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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钢:“四位一体”的中国与中国共产党

更新时间:2021-10-29 11:04:59
作者: 白钢  

  

   摘要:本文以“四位一体”的理论,探讨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的深度同构关系,及其历史-现实-文明论意义。当代中国的“四位一体”,即融政党国家、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人民国家四重定位于一体。对于“政党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是组织和领导中国各项事业的核心执政党;对于“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是维系中华民族之为统一体的核心纽带;对于“文明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是文明传承的核心代表;对于“人民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是贯彻实践党与人民的“师生辩证法”的核心主体。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是作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领导核心的政治主体建设,是作为维系中华民族之为统一体的国族主体建设,是作为中华道统之承继者的文明主体建设,更是人民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管理国家也管理自己、进而通过管理自己来管理国家之伟大实践的觉悟主体建设。这是世界历史-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当代中国,“四位一体”,党的建设,主体性,师生辩证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这一论断在中国可谓耳熟能详家喻户晓。党的领导对于中国各项事业的核心意义,是由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的深度同构关系所决定的,这种同构关系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融入中国社会的每一细部,内化为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就其大者言之,这种深度同构关系可被称作“四位一体”。当代中国的“四位一体”,即融政党国家、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人民国家四重定位于一体。对于“政党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是组织和领导中国各项事业的核心执政党;对于“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是维系中华民族之为统一体的核心纽带;对于“文明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是文明传承的核心代表;对于“人民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是贯彻实践党与人民的“师生辩证法”的核心主体。

  

   一、“政党国家”之核心政党

  

   “政党国家”是一种近代以来的政治现象,它意味着政党成为了国家政治的主要组织力量,从而至少在形式上取代了传统意义上贵族或门阀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源出于西方,在西方语境中,表达政党的词汇(如英语party,法语parti,德语Partie)皆可回溯到拉丁语pars“部分”,因而政党也很自然地被理解为源于社会中特定的“部分”成员、代表其利益并为其服务的意味。这与中国传统语境中以“党”指代通过私利或私谊而结成的集团(前者如“结党”、“党羽”,后者如“父党”、“乡党”)、徇私枉公而导致偏袒的行为(“党同伐异”),有相通之处,故常具有贬义,而与之相反的“不党”(《论语·卫灵公》:“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则成为被推崇的状态(英语impartial,法语impartial,德语unparteiisch“不偏袒的,公正的”)。

   西方式民主习惯于将作为个体总和的大众分解为若干因利益而勾连起来的利益集团,将这些利益集团进行相互竞争博弈的过程描述为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不同集团所进行的利益博弈,在不触及阶级结构、所有制与财产权等核心问题,即不动摇资本逻辑的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只能围绕各种次要问题展开。在此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外部资源倾斜,必须不断放大自己的利益诉求而贬抑乃至抹杀对立集团诉求的正当性,从而不断推高解决问题的社会成本,造成不同利益群体间关系的进一步对立与紧张,以及公众对于各方陈述的无所适从与无以置信。

   当此类博弈集中地体现为代表各自利益团体的政党竞争,则在此意义上的政党,充分验证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所做的论断:“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利益,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或集体的利益”。在此意义上,政党一词所具有的“部分”、“有私”、“偏隘”的古老属性依然支配着当代的实践。

   西方式“政党国家”的这种情态,使其往往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国家的关系。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艰难转型的过程中。实现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化之任务,至为不易:这一转化必须是全面根本的,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全面社会改造,而不可能只着眼于某一局部;这一转化是在外力裹挟逼迫下发生并伴随着危机不断深化的,故而必然体现为极巨大的历史断裂,无视这种断裂而认为传统自身可自然地过渡到现代之设想,只能流于虚诞;这一转化发生于外敌侵凌民族处于生死危亡之际,必须号召动员组织最广泛之民众参与方可成就,这绝非移植西方的理念与模式可达成的,而必然要借助植根于中国传统与现实的自有资源;而欲达到万众一心之局面,必须有强大统一的领导核心以作担当。因此,解决中国近代以来全面危局的根本,即在建立具有高度组织性、代表性和行动力的新团体,它不仅能够完成对于一切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更要提供一种传统中国所匮乏的集体生活。唯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过程中,现实地承担起了这样的历史使命。

   因而,中国的现代转型,不是依靠某种(类似西欧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阶段的)“自发秩序”来推动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提升,恰恰相反,有组织之社会团体的建设,必须依靠国家这一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团体推动,而国家要达到有效整合一切资源、实现全民动员与组织的目的,必须依靠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团体,即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国家的内在品质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塑造的。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作为“政党国家”的中国而言,其“党”的含义,与中国传统语境与西方现代语境下的“党”都有本质的差别:它所代表的是一种超越于部分之上的整体性存在,因而并无专属于自己的私利,它旗帜鲜明地将自己区别于遵循工具理性、科层制结构进行治理的技术官僚体制代表,也不会自降为代表特定阶层与集团之私利的、以利益交换和博弈为追求的“执政党”。

   当然,这也意味着不需要为中国共产党寻找一个有别于party的译名(如将之译作英语legion“军团;军团式的组织”)。毋宁说,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党”的古老内涵的现代转化,而西方式的政党观念恰恰表明其依然停留在旧的世界认知与想象中。在现代西方语言中,政治(英语politics,法语politique,德语Politik)一词虽源自古希腊语polis“城邦”,但其内涵早已超越了城邦共同体或城邦事务的范畴。中国共产党以政党而达致超越部分、私利、偏隘的“不党”境界,正如以政治超越城邦。

  

   二、“民族国家”之维系纽带

  

   (一)民族国家与主体民族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及被欧洲势力所统治的南美),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萌发期(16-18世纪),以对于民族语言和民俗传统的广泛兴趣和研究为重点,产生了将民俗传统转化为“民族传统”的诸多实践,但尚未形成带有明确政治诉求的运动。

   早期(18世纪后期-19世纪中期),民族概念超越文化范畴而进入政治生活,生成了大量后来颇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观点与理论。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中所提出的民族、国家、人民的同一关系,更成为了此后民族主义叙事中最核心的命题。但整体而言,这一时期受民族概念影响的群体,是欧洲各国的政治-商业精英与知识分子。

   中期(19世纪中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概念下沉至底层民众,民族主义成为欧洲各国所普遍接受、带有极强大的社会资源整合动员(但同时也构成撕裂瓦解)效力的时代潮流,并超越欧洲的范围,直接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东方”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在欧洲各国统治阶级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国民高度认同参与的情势下发生的。伴随着一战后世界体系的重大变化,以“民族自决”为标志的民族原则被置于王朝帝国原则之上,从而引发了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带有“制度多元主义”特征的“老大帝国”之崩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批新型的亚欧民族国家。

   全盛期(一战后-20世纪60年代),民族主义与广义的社会主义相结合,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反帝国主义运动相促进,基本终结了16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旧殖民体系,一大批亚非拉国家获得独立。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既是那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也以自己的实践,极大地鼓舞和促进了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事业,是这场运动极重要的组成部分;

   “去政治”期(20世纪70年代后),所谓的“去政治”,意味着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联逐渐弱化消散,进而失去民族主义曾有的促进国家统一与解放的功能与追求,转而成为否定-消解整体性国家认同的力量,就实践看,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不再具有进步主义的色彩,而渐渐成为了分离主义乃至部落主义(tribalism)的别名。

   造成民族主义的这种“去政治化”倾向的原因颇为复杂,但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主要基于欧洲经验所产生的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式民族观:“每个民族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一个国家”(这事实上是后人所总结,但被归于马志尼名下)。这种以同质化的血缘、语言、文化为基础,统和地缘、族群、宗教等诸多要素的民族-国家同一论,生发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普遍接受但事实上包含深刻矛盾与巨大张力的“民族自决”原则。相对于此前世界上盛行的王朝帝国原则,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威尔逊之《十四条宣言》和列宁有关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常态(而族群复杂的帝国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外壳)的论述,都代表着更具进步意义的时代潮流。但作为“民族自决”和“民族国家”基础的国家-民族同一论(同质论),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理论建构与想象,它既可以被用来塑造带有统一整全意味、合亿万人为一人的国民性(法国大革命期间流行的“单一而不可分裂”理念对于法国的民族构建和国家整合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但同样可能被用于削弱和瓦解多民族国家的整体认同,进而瓦解国家本身。

   事实上不可避免拥有众多民族的现代国家,在民族观念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往往需要先确立国内的“主体民族”,并以此为基础整合其他民族。但这种“主体民族”的划分,本身就暗含着将其他民族边缘化的假设,在缺乏足够的政治认同的情况下,这恰恰会强化国内的“非主体民族”的独立意识。如果将“民族”的原则视作是最高的政治价值或身份认同的来源,则基于“主体民族”和“非主体民族”划分的民族国家便始终无法摆脱国家认同的危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结合,之所以特具有积极意义,恰恰在于社会主义本身所包含的平等、觉悟、解放、团结之精神,能够超越民族观念的偏狭特征,而赋予人民以更高的政治与文明认同。苏联的解体,则再次说明,一旦缺少这种更高的认同与象征这种认同的政治组织,在多民族国家会引发怎样的剧烈震荡。而曾经作为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之典范的西欧,伴随着旧世界体系的加速失效乃至失序,也逐渐失去光环,也不得不面对以强调同质化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与越来越难以同质化的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

   (二)超越欧洲式主体民族想象的中华民族与中国共产党

正是有此对比,才能看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所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由梁启超于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中首先提出,并于1903年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较系统论述为:“吾中国言民族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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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经济学报》第2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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