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不同时用两个拳头打人，希望在推翻清廷的革命斗争中，能得到列强的理解和同情，保持“善意的中立”，这是整个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本文已经勾画了它的大体轮廓。

　　

　　 孙中山和柯林斯合著的另一部分以《中国的司法改革》为题发表于伦敦《东亚季刊》第1卷第1号。文中，孙中山揭露清廷司法的黑暗与残酷，将之比喻为希腊神话中国王奥吉亚斯的“牛圈”，养了三千头牛，三十年中从不打扫，粪秽堆积如山。孙中山声称，清廷司法的惨毒是“促使我从事中国改革事业以把我的同胞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的主要动机之一”。 [5]

　　

　　 曾在中国长期传教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这时正在伦敦。李提摩太担任过英美基督教新教教士、外交人员、商人、在中国创办的出版机构广学会的督办，编辑《万国公报》。他和孙中山之间有过辩论。孙中山认为，满清官吏贪赃枉法，必须由汉人代替满人执政。李认为满汉各有优劣，须在政府的中心部分作根本改变；中国需要改革，而不是革命。二人谁都没有说服谁，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

　　

　　 （七）离英东返

　　 1897年7月1日（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二日），孙中山乘轮船离开英国。从去年登岸到此次离去，孙中山在英国共生活9个月，跨越两个年头。

　　

　　 伦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发源地，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6月，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诞生于这个城市。次年，《共产党宣言》在这个城市出版。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在这个城市成立。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曾经成年累月地在伦敦的博物馆里收集资料。孙中山到伦敦，正是马克思去世后的第15年，《资本论》英文版出版后的第9年。马克思读书的伦敦博物馆，孙中山也多次去阅览，认识该馆东方部主任道格拉斯。后来，孙中山自述：“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所由完成也。” [6] 孙中山一辈子崇敬马克思，称他为社会主义的“圣人”，“集几千年人类思想的大成”，但是，始终不同意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提倡：“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 [7]

　　

　　 注释：

　　

　　 [1]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6—87页。

　　

　　 [2]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05—106页。

　　

　　 [3] 译文引自《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8、95、106页。

　　

　　 [4] 《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第10页。

　　

　　 [5]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2页。

　　

　　 [6]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7、809、842页。

　　

　　 [7] 《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2—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