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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妹:马克思“现实的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更新时间:2021-11-08 01:22:40
作者: 符妹  

   摘 要:从马克思“现实的人”的角度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为其构建提供思想力量和实践启示,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作为人类历史新方位的共同体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深入反思和揭示人在世俗领域的“非真实性”与共同体中的“非现实性”。通过人与人互为目的与手段的社会共同体、协作型经济共同体、多元文化共存的文明共同体和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共同体的构建,创造和累积现实的人的解放的真实条件,为开辟通达真正共同体的现实道路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马克思;现实的人;人类命运共同体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青年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治理逻辑与创新路径研究”(GD20YXY01);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项目共建课题“习近平世界大同重要论述的话语创新研究”(2020GZGJ274)。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1)009-0070-011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1.009.005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类的共同体,而人类由具体的每个人组成,因此关于人的阐释就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绕不开的根基性问题。从现有的研究现状来看,学界主要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世界历史理论、经济全球化等方面来揭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必然,而对其人学理论基础研究不足。尚有的研究聚焦于马克思“类概念”“类存在”“类本质”的特定视阈,缺乏基于现实的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研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针对人类“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1],立足人类及其共同体生活实际的新解答和新方案。因此,从马克思现实的人的角度来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根据及其实践逻辑,不仅是夯实其理论基础的需要,而且是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何以必要及何以可能的现实需要。

  

   一、“现实的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逻辑起点

  

   在哲学史上,关于人的思考是任何人类社会研究都绕不开的“阿基米德支点”。黑格尔“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2]525。意识即是人的存在,人以其意识来区别和表征其存在,人的存在及其生活本身成为纯粹思维的逻辑演绎。黑格尔远离人的感性对象及其生活世界,将人悬置于绝对精神的内部循环。在树立和彰显自我意识及绝对精神的“至上地位”的同时,湮没了人作为感性存在的“实体属性”。此种意义上的人是一种“意识中的人”“观念的想象物”。

  

   费尔巴哈基于人本身来分析和揭示人的对象世界,于此的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但作为人的精神本质的宗教却反过来凌驾于人类之上,成为一种禁锢和奴役人的异己力量。因此,消除人在神圣领域的崇拜就必须推倒神灵的至上性,在剖析其原始本性的过程中颠倒人与神的关系。人是神的初始规定和内在本性。人“导源于自然界的感性的实在的物质实体即肉体”[3]117,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自我意识”或“精神存在”。自我意识、思维活动等不过是作为人的物质实体的人脑的运动。于此,人不是抽象的意识存在或思维实体,而是感性的物质实体,一种感性实体和物质存在。费尔巴哈通过宗教批判阐述了人之为人的崇高地位和实体属性,把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形而上学式的“现实人”理解为自然人的意识运动,完成了在人的理解上从“精神人”到“自然人”的转变。但他仅仅抓住了人相对于其他动物的生理区别和群体特性,基于朴素意义上的生理特征和生物属性将人视为“有血有肉”的感性对象。“他把人作为出发点”“就形式讲他是现实的”,但“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此种人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4],从而树立起区别却类似于“绝对精神”的“抽象人学”的“新宗教”。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分析和批判以往哲学在人的理解上的“抽象性”(黑格尔是概念抽象、费尔巴哈是感性抽象)。他认为费尔巴哈仅仅在爱与友情等抽象的感情内承认有血有肉的孤立现实个体,而完全不懂得人的感情关系之外的其他社会关系。撇开人现实的历史的生活世界,将人假象为某种孤立的抽象存在。只“停留在抽象的人”“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2]530。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家考察和研究人及其历史观的方法是“从天国降到人间”,而马克思的方法则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516因此,任何人类历史和社会性活动都必须从人本身、人与其他“自然存在”的关系活动中展开。这里所说的人并非黑格尔的思辨主体或费尔巴哈的感性实体,而是马克思“人间现实”维度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525-526。人不是思维想象的观念存在,“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524。

  

   具体来说,现实的人首先是“有血有肉”的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是人之为人的生理属性及其自然性质,即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人的感性直观和感性实体。其次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作为物质生产的实际主体创造物质生活及其生产关系,是实践活动的现实主体。最后是处于一定的物质界限和生产关系中的人,既受制于既定的物质前提,同时以其物质生活条件来表征和展现其自身。马克思基于现实的维度将人理解为兼具主动与受动双重性质的人。现实的人既是能动的主体,亦是受动的客体。以物质生产为中介,人居于一定的关系世界,并生产和变革其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剧作者”和“局中人”,体现和表征其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在这里,马克思拒斥和变革传统哲学从思辨到现实的方法及其致思理路,以現实为基准来解释和理解人,实现了在人的理解上的范式变革。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的共同体,其视阈中的人既不是纯粹思辨的想象物,亦不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简单性的感性直观。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并“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2]525,拒绝和终止任何思辨式的逻辑演绎。从人的现实实践及其生活世界来考察和认识人,将人视为不断变化发展的人,并以这种现实的人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前置基础。“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基于现实的人,并直面其现实生活世界的时代回答。于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是黑格尔视阈中的绝对精神运动,亦不是费尔巴哈所说的单纯的自然直观,而是基于现实的人的丰富属性及其生活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变革性实践。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内容、价值基础、现实路径、目标取向等都将是面向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变革。这种逻辑起点的转换和转折,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现代“虚假共同体”的理论区别和实践特性,亦为其从过渡性共同体走向真正共同体提供了逻辑可能和实践空间。

  

   二、“非现实的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挑战

  

   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必须深入思考现实的人的本质及其共同体生活,直面和反思现代共同体中人的生存样态,从而对其总体性和根本性问题做出批判性揭示及解答。

  

   (一)人的社会本质的共同体取向

  

   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们就开始思索和追寻“何为人”“何为世界的本原”等本体性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将人视为以理性来从事政治活动的社会的动物,由此区别于纯粹感性的动物性存在。对此,马克思说道:“这是因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5]中世纪时期,罗马人语境中的“政治动物”等同于“社会动物”,“会说话的动物”被形容为“理性的动物”。将人的理性及其社会性相勾连,从朴素直观的意义上抓住了人作为理性主体的社会本质。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开创者,康德高扬人的理性旗帜,认为人依靠自身理性即可认识和改造人的现世生活。人的本质即在于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至上理性,从而构筑了人的理性针对外物的裁决地位和崇高信仰,形成了“人即目的本身”的中心主义思维。黑格尔延续了西方哲学在人的本质理解上的“意识性”,其视阈中的人作为精神性的存在,以自我意识和绝对精神为本质属性。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将人理解为“无实在性的抽象”[3]105,而注重从“实在”“实体”角度来重释黑格尔抽象的人的本质。其视阈中的人作为自然性的感性实体,是有血有肉的感性对象。与此对应的人的本质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2]501。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经历了从抽象人本论到实践唯物论的转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批判传统哲学从外在于人的“神灵”或自然物来寻找人的本质。将人的本质视为附属和依附于神灵或自然物体的“外延性”,悬置了神(上帝)或自然物相对于人的“中心地位”。他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2]11。人的本质在于人自身,而不是唯心主义视阈中的神或朴素唯物主义所说的“水”“火”等外物,从而颠倒了“从客体到主体”的思索路径。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界定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162。虽借用了费尔巴哈“类存在”“类特性”“类本质”等概念名词,但二者的含义却截然不同。费尔巴哈将“理性、爱、意志力”视为人区别于“无生命的类”的本质规定。马克思则从“生活活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来阐释人的本质的生成、发展及其演进。人在对象性的劳动中认识和改造自身及感性对象界,人的本质是以劳动为中介的生成性、具体性和历史性。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虽从“理性”“意识”转到“自然”“肉体”,从“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人”来理解人的本质,但他仅仅抓住人的感性实体和抽象直观,“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2]499,没有意识到现实的人是置于一定的生活世界中的历史性存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01。由于社会关系具有变动的历史性,人的本质不是人单纯所具有的“抽象共性”,而是具有丰富内容的具体差异性和历史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即在于其需要。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社会关系的总和”到“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6]514,马克思进一步延伸和扩展了对人的本质的理解。由于生产“吃喝住穿”等需要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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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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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庆社会科学 2021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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