀[29],摒弃了文明社会的生存准则。曾受社会公众信任的政府卫生机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导致美国被瘟疫彻底击败,社会陷入混乱;猩红瘟疫过后人口锐减,权力机构迅速解体。史密斯目睹灾难关头的人性崩坏,喟叹“在我们的文明之中……养育了一群蛮夷野人”[30],对所谓的“文明”提出了质疑。他在这场灾难中遭受了深切的创伤,既渴望通过述说来平复创伤,又在回忆中触动灾难记忆而痛苦万分。

  

这种矛盾心态映射出史密斯对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秩序的焦虑。他因此存储旧时书籍,希望“有一天人们会再次读到”过往文明遗产中“巨大的智慧”[31],使新的文明避免重蹈覆辙。然而,他的尝试归于徒劳:孙辈们已经回归原始狩猎采集生活,无法理解金钱、政府、细菌等在先前文明中出现的概念,对他的故事不屑一顾。史密斯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熟知的伟大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32],再如何回顾历史也无法使后代重建回忆中的家园,强烈的困顿感烘托出小说的反乌托邦情节。史密斯显然是杰克·伦敦的代言人,他映射了有过切身经历的作家对美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深切担忧。杰克·伦敦生于旧金山,亲历1900至1904年的旧金山鼠疫,对瘟疫造成的社会影响有着切身体会。在旧金山瘟疫期间,加州政府为规避隔离措施带来的交易受阻与税收损失,对疫情防控加以阻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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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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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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