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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王安石与他的时代

更新时间:2021-10-29 10:14:24
作者: 邓小南 (进入专栏)  

  

   一

   历史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门重在反思的学科,它处理的所有问题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过去发生的事情呢?为的是立足于现在,更好地展望未来。我去年的春季学期在哈佛大学开了一门课,在那里注意到他们有讲授中国历史知识的一门网络公开课,在课上他们说到,当今中国社会的制度深深地带有从历史上走过来的痕迹,所以要了解现在的中国,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开启中国的过去,对中国的过去要有所理解,有所认识。

   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分成两个部分,首先我们要讲王安石生活的时代,这里具体我们要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然后我们再讲庆历新法的推行。在讲到具体的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对这个时代大体上做一个了解。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帝制朝代,我们通常说是从夏商周开始的,但是夏商周没有皇帝,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皇帝是秦始皇,所以我们说的帝制时代,是从秦始皇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帝逊位这个时段。大家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大体上中国的帝制时期是两千多年,如果我们把这个时段打一个对折,折线的地方就是王安石曾经生活的时代,也就是宋代。

   宋代是从公元960年开始的,这个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统一王朝的时期,在中原王朝的北边以及西北边,一直有其他民族建立的政权,比如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党项民族建立的西夏、女真民族建立的金,以及后来蒙古民族建立的大蒙古国和元,所以宋代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

   我们说到宋代的时候,感情是非常复杂的,可以说是爱恨交加。首先宋代在社会经济、制度建设、科技文化方面领先于当时的世界,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都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同时,宋代受到了周边非常强烈的挤压,在这种压力之下它的内政有很明显的因循求稳的特点,这个时期面临着很多严峻的挑战,宋代政府在战略格局和政策应对上都有很多问题。

   宋代的历史大约有三百二十年的时间,我们现在讲到宋代通常会称之为“两宋”,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宋代一开始政治中心在北方,首都在开封,这一段时间我们称之为北宋。而到了宋徽宗和宋钦宗时,女真的军队长驱南下,之后占领了开封,北宋灭亡了。再重新集结起来的朝廷不敢在北方立足,而是一路向南撤,一直撤到了我们现在说的杭州。那时的政府其实还是有一种想要在以后重新收复失地的愿望的,所以当时并不把杭州称为自己的首都,而是称为“行在”。“行在”是什么意思?就是皇帝走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行在”。而当时杭州另外的一个名称,叫临安府。所谓的临安,就是临时安顿在那里,这是表示以后要收复失地,回到北方去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宋代政府在这方面也并没有做非常认真的努力,它之后的政治中心,包括活动的区域一直在淮河以南,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们称之为南宋。宋代人本身没有南宋、北宋这种提法,在他们的心中就是一个宋。南宋、北宋这种提法是后代回过头去看这段历史所做出的表述。那么王安石生活在什么时期呢,他是在宋真宗的晚年,公元1021年出生的,而在宋哲宗的早期,公元1086年去世的,所以我们看到王安石真正活动的时期是在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这一段时间,也就是北宋的前中期。

   对于宋代的历史,我们国家的许多国学大师都给予过很高的评价。严复先生在上个世纪的前期给他学生的一封信里就说道,古人呢,喜欢读前四史。前四史就是二十四史最前面的四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严复先生说古人喜欢读前四史是因为前四史文字写得好,但假如我们不只是重视文字,而是去研究人心的变化、研究政治风俗的变化,那么赵宋一代的历史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为什么要注意宋代的历史呢?严复先生有一个解释,他说:“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站在他上个世纪的立场上回头去看当时中国的面貌,承载着非常清晰的宋代以来的政治文化烙印。所以他认为宋代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陈寅恪先生曾经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他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登峰造极的时代是在早宋。钱穆先生从社会变化的角度来讲,他说古今社会都是有变化的,但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在宋代,宋代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古代的中国,宋代以后可以说是一个后代的中国,后代的中国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而是走向近代中国。后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比较起来,方方面面都有不同之处。《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还有一部书叫《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这本书把中国各个时期的历史都进行了分篇的论述,讲到宋代的部分,开篇他就说:“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个都不同,都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尤以赵宋为显著。”就是说宋代企图在中国历史上走出另外的一条路,但这条路是否是成功的,这是一个问题,这也使得宋代的特点和其他时期有明显的不同。

   海外的学者也有很多研究宋代的著作,有的是通史类的著作,也有专门讲宋代这个时期的,有英文的,也有日文的,还有一些德国学者写的著述。我们比较熟悉的学者可能是费正清,在费正清和他的学生一起写的一部著作里面,有一个章节的题目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岁月”,我想换成任何一个中国学者都不会选宋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岁月,但是在费正清的文章里,写的却正是北宋和南宋。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西方学者和我们观察问题的角度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我们对中国的历史更多的带有民族的情感,特别是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框架基本上是近代形成的。而当时学者对于国家时事的关怀,使得我们希望自己可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希望去追寻历史上强盛的王朝。而西方学者没有这种民族的情结,他们看待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看哪一个文明对于世界的影响更大。而宋代这个时期的一些文化成果、制度成果能够输送到世界其他地方,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构成一种牵动,所以他们认为这样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时期,这个观察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下面我们就来讲王安石生活的时代。这里面我们要讲到的就是对于宋代历史的基本认识,然后我们会说到,在宋代整体环境之下,其内政的选择、内政的方针以及内政的倾向,以及在宋代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宋代的疆域是中国各个王朝疆域中最小的,但这个责任并不能就由宋代的开国君主赵匡胤来担负,我们如果和唐代的疆域稍微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唐代的疆域一直延伸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亚地区。但在唐代中期,755年的时候,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叛乱,为了镇压这次叛乱,唐代政府不得不把其西北部的精锐部队撤回来。经过八年的时间,叛乱被平息。而西北方面,因为部队撤到了内地,所以当时的西北出现了一个政治地理的真空,这个真空很快被周边的民族填充进去了,所以在唐代后期,领土已经收缩了。东北的大部分领土以及西北的大部分领土已经不在唐王朝控制之下了。与此同时,内地出现了很多大的军区,这些大的军区都是在战争中出现的,军区的长官不光是军区司令,掌握着军事的权力,他们也掌握着行政的权力以及财政的权力、监察的权力。所以这样的大军区逐渐就变成了一个半割据、半独立的单元。而这些单元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呢,有一些是比较顺从的,也有一些是比较跋扈的。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地方割据势力就膨胀了。当时在开封的割据势力叫宣武节度,节度史叫朱温,他逼着唐朝的末代皇帝把都城从长安迁到洛阳,这样就离他的根据地开封比较近了。在洛阳,他又逼迫末代唐皇让位于他,这样中国历史就进入了五代时期。

   我们知道唐和宋之间是隔了五十三年的,这五十三年在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五个朝代,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个朝代是前后相继的。由于后梁就是开封“军区司令”朱温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王朝的统治者,所以周围的大军区都看明白了:如果你有实力的话,你也可以摇身一变,因此在南方先后出现了九个王国,在北方太原也出现了一个小的王国,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历史上所说的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彻底的分裂时期。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其实并不少,而且分裂的时间也不能说是很短,但是像这样有这么多政权同时分裂的时期还是比较罕见的。五代十国的疆域,实际上就是唐代后期的疆域分裂的结果。而宋代就是把五代十国的疆域重新统一起来,所以说宋代的统一并不是真正的大一统格局的恢复。在宋建立以前,周边就已经有很多政权了,比如说辽,很早就建立起来并且制度也相对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宋的建立是晚于周边的政权势力而建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一些概念逐渐在发生一些变化,最主要的就是“中国”这个概念的清晰化。“中国”这个概念其实出现得非常早,先秦的时候就有这种说法,但当时的“中国”就是指先民所生活的区域,在先民的印象里,这个地方是居于天下之中的,所以就是“中国”,而这个“中国”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当时的人其实并没有清晰的想象,当时的人会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说走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王的土地,所以说这个边界是相当弹性、相当模糊的。实际上“中国”在当时人心中是一种秩序的概念、文化的概念,而且是一种辐射的概念。但是到了宋代,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时候的“中国”不再是没有边界的了,周边已经被别的政权势力占据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原人的很多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时期的空间实际上已经有了疆域的概念。

   我们现在概念中的“中国”是指国家,国家要有两个方面的要素,第一就是疆域;第二就是在疆域里能够实现的主权。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两点,虽然不能说他们对此有很清晰的认识。而这样一种变化是当时政治格局的变化带来的。所以我们通常会说时间和空间是两个序列,而在中国历史上,对于空间的认识是会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是在时间的序列里面逐渐产生的。这个变化的关键点,就是历史上的宋代。

   这样就涉及到宋代的立国问题,我自己感觉,这个时期,是一个“生于忧患,养于忧患”的时期。我们通常在比较历史上一些时代的时候,为什么说某个时代是盛世?就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那我们看看宋代所处的历史时段的天时和其所谓的地利。竺可桢先生是非常著名的气象学家,他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叫《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化》。在这篇文章里他说到,在中国的11世纪初到12世纪末气候是转寒的,在12世纪初期的时候这种变化是加剧的。我们知道对这种气象学的观察,竺可桢先生主要是从物候学的角度来做的。现在,我们有很多仪器可以测量,也有很多科学的研究方式,但是对于古代的气温,我们怎么知道呢?过去主要就是靠物候学。中国自古以来是农业国,跟农业有关的信息,包括天时的信息都记载的非常完全,比如说播下种子,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抽穗,秋天什么时候会降霜,冬天何时会冻冰,春天的冰何时会化……根据这些来推断当时的气温,然后把各个时期的气温有一个比较。图1就是近些年来的中国历史上的气象变化的曲线图。我们在这张图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宋代处于一个气温急剧下降的阶段,也就是气候转寒严重加剧的历史时期,那么气候转寒对于一个王朝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我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国,宋代也不例外,当时财政收入很重要的还是倚重于农业税,而农业基本上都是属于靠天吃饭的,所以农业的收成对于国家的财税影响是起很关键的作用的。但是还不仅仅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气候转寒和干旱是北方民族南下的重要原因,我们知道中原王朝的周边始终有其他民族建立的政权,而对于宋王朝来说,来自北边的威胁是比较直接的,而来自西南的威胁相对比较缓和。我们都知道北边的民族基本上都是游牧民族,他们抗拒生态变化的能力并不是那么强,在气候非常寒冷、非常干旱的时候,他们传统生活的地带水草就不够丰茂,他们就必然会南迁,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严重的时候就会发生战争。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历史上气候的低点,都会有北方民族大规模南下这样一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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