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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孝伦:李泽厚对实践美学的建构与解构

更新时间:2021-11-03 14:09:00
作者: 封孝伦  

   内容提要:李泽厚先生最先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语录提出并阐述了实践美学的核心精神,从而“创建”了“实践美学”。面对“实践美学”存在的诸多问题,他作了多次修补。在修补中,“实践美学”渐渐被他解构。

  

   关 键 词:李泽厚  实践美学  修补  解构

  

  

   一、实践美学的基本观点

  

   实践美学的逻辑起点是把“实践”定义为人的“本质”或“本体”。我们知道,哲学对“本质”的解释是“现象”得以发生的“内在规定性”。说人的本质是实践,也就是说人的一切行为都被这个实践所规定。而人的一切行为及其成果则都是这个“实践本质”的外在表现。“实践美学”认为,美是由人类的社会实践产生的,美的事物是人的“社会实践”这个“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我们欣赏美的事物不是欣赏它的什么,只是欣赏这个事物中显现出来的人的“社会实践”这个本质力量。事物所以美,根本上,在于它“确证”了人的“社会实践”这个“本质力量”的存在。

   众所周知,“实践美学”的最早创始人是李泽厚。虽然开始他不愿意承认,后来还是认下了。他最早提出用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概念来解释美的本质问题。他所重视和坚持的“实践”这个概念的出处,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实践”这个概念,在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中,本来是使用黑格尔提出的动态、宏观、辩证地认识事物的关于人类活动的哲学观念,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静止、抽象的人本主义。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里的“实践”,实际上是理解人的一个角度,即认识“人”必须看到人的“能动性”。在马克思看来,不从实践这个角度理解事物和人的感性,是费尔巴哈哲学的主要缺点,但这个缺点并不能抹杀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优点。马克思说:“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1]17很显然,马克思是利用黑格尔的“能动”的历史辩证法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的静止的抽象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把“现实、事物、感性”都看成是人的实践的结果,这与黑格尔把所有的“现实、事物、感性”都看成是绝对精神的对象化的结果——而人的实践不过是绝对精神对象化的工具——有理论渊源关系。马克思正是在批判性地接受黑格尔的过程中接受性地批判费尔巴哈。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把“实践”看作人的本质。他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8他并没有说人的本质是实践。他只是认为对于人的本质要从社会关系的总和来抽象,而不能从单个人来抽象。他认为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1]18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18就是说,只要把人看成能动的、实践的,就不会把人的社会生活理解为某种神秘现象的产物。因为能动的、实践的、在历史过程中存在的人,其复杂性是可以在历史的复杂关系中得以揭示和解释的,并不神秘。

   1956年,李泽厚在他的《论美感、美和艺术》中引用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一切对象都是他本身的对象化,都是确定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也就是他的对象,也就是他本身的对象。”[2]25这段话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找到,译文稍有出入。照一般人的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这个“他”,就是人类。照黑格尔的理解,这个“他”,就是他提出的所谓“绝对精神”。李泽厚则有自己的理解,他指出:“这里的‘他’,不是一种任意的主观情感,而是有着一定历史规定性的客观的人类实践。自然对象只有成为‘人化的自然’,只有在自然对象上‘客观地揭开了人的本质的丰富性’的时候,它才成为美。”[2]25这段话的前半段符合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提出的“什么事物都应当作实践来看”思想,而在后半段,李泽厚把“人类实践”几乎就说成“人的本质”的代名词,因为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就是由人类实践展开的。

   李泽厚通过评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点进一步展开自己的思考,他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定义比较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只是“生活”这个概念比较抽象空洞。李泽厚根据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个论断,指出,“社会生活,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①他说:“人的一切思想,感情都是围绕着、反映着和服务于这样一种实践斗争而活动着,而形成起来或消亡下去。……这也就是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和理想。”“美正是包含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而有着具体可感形态的现实生活现象,美是蕴藏着真正的社会深度和人生真理的生活形象(包括社会形象和自然形象)。”[2]30说人的一切——请注意,这里说的是“一切”——思想、感情“都是”围绕着、反映着和服务于“社会实践”在活动、形成或消亡,这隐含两个问题:一是实践的内容很宽泛,可以说无限宽泛,因为凡是与人的一切思想感情有关的都是实践。李泽厚的这个说法导致了日后有的美学家对“实践”内涵的泛化,而这恰恰又是他所反对的;二是思想感情太狭隘,只围绕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产生思想和感情,除此之外都不能产生思想和感情。李泽厚从始至今很明确并且多次地把“实践”限定在“三大项”即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上。因此,按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很难解释与这三大项无关的审美活动和审美内容,如自然现象,如人体,如性爱。

   李泽厚在这里还顺便运用他的实践观改造黑格尔的理论,“黑格尔说,‘理念’从感官所接触的事物中照耀出来,于是有‘美’。这‘理念’如果颠倒过来,换成历史唯物主义所了解的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和理想,就可以说是接近于我们所需要的唯物主义的正确说法了。”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和理想——即“社会实践”——从感官所接触的事物中“照耀出来”或显示出来,就是美。这个说法后来被他归纳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被有的理论家归纳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因为人的本质力量就是实践的力量。人的本质就是实践。在1956年的这篇文章里,李泽厚只是陈述观点,而没有论证观点。我们不清楚,人的本质为什么只是“社会实践”而不是别的?也不知道,把“实践”替换掉“理念”,怎么就实现了对黑格尔的“颠倒”?黑格尔的“颠倒”是精神决定物质。我们如果要把它“颠倒”过来就应该是物质决定精神。比较一下“实践”和“感官所接触的事物”两者,谁更“物质”,谁更精神呢?“感官所接触的事物”是精神吗?如果说它们都是物质,那就是物质决定物质,精神到哪里去了呢?

   仔细阅读马克思原著,马克思并没有说人的本质是实践,他只是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只是说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其实就是人发出的一种行动。人的行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而“决定”人发出行动的那个“内在规定性”,才是人的本质。把人的行动说成是人的本质,然后说人的行动决定人的思想和感情,这恰好是把本与末颠倒了,实质上是把决定人何以要行动和如何行动的那个根本性的东西——真正的本质——忽略了,抛弃了。不过,这个“实践”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给美学讨论带来极大的兴奋,对当时的美学建构至少有两方面功劳和价值:一是它肯定人的活动对美的产生的决定意义,强调人的主观活动的物质性和社会性,这一点在朱光潜、高尔太虽然也强调人的主导地位但却被戴上“唯心主义”帽子饱受攻击的时期,对于保留人在审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至关重要。二是它可以作为时代英雄主义美学观的理论基础,因为它强调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对于我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文艺大力歌颂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中的英雄提供了美学支持,这也为美学自身在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下的生存加了分。

   到20世纪80年代,“实践”这个概念还顺利实现了与“自由”这个时代概念的对接。因为恩格斯1876年写《反杜林论》时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3]153恩格斯的这个关于自由的说明,恰好与李泽厚所说的“实践”的内涵——掌握规律,改造自然——是一致的,这对于他把“人化自然”这个概念表述转换成“美是自由的形式”提供了方便。“美是自由的形式”响应了“文革”结束后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和呼唤,人们并不仔细推敲李泽厚说的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反正“自由”成了审美的最高旗帜,这又在中国大地迅速掀起了新一波美学热潮。我们后来从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里发现他关于人性的一些思考,其实就是他选择“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定义的根源所在。他认为人性不等于动物性。人性“应该是区别于动物而为人所特有的性质或本质”[4]423。他说:“人性是否等于动物性呢?人性是否就是吃饭、睡觉、饮食男女呢?……这是我不同意的。人性恰恰应该是区别于动物而为人所特有的性质或本质,这才叫人性。”[4]423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在哪里呢?他认为在于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改造自然,这就是他非常看重的“实践”。他又进一步表述说:“人性应该是感性与理性的互渗,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融合。”[4]423这个表述与前面的表述存在矛盾。说区别就难说互渗,说互渗就难言区别。“区别点”是什么,感性还是理性?自然性还是社会性?在他看来显然是“理性”和“社会性”。而理性与社会性,恰好与“社会实践”相一致。

  

   二、实践美学的逻辑困难

  

   实践美学一经提出就存在困难,但人们可以忽略不计这些困难,因为“实践美学”在与“典型美学”的论战中坚持了人的核心地位,这是当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思考文学理论、艺术创造、审美活动所必争的一个理论立足点;是当时对付极左思潮,保留人在艺术和审美中的位置,坚持“文学是人学”所需要的一个桥头堡。因此,实践美学理论是至今为止拥有最多守望者的理论。在“文革”已然结束30多年,改革开放已然进行了30年后的今天,人们已不必仰仗某一把尚方宝剑——哪怕这把剑还没有完全铸成——就可以自由讨论学理问题的时候,实践美学创建之初就存在的一些问题,必然会日益明显地呈现出来,更为强烈地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些在创建之初看起来不显眼的问题,现在变得非常刺目。就像一间打扫得十分整洁的房间,偶尔出现一粒尘砂或落叶,都会让人觉得非常刺目一样。

   实践美学太难解释许多看起来与人类实践无关的审美现象了。

   首先是自然美——尤其是那些不可能经受过人类实践活动作用过的自然现象的美。太阳,月亮,高山,大川,大海,雪山等。如果说人化自然是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么为什么在同一时期有的自然美,有的自然不美?有的自然此时看来是美的,彼时看来是不美的?从“人化自然”的逻辑来解释自然美,应该是“人化”的程序越是深入越是普遍就越是美,但为什么不是人类实践渗透得越深的自然越是美?

人体美也是实践美学解释的致命难点,它自古很少经过人类实践的改造,但人体从来是审美的重要内容。当代流行整容,这已是“实践”染指了人体的自然状态,应该说整过的容貌——这里排除失败的整容——一定是美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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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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