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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美台极限互动,大陆如何破局?

更新时间:2021-11-06 23:04:15
作者: 田飞龙 (进入专栏)  
中美全面的战略竞争与对抗趋势无法逆转。

   美国在涉台问题上继续执行“两面派”做法,每次在承诺一次“一个中国”政策未变的同时,都一定会在支持“台独”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挑战两岸关系底线。美国处理台湾问题不仅是“两面派”,还日益呈现出“一虚一实”的趋势和取向:

   其一,在“一个中国”政策上玩“虚”,每当中国激烈抗议或以军事威慑作出激烈反应时,美国官方就以敷衍了事的方式承诺“一个中国”政策立场未变,但不会作出任何进一步的具体承诺和自我约束;

   其二,在“台独”与“台湾牌”问题上玩“实”,无节制对台军售,更加紧密地将台湾军事体系捆绑和纳入美军全球控制体系之中,连绵不绝的军售绝非卖武器捞钱那么简单,而是在安全情报、系统维修、技术训练、技术转让甚至武器制造方面对台湾军队进行更严格的垂直指导和控制,鼓动台湾“以武拒统”,纵容“台独”一步步走向两岸对抗深水区和极限危险地带。

   美国的盟友体系在涉台立场上也日益动摇,有随风起舞的,有敷衍了事的,也有投机冒动的。“立陶宛效应”值得关注和破解。台湾本身并非美国的直接“盟友”,但美台关系的实质已超越一般盟友层面。事实上,“一个中国”政策逐渐成了美国外交辞令中的“便利创可贴”,哪儿出血就贴一下,但从来不会反思出血根源并寻求解决之道。

   美国的这些“两面派”做法及其霸权习惯下的流氓人格,逐步丧失了中国的外交信任和政治容忍度。2021年3月中旬的“安克雷奇会晤”中杨洁篪的长段反驳就具有代表性,实质开启了中美“平视外交”的先河,也标志着中国将在更不信任美国及更加独立自主思考和行动的条件下对待美国的一切冷战动作和遏制性战略措施,台湾问题上也不例外。

   “平视外交”的深化体现在2021年7月的“天津会晤”,其中中方提出的“两个清单”及“三条底线”具有主动规划中美关系新框架的制度性意义,并构成中美未来谈判与斗争的背景条件。敢于公开且系统地向美国提条件并以此作为谈判基础,是中国对美外交的一种范式革命,也是中国对美反干预、反制裁、反霸权斗争的理性进步。

   台湾问题的破局谜题与未来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而最佳的方案,但其取得成功需要满足一系列的内外条件:

   其一,内部的两岸政治合意,即对以“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及重新安排台湾有关治权体系存在最低限度的共识和相向而行的积极意愿,“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即在这一前提下提出和展开,但现实条件并不乐观;

   其二,外部的国际政治和解,即美国等西方势力可以容忍接受“一国两制”的安排并接受其中的利益合作条件。

   如果上述的内外条件仍然满足,台湾问题就可以参照香港模式并加入自身的特殊性而走向“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但困难恰恰在于,世易时移,上述内外条件均在恶化变质,前面分析的种种困境和挑战就是证明。

   我们要客观看待“一国两制”的对台示范力和影响力之波动演变:

   一方面,香港2019修例风波及由此带来的香港国安法与新选举法的国家权力实质性进场,刷新了“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和法理全貌,导致“一国两制”暗藏于时间和实践逻辑中的国家理性与权威性“提前”展现,客观上不仅对香港社会的理解与接受造成一定的挑战和压力,更使台湾社会对“一国两制”的前景及自身权利与利益空间造成接受性瓶颈,民进党穷尽利用了香港变局而坐收政治红利,捆绑并恐吓台湾民众,扭曲“一国两制”完整法理,全力抵制台湾任何力量积极回应“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造成该议程的某种“悬空”状态;

   另一方面,香港“一国两制”新制度体系及其系统法理,尤其是以“全面管治权”与国家安全、选举安全、爱国者治港及融合发展为重心的制度正当性,在理论解释、宣传、对话、互动与认同建构方面仍有巨大缺口,在与民进党及美国的“民主价值观”的直接竞争中尚未取得决定性优势,从而造成大陆在对台话语权和主导权方面存在一定的缺口和短板,而弥补之道与术不仅尚未成形,且并非短期可以奏效。

   民族复兴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国两制”亦然。作为改革开放与国家长期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和制度创新,“一国两制”是和平主义和发展主义的,需要利益相关方在和平与发展的核心价值上有交叠共识。

   如果台湾一味谋求“台独”,如果美国一味以“台湾牌”做极限的冷战利用,如果美台的极限互动以及“台独”和美国对台“准殖民”控制已经完全无法用“一个中国”政策的表面背书加以遮羞和掩饰,台湾问题破局时刻就会降临。

   更进一步,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最核心内容,是民族复兴的重大历史使命,故任何与最终统一有关的行动及措施,在穷尽和平方法无法实现的条件下均具有充分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2005年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延续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一贯政策立场,将之“法律化”为采取“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明确条款,即该法第8条规定的三种情形:(1)“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2)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3)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在两岸关系趋于紧张及破局时刻历史性临近的条件下,不断有理性的呼声要求或建议国家做好“非和平方式”的制度和力量准备,对有关法律条款进行细化解释或操作性修订,或者根据宪法及《反分裂国家法》的框架并结合全新的内外形势与条件而直接制定执行力更强的《国家统一法》。

   如果和平方式穷尽,而非和平方式在法治保障和理性规划下可以最小代价实现两岸完全统一和台湾的永久和平及可持续发展,台湾问题的“主场统一”及终极破局之道就完全是正当合法的,也是国际社会完全可以理解和认同的。这也是从根本意义上符合联合国宪章所维护的国家主权权利之法理以及“2758号决议”的规范原则,更符合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理想和长远利益。

   至于“台独”势力的“任何名义”(包括被无限滥用且只有捆绑勒索意义的民粹化“民主”)、“任何方式”(包括武力拒统、法理“台独”、公投独立等)以及美国(包括其盟友)的任何霸权干预,都将在这一历史进程与法律执行过程中暴露其非法性、危害性和最终的虚弱性,不可能成为阻止中国完全统一及民族复兴的持久力量。如果“台独”势力和美国记取了历史教训,懂得了如何理解和尊重中华民族的正当权益,就能够理解和接受台湾问题的最终破局结果。

   总之,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国国家建构与主权秩序内的历史遗留问题,两岸中国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正当主体,而代表“一个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充分的民族利益代表性和宪法授权展开关于两岸统一的积极法律行动和相关行动,承担起民族复兴及实现两岸跨越式永久和平与发展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

   在这一进程中,台湾内部的固有统一力量和理解认同统一是台湾必然命运的新生觉醒力量会有集体的反思和行动,这是中华文化内在之“大一统”良知伦理与两岸现实关系中大陆主导权压力下碰撞结合的产物。而相应的“台独”势力之话语权和裹挟恐吓台湾民众的伎俩与手法会逐步失效,并受到来自大陆相关制裁性法律的严厉制裁和排斥。

   至于美国等外部势力之非法干预和冷战对抗,在一个更大的世界体系范围内以及伴随中国决定性的民族复兴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想框架的世界新秩序进程之中,只会加速丧失其霸权有效性而渐次退出世界历史中心舞台。

   这一历史、政治与战略空间的“东升西降”及其复杂挤出过程中出现的岛内民意裂变、周边力量转向、亚洲区域整合、美国力量消退以及宏观的世界体系结构性变迁,正是活生生发生着的当代历史进程,而中国处于不得不承受的历史角色的中心,必须承重前行,成为负责任的推动改变和重构的理性力量。

   在台湾问题上,和平统一并非完全失去机会,但“台独”势力和美西方势力对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条件与方向性的破坏已经接近“颠覆性的巨大风险”的极端危险境地,而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华民族在自身根本利益与长期发展前途问题上并不惧怕任何极端风险,“跨过鸭绿江”典型展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国家意志和对于持久和平与发展的正当追求,台湾问题作为中国自身的统一问题更是不可能出现任何丧失方向感与最终结构性前途的意外或例外。

   而台湾问题的破局与最终解决,本身就是民族复兴与中国现代化全部基础与成就的全面历史检验,也是中国国际地位和世界体系角色的结构定型标志。我们要有这样的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来应对台湾问题上的一切变局和挑战,在历史性斗争与整体民族成熟过程中担当伟大使命与理性责任。

   台湾未来一定更好,因为两岸一定最终统一,而台湾一定能够分享民族复兴与中国推进的新全球化进程的全部成果和光明前景。

   命运之神已经召唤,民族复兴的统一之维坚定而有序地展开了,时间也在新的秩序与历史中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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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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