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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红:人工智能法学的“时代三问”

更新时间:2021-11-08 00:51:11
作者: 刘艳红  
但整体上,智能技术应用仍然存在阶段定位偏差、场景设置缺失、区域协同困境、智能技术瓶颈等问题, 〔17 〕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法学界不能仅仅停留在自己并不擅长的技术领域,而是要从现有的实践现状和司法本身的特征出发,在正确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上构建司法人工智能领域理论。(3)智慧法治与中国之治,它旨在从国际视野上展开对智慧法治建设中“中国经验”“中国智慧”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提炼。尽管域外国家也已积极开展司法人工智能的部署与实践,但与中国比较,域内外存在显著的“冷热差异”。〔18 〕比较之下,我国智慧法治建设呈现出地方试点主义、技术治理主义以及国家推进主义色彩, 〔19 〕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因此,人工智能法学内涵下的智慧法治与中国之治的研究取向在于总结好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经验,为世界智慧法治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4)智能算法的潜在风险及其规制,它旨在对具备自主学习与预测的智能算法所存在的风险进行规制,构建算法伦理和算法治理体系。不同于工业社会时代,大数据智能时代不论是经济系统底层信息、数据的产生、增长,还是具体领域的应用实践,算法都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20 〕智能算法的重要性日益显著。但智能算法的开发应用无法摆脱商业、政治、强势价值观等力量操控,这种“算法歧视”已经在多个领域出现,使得人们对这种由于尖端技术导致的不公正性的救济难度将直线上升, 〔21 〕如何回应智能算法的潜在风险也因此成为人工智能法学的研究内容。(5)智能技术归责体系的重构,它旨在解决人工智能是否以及如何对自己的损害行为承担法律责任问题。智能技术发展的未来趋向是实现判断的自主性,基于技术自主性判断所引起的法律归责模式重构显然不能与现有法律归责体系简单等同。例如自动驾驶技术的成熟与应用就使得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将无法继续以驾驶员的过错作为责任基础,而为充分救济事故的受害人,将机动车保有人考虑在内的严格责任就具有了理论上的合理性。〔22 〕可以预见,在智能时代,智能化技术应用所导致的归责需要同时兼顾受害人、持有人以及保有人三方利益关系。因此,在人工智能法学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智能技术归责体系的重构也是法学界所必须回应的时代问题。(6)数据生成、共享与使用规则,它旨在探讨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就数据的生成、共享与使用建立合理的规则并对这些领域进行规制,它也是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最后一个核心领域。数据生成、共享与使用不仅关涉智能技术应用与开发的前景,同时也关涉每一个自然人对个人信息权的支配。调和、平衡数据信息的保护与数据信息社会的发展也将是人工智能法学中最为迫切的难题之一。

  

   总之,大数据智能技术的兴起,并不是意味着理论的终结。与此相反,它们正好是取长补短的发展创新关系。〔23 〕无论是维度之一“法治实践的智能化”,还是维度之二“智能技术的法治化”,抑或是这两个维度之下的智慧法治的理论与实践等六大领域的问题,均涉及的是如何科学运用经验法则、社会常理进行决策,如何避免机械司法、价值偏见、算法歧视,归根结底的问题都是实现法学理论发展与智能技术创新的互补共进,也正是这种互补共进的时代需求,回答了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内涵之问。

  

   三、 问策:人工智能法学的发展之问

  

   问策,也就是发展之问。智能时代法学发展的第三问是“问策”,也就是人工智能法学未来的发展。大数据智能时代技术在促进社会发展变革的同时,也加速智能风险的形成。而风险的化解和危机的应对,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完全脱离法治管控的权力应急可能会放大风险。〔24 〕因此,“人工智能法学”应该从法治的视角展开,落脚点在于“法学”。根据新文科发展要求,应在法学一级学科之下设立全新的二级学科“人工智能法学”。具体而言,可从如下三点展开。

  

   (一)未来的人工智能法学,应当合理贯彻新文科建设发展理念

  

   如果说人工智能技术的目标是打造先进的器物,那么“新文科”的目标是在交叉融合的智能时代塑造新的人文精神、开创新的人文思维、培育新的文科人才。在此背景下,未来的人工智能法学建设事实上就是对“新文科”建设的法科回应,通过人工智能法学的发展促进“新法科”建设,进而为国家人工智能的发展贡献法治理念、法治思维以及法治人才。因此,未来的人工智能法学应当在新文科建设发展的理念下推进,这就要求人工智能法学需要突破学科壁垒,实现大交叉学科发展。“新文科”建设的核心在于“新”,而“新”不能简单认为是对传统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课程更新、师资更新以及培养模式的更新,更是要对文科的内涵予以全新阐释,使得文科的发展与社会时代发展相匹配,与数字信息社会相适应。大数据智能时代,人的生活与行动开始被智能化算法所“绑架”, 而“人”的主体性地位逐渐丧失,实现人与技术的“和解”,找回大数据智能时代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空间”已经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25 〕而传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对“物”“事”“人”相互独立的研究也已显然脱离了时代步伐。因此,破除文科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壁垒,实现文科与自然学科之间交叉融合发展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此背景下,法学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法律解释的技艺提升上,而是要与社会发展相接轨,走“人工智能+法学”的交叉学科发展新模式。事实上,大数据智能时代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迫切,在智能化技术应用已经普及化的今天,不懂智能化技术运行原理的法律解释与适用不仅难以被一般公众所认可,也难以为智能化社会的治理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总之,大数据时代下,创新法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培养复合型、紧缺型、实用型新型法律人才要在“新文科、新法科”的发展背景之下推动以人工智能法学为引领的新文科领域的平台建设,深化法学教育的变革。

  

   (二)未来的人工智能法学,应当正确认识“未来法治”、注重法学的实践性

  

   法律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权力与权利配置的基础来源,面对智能时代的冲击,更需要进行及时变革,构建符合时代特点的良法善治模式。〔26 〕由此,未来的人工智能研究必然包括关于“未来法治”的研究,这是法学对智能时代的积极回应。但“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法学也必须要考虑人工智能的发展实际,不能单凭对未来的想象而与实践脱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法学教育要处理好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 〔27 〕因此,人工智能法学的未来发展,要结合我国智慧司法建设的成效和经验,通过对实践问题的研究,助推法院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的智能化。

  

   就此而言,人工智能法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准确把握好未来与实践两种面相。对于未来而言,需要厘清哪些是应用问题,哪些是理论问题,不能将两种不同属性的问题混为一谈。应用问题的本质不是对司法的权威性、仪式性、中立性、被动性等固有属性的冲击,也不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挑战,而是技术本身的瓶颈所致。例如,司法场景中智能语音转化精准度不高、文书自动回填错位等问题均是由技术本身不成熟的原因所致,人工智能的生成物也并非是基于同情、怜悯、希望、欢乐等情绪所创造,概率上的拼凑不能对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构成根本上的挑战。法学家对应用问题的探讨无异于缘木求鱼。事实上,人工智能法学对未来法治的探讨所要面向的是智能化技术应用可能导致的理论困境,并在此之上反思法律应该如何应对。如自动驾驶导致的归责困境、大数据侦查对隐私权的侵犯与消解、 〔28 〕个人信息大數据的应用对刑事正当程序的冲击等。〔29 〕对于实践而言,人工智能法学需要在已有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经验的总结,从而概括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法学难题。人工智能法学归根结底仍然属于法学范畴,尽管被赋予人工智能这样的未来色彩浓重的词汇,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人工智能法学不能演变为浪漫主义、科幻主义的“乐园”。单凭浪漫式、科幻式的想象无法提供切实可行的法治方案。学术研究需要从实践中来,也要回归到实践中去。在此基础上,人工智能法学的实践是从司法智能化、诉讼在线化等现有问题出发,探讨智能化技术的实践对司法、诉讼、部门法可能带来的挑战。

  

   (三)未来的人工智能法学,应当注重新文科内部整合

  

   未来的人工智能法学,应当注重新文科内部整合。在“法律法规—伦理规范—政策体系”中统一把握人工智能法学发展的元问题和具体路径问题。《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曾为“人工智能+法学”提供了三步走的目标:到2020年部分领域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和政策法规初步建立,到2025年初步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到2030年建成更加完善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在此框架下,未来十年的人工智能法学,应该厘清人工智能法学的内涵和外延,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法理—伦理—社会”问题的研究。

  

   具体而言,通过法律法规的规范化指引明确技术应用的边界、规制技术应用可能存在的风险、重构智能技术侵权下的归责体系。在此过程中,法学界需要对人工智能侵害主体、责任承担方式、人格权和数据财产保护等基础问题展开研究,以填补智能化技术应用规制不足的缺陷。基础问题的研究既是对“人工智能+法学”发展目标第一步走的回应,也是为“人工智能+法学”第二步走奠定理论上的基础。按照《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所定目标,大致在2025年初步建立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与第一步走显著不同的是,第二步更强调法律规制的层次性、规范范围的全面性以及政策制定的体系性。因此,人工智能法学的基础研究更需要向法理、伦理层面倾向,探讨人工智能法学发展的元问题,形成理论的沉淀,为法律法规、伦理规范以及政策体系的搭建提供理论支撑。与传统法学研究不同,人工智能法学元问题的研究不仅要关注“人”的权利行使与义务履行,更要突出在智能时代“人”的主体地位。在信息时代下,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不仅要实现判断的自主性,而且还以此为目标不断修正、迭代向更高层次的自主性判断演进,具备自主性判断的智能化技术对构筑并形成于工业时代的法理、伦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此基础上,如何保障、巩固智能时代的“人”的主体地位不仅日趋重要,也尤为迫切。因此,人工智能法学的基础研究不能仅仅从法学的视角展开,还需要注重新文科的内部整合,从法学、哲学的交叉的视角下展开。同样重要的是,大数据智能时代下,作为工具的智能化技术也无法完全实现与“人”的脱离,从现有智能化技术的发展逻辑来看,智能技术的智能程度与对数据的收集、处理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个人信息数据共享程度决定整个社会智能技术的发展高度。因此,对人工智能的法律规制、政策制定还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统筹技术、人以及社会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统筹正是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大交叉的视角上展开,这也正是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要义。

  

   总之,未来的人工智能法学,应当合理贯彻新文科建设的发展理念,正确认识“未来法治”,注重法学的实践性和新文科建设的内部整合。在此前提下,强化人工智能技术运用的法律规制和前瞻布局,建立起技术、人、社会相互协调的法律体系、伦理规范体系和法律政策体系。

  

   结语

  

   人工智能法学的“时代三问”,问名即身份之问、问需即内涵之问与问策即发展之问,是对人工智能的法哲学思考,它讨论和要回答的是人工智能法学是什么、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法学的终极问题。经过对人工智能法学哲学层面的反思,结合新文科的要求,应在法学一级学科之下设立全新的二级学科“人工智能法学”,而不是“网络与信息法学”“计算法学”“数字法学”或者其他名称,因为后者凸显不了人工智能法学的智能性特点,或者它们仍是以智能化技术为支撑的“人工智能法学”分支,它们或许具有“研究方向”意义,却不具有足够支撑学科属性的地位。独立的人工智能法学学科定位,能够彻底解决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学科属性,并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法治实践智能化方案。与此同时,哲学的终极关怀是人。尽管人类已经步入大数据智能时代,智能技术的创建使用者是“人”,为智能技术套上法律规则枷锁的也是“人”。由此,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学研究是在人工智能法学的身份定位中服务法治实践、提供“法治实践智能化和智能技术法治化”的法律方案,在人工智能法学的“新文科、新法科”框架内布局法学理论研究体系和教育教学任务。因此,人工智能法学始终是面向“人”的研究,是智能时代的人类为了避免自身引发的风险与灾难而展开的法律学问,它永远是且只能是“以人类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在此基础上,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实质是“AI+HI”(人工智能+人类智慧),所有研究领域的挑战及其答案都在人类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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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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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法学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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