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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步克:“品位—职位”视角中的传统官阶制五期演化

更新时间:2007-01-22 02:32:00
作者: 阎步克 (进入专栏)  

  等级秩序中“品位”因素为之大增,这就是后代散阶制的摇篮或滥觞。

  与此相应,九品中正制应运而生。中正事实上是依据门第来定品,“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中正二品是士族与寒庶的身份界限,许多特权仅仅“二品清官”才能享有。中正品不仅是“人之品”——士人的个人官资,而且各种官职都标有高下不等的中正品资格,由此中正品还成了“官之品”,官品之外衡量官位的又一级差。进而又发展出了“清浊”选例,由“浊官”迁为“清官”居然被认为胜过官品的晋升。官品对职位的高下认定多少还要依据于职事权责,而中正品和“清浊”的认定则更多适应了士族维系门第的需要(注:参看拙作《乡品与官品关系之再检讨》,《学人》8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所谓“清官”大抵以清贵、清闲和文翰性质为特征,与文化士族的平流进取、尸位素餐相适应。

  南北朝还出现了流外七品和流外七班,“吏”阶层从此沦落到了“流外”。这个制度也源于九品中正制。中正二品以上为士族士大夫,三品以下则是寒庶担任的吏职,“流外”便是由中正品的三品至九品这七等转化而来的(注:参看拙作《北朝对南朝的制度反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3期。)。在周代,拥有爵命的士大夫与无爵的“府史胥徒”呈现为两个阶层,战国至秦的社会变革却打破了这种身份界限。秦汉基本没有官、吏分途制度,入仕者皆“本于小吏干佐,方至文学、功曹”,经察举、辟召而“迁为牧守,入作台词”(注:《通典》卷16《选举四》。)。中古时期,官与吏却由行政等级之别,变成了以流内流外相隔的身份鸿沟,而且与之相似,文、武之别也由职类之异变成了一种身份之异,这都是由士庶之别而衍生出来的“品位”性质的制度。

  这种以身份为本的“品位”格局,我们称为“门品秩序”。它大异于汉代禄秩下的等级秩序。士族门第本身就构成了居官资格,则其“品位”在居官之前就隐然存在了,这就是“门品秩序”的本质。与皇权“共天下”的士族门阀,是一个充分“贵族化”了的并呈现强烈“自利取向”的阶层,他们把禄位占有视为一种应得私利和身份特权,并使“分官设职”时的“效率考虑”让位于“优惠考虑”,以至人称南朝官僚组织与其说是政府的得力工具,倒不如说是“流亡贵族的福利体制”(注:Dennis Grafflin,"The Great Family in Medieval Southern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1:1,1981.)。同时在这个分裂动荡时代,每奉送一顶官帽子便等于增加了一位政权拥戴者;为维系统治集团的稳定,朝廷也必须给官僚更多权益以为笼络,并尽量从长期合作的家族中录用官员,官僚队伍因而日趋封闭,冗位冗号与日俱增。至如十六国北朝的官、职分离,比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众多的部落贵族们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便是“选贤任能”的限度。原始粗糙的政治体制容纳不下众多显贵子弟,然而也不能让其同于白民,所以朝廷向之大把大把地散发着各种爵、位、衔、号而毫不吝惜。

  此期还存在着另一类型的“品位”之制,亦即由将军号构成的军阶序列。汉代的常设将军本来寥寥可数,但世入魏晋,将军号却迅速繁衍。军队编制中另有牙门将、骑督、五百人督或队主、幢主、军主等等军职,将军号则变成了类似军衔的品位标志。由于地方行政的日趋军事化,地方牧守及都督大抵以军号作为位阶,往往用东、西、南、北等等方位字样与征、镇、安、平相配,例如征西将军、镇南将军之类。上承汉代以将军辅政的传统,中央官僚加军号的情况也在扩大蔓延。晋宋间的军号分布于官品的一至五品和八品,并按同类军号为一阶的原则,构成了有异于官阶和禄秩的又一序列。梁武帝以125号军号为十品、二十四班,再加上14个不登二品之军号共八班,单列于官品之外。学者指出:“梁栋的散号将军已成为整个职官体系中最基本的身份等级尺度。”(注:陈苏镇:《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史学月刊》1989年3期。)史称“后魏及梁,皆以散号将军记其本阶”(注:《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以上又可参拙作《魏晋南北朝将军号的散阶化历程》,将刊于中华书局《文史》;陈奕玲《魏晋南北朝军号散阶化的若干问题》,待刊。)。

  军号最先发展为首尾完备的散阶序列,至如文散官的“散阶化”进程就迟缓了不少,其决定性的转折是在北朝魏周之际,并得益于军号的“拉动”。魏末战乱中出现了军号、散官的滥授现象,而且军号往往还是与诸大夫及东西省散官成双成对“双授”的,《魏书》卷75《尔朱世隆传》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这“双授”到西魏便制度化了,在“九命”等级中,除大将军到武牙将军的军阶之外,还有一个由开府仪同三司到山林都尉等文散官构成的文散阶序列,赫然两立而双峰并峙;二者依然成双加授,如骠骑将军与右光禄大夫双授,车骑将军与左光禄大夫双授,征南将军与右金紫光禄大夫双授,中军将军与左金紫光禄大夫双授之类。由此而来的重要进步至少有二:第一,此前与官品仍呈参差龃龉的军阶,转而均匀分布在官品各阶之上,军阶、官阶一致化了;第二,就是前述的“拉动”:先已成为散阶序列的军号,通过“双授”而把零落散乱的文散官也“拉”成了首尾完备的序列,并把自身性质“传递”给了文散官,将之“拉”入了位阶的境界。由此而带来的军号与散官的两列分立,显已构成唐代文武散阶体制的先声(注:参看拙作《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学人》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至于东魏北齐,把“双授”视为滥授而加抑制,由此一度阻碍了文散官的散阶化;不过对西魏“军阶与官阶一致化”这个进展,北齐统治者还是怦然心动了,步其后尘,依官阶重新安排了军号的排序(注:参看拙作《周齐军阶散官制度异同论》,《历史研究》1998年2期。)。

  魏晋以降军号最早形成为散阶,文散官的阶官化得军号的“拉动”之力,非常值得注意。在军事领域中功绩制维系了士气和战力,而提升军阶便是战时褒奖将士之良方;尽管五朝门阀的典型形态是文化士族,但其时军政仍是帝国政治的重要领域,地方行政军事化的后果之一就是都督、牧守都把军号用做位阶。换言之,将军号之散阶化,在相当程度上出于功绩制的原因,服从于军政需要。因此军阶并未被士族所独占,也不是专意维护士族特权的制度。“门品秩序”由门第、中正品、清浊以及文武之别、官吏之别等要素构成,它来源于并“散漫”地存在于各种惯例、选例之中,君主的“革选”也很难变动它;而军阶则采取了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外在形式,从而与唐代的散阶更为接近了。尽管它们都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特色,但前者是以人的“门品”为中心的,后者则是以人的“官品”为中心,可称“官品秩序”。此处的“官品”不是指九品官品,而是特指因供职服勤而被君主授予的禄位,亦即“官僚政治性质的品位秩序”。军阶因其功绩制色彩和服从军政考虑,就蕴含着整齐划一、形成序列的更大动力,以便中央权威有效管理和依功加授。

  文散官在北周的进化得益于“双授”的“拉动”,由此也获得了与军号相近的功绩制色彩,被军号“拉”入了“官品秩序”范畴。相应的政治背景,则是北朝军功阶层的新一轮崛起和所伴随的权益再分配。江左门阀政治的终结者是次等士族(注:参看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版,1991年,“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及“后论”两章。);但南朝次等士族重振皇权和官僚政治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之大。魏晋以来趋于衰败的专制官僚政治,在北朝逐渐走出低谷而再呈生机;官僚的“自利取向”开始衰减,而“服务取向”明显回升。这个变动波及于位阶制度,便是周隋间文武散阶的上述重大进展,由此“门品秩序”让位于“官品秩序”(注:参看拙作《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2期。)。

  

  三 唐宋的“阶职分立制”

  

  隋廷面对来自北周、北齐和梁陈三方面的制度资源,在这个百川归海、承上启下的当口,散阶制进程一度呈现了大幅度的动荡摇摆(注:参看拙作《隋代文散阶制度补论》,《唐研究》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经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几次调整,终于形成了品、阶、勋、爵与职事官相互为用的复合等级体系,它为帝国的官员管理提供了更灵活的手段。文武散阶各29阶,前者由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大夫和郎官构成,后者由大将军、将军、校尉和副尉构成。

  杨树藩先生立“阶职分立制”之名:“阶称代表一切文官之共同身份标准,职称代表各官府个别职务性质及权力范围。运用之法,是依出身及考绩定‘阶’,以才华及能力补职。有职者必有阶,阶从职司中考核升进,职从进阶而调迁。虽并任而分立。故称‘阶职分立制’也。”入仕者最初所获和考课所升迁的品级都是“本品”,进而还有众多的权益待遇曾与“本品”直接相涉,黄清连先生胪列有薪俸、给田免课、刑罚、班序、车舆、衣服,以及致仕、封爵、置媵、营缮、丧葬、谥议众多节目。在乾封元年(666年)之前,在京文武官的防阁、庶仆、俸料都依散阶而定,此后才依照职事官发放;至少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之前,官僚的资课仍依本阶(注:黄清连:《唐代散官试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8本1分。)。王德权先生还认为,唐律中“散官”指不带职事官而仅仅拥有散阶者,而所谓“某品职事官”,实指同时拥有散阶和职事官者,其诸多待遇仍然是以散阶为谁(注:王德权:《唐代律令中的“散官”与“散位”——从官人的待遇谈起》,《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1期,1989年。)。

  较之汉代禄秩的“职位分等”性质,唐代散阶制显属“品位分等”;但相对于江左五朝的“门品秩序”,唐代散阶上承的却是北朝“官品秩序”,即北周的军阶和文散阶。在这一背景中,唐代散阶制的倾向性就凸显出来了。“散位则一切以门荫结品,然后劳考进叙”(注:《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就“劳考进叙”而言,王德权先生有论:唐制“将‘考绩’与‘散阶的升降’紧密结合,而散位的高低具体地反映在各种官人待遇的等级中,形成‘考绩—散阶—待遇’间的密切联系……正是唐代官制中极具合理性的部分。”(注:王德权:《唐代律令中的“散官”与“散位”——从官人的待遇谈起》,《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1期,1989年。)但“一切以门荫结品”的做法,则无疑包含着上一时代门资制度的历史余绪。所以池田温认为,唐代官阶是一种“身份官人制”,因为官人由官品而来的待遇,超过了与职务有关的合理范围,而泛及于生活的一切。这种对品官的优待,并不是针对职务的保障,而表示附属在品官本身的身份特权(注:〔日〕池田温:《中国律令と官入机构》,《前近代ァジァの法と社会——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论文集》,东京劲草书房,1976年,159-168页。)。唐人经常说“置阶级所以彰贵贱”(注:崔嘏:《授内诸司及供奉官叙阶制》,《全唐文》卷726,中华书局,1983年,8册7483页。),由此看来,散阶制的演生,也是历史发展中官僚阶级所获权益的一部分。

  唐代的文武散阶制虽颇严整,但传统政治中名号位阶往往趋于猥滥,秦汉二十等爵、魏晋南北朝的将军号都曾越授越滥。唐代散阶也未免俗,唐中期的“泛阶”做法导致了散阶的贬值,包括俸禄在内的部分待遇只好向职事官品转移。但在政治形态尚未发生决定性变化之时,官僚等级制的“品位分等”色彩并不会骤然淡去。以“职”为实,以“散”为阶的制度低落之后,以“使”为实、以“职”为阶的新制一波再起。随着“使职差遣”的发展,三省六部官、御史台官、卿监长官、诸卫大将军等等官位,借助“检校”、“试官”、“加宪衔”一类形式而开始阶官化了,开始变成为“使职”之“阶”。在唐末五代,甚至连一些使职本身也阶官化了。与散官构成的阶官相类,这种由“带职”构成的阶官,也发展出了一套年考成资、依资改转的成熟制度(注:参看张国刚《唐代阶官与职事官的阶官化论述》,《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2期。);在散官构成的散阶因贬值而变质之后,这明显构成了代偿性的机制。

  宋初散官几乎仅仅是荣号而已,至于“本官”则使用三省六部官名,是所谓“寄禄官”。宋太宗时“始定迁叙之制”,所制订的官阶包括“文臣京官至三师”共42阶,“武臣三班借职至节度使”共27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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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2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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