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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辛亥革命时期严复的思想演变及其抉择

更新时间:2021-10-28 15:56:07
作者: 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严复任同考官。1908年9月下旬,举行第三届游学毕业生考试,此次应考者127名,9月24—26日三天进行考试,严复与罗振玉、曹汝霖任同考官。[27]在清末与留学生有关的考试中,几乎都有严复的身影,他俨然成了国人心中的西学“形象大使”,以至一些地方大员(如两江总督端方)对他亦以“宾师之礼”相待,执礼甚恭。

   1909年5月,严复被学部聘为审定名词馆总纂,11月“开馆”,“自此供职三年,直至国体改革,始不视事”。[28]对此工作,严复在家信中告知:“我在此间责任颇重,且赶数月成书,故甚忙迫。”[29]“名词馆开办后,尚为得手,分纂调聘亦无滥竽;惟部中诸老颇欲早观成效,不得不日夜催趱耳。”[30]可见其对此工作颇为投入。1911年2月28日在《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序中称:“自欧美学科东渐亚陆,其所扬榷而举似者,不独名物异古已也,即其理想往往为古人之所无。将欲废之乎?则于今日之事,必有所之。将欲倡之乎?则其势且将以蔑古。……今夫名词者,译事之权舆也,而亦为之归宿。”[31]表达了对审定名词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重要性的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严复被派在学部丞参上行走。他当时所担任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审定《国民必读》。据其日记载:1909年12月3日日“看图书公司所编国文教科书,纰谬百出”。[32]12月12日“评《国民必读》”。12月17日“到部,见严、宝两侍郎,言《国民必读》事”。12月21日“严、宝两侍郎以《国民必读》相托。”[33]以后严复日记频繁地出现有关他与《国民必读》的记录。12月24日“会议《国民必读》事”。12月27日“到馆,理《国民必读》”。12月31日“在家改《国民必读》,闷损之极。”1910年1月5日《国民必读》第二集上卷完”。1月8日“到馆,交《国民必读》七本”。1月24日“到部。交《国民必读》与朗溪”。2月5日“缴《国民必读》卷,到部。”可见,为此事,严复忙碌了一阵,至1910年2月5日才将《国民必读》各卷订稿,呈学部审定。

   不过,严复在学部兼差,薪水似不太高。1908年9月严复初到学部,即告家人:“学部系是苦部,薪水恐难从丰,所以与汝商量省费之法,务须体会此意。”[34]1910年9月8日严复致信朱夫人诉苦道:“现在学部经费极支拙,吾月薪三百银恐难敷衍,另行想法,尚无头路,奈何!”9月12日再次致信提及收入有入不敷出之感:“我薪水不过在京三百两,江南一百,终久是靠不住的,所以甚见忧烦。处处裁减经费,即会运动亦难,况我不会运动耶!”[35]9月底严复又致信毓朗,乞其推荐任游美学务公所副职,内中也提到自己的收入问题:“前在京,南北洋皆有津贴,略足敷衍,比者因计部裁减一切经费,皆已坐撤,仅剩学部月三百金,一家三十余口,遂有纳屦决踵之忧。”[36]在清廷财政日蹩的情势下,严复日感收入困难,以致为稻梁谋,他也不得不凭己之长,伸手要待遇。1911年3月18日日记载:“下午,到学部丞参堂,领出二月薪水一百两。”[37] 可见,清朝到日暮之际,京官收入也得不到保障,稿费版税成为严复补充收入的重要来源,他常去信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请其开支稿费。

   1910年1月17日严复与辜鸿铭、詹天佑、伍光建等十九人,被钦赐“文科进士出身”。对于一个曾数度在科场名落孙山的士人来说,这本应是一个慰藉,但在科举制度废除,新学堂风气大开,这一迟到的荣誉似已不值一文,故严复毫无欣喜之意,淡然处之。有其当日诗作为证:“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且踟蹰。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38]

   通过创办新学堂、参与选拔留学生考试,严复实际成为新教育领域的权势人物。20世纪初的前十年新旧教育交替加速转型,教育的主导权已渐次落入具有西学背景或倾向新学的这一派学人手中。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一文中,严复回顾了近代教育在中国兴起的历程,他从洋务派奕訢在京师办同文馆,曾国藩派遣留美学生,左宗棠、李鸿章兴办南北水师学堂谈起,慨叹:“然除数公而外,士大夫笃守旧学,视前数处学堂,若异类之人,即其中不乏成材,亦不过以代喉舌供奔走而已。”他本人的早期经历实为这一情形的缩影。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新学堂纷纷兴起,“然而行之数年,无虑尚无成效,问其所以,则曰无经费也,又曰无教员也。此中小学堂之通病也。至于高等学堂,则往往具有形式,而无其实功;理化算学诸科,往往用数月速成之教习,势必虚与委蛇,□日玩岁,夫人之日时精力,不用于正,必用于邪。功课既松,群居终日,风潮安得以不起乎?此真中国今日学界不可医之病也。鄙见此时学务,所亟求者,宜在普及。欲普及,其程度不得不取其极低,经费亦必为其极廉。而教员必用其最易得者。”[39]新学堂在20世纪初的前几年里虽遍地开花,发展甚快,但成效不著,严复以为其因在缺乏经费和师资,这一情形在短期内自然不易改变,故严复所期望的“教育救国”实在是一条漫长的路。

   3、为立宪改革探寻理论

   立宪思潮是20世纪初中国新兴的重要政治思潮,它不仅构成清末新政的政治理论来源,而且是立宪运动的思想动力。清末立宪运动来势猛烈,但真正了解国外立宪政治制度的人却寥若晨星,严复真正钻研过世界诸国的立宪政治理论,他是立宪政治的极力鼓吹者,也是立宪运动的政治指导家。

   严复有关立宪的言论最早见于1900年4月《日本宪法义解》序一文,此书为日本伊藤博文所著的中译本。严复为之作序时指出该书的价值:“而日本维新之规,凡所以体国保国,纪纲四国,经纬万端者,具于此矣。”“日本之立宪也,伊藤氏之曹,实杂采欧洲诸国所已行者就之,间亦度其国势民情所能行者以为损益。”严复在序中讨论了国、民与法的关系:“今夫政学家之言国制也,虽条理万珠,而一言蔽之,国立所以为民而已。故法之行也,亦必视民而为之高下。方其未至也,即有至美之意,大善之政,苟非其民,法不虚行;及世运之进也,民日以文明矣,昧者欲殉区区数百千人之成势私利,执其□束虏使之法,挟天祖之重,出死力保持,求与之终古,势且横溃荡决,不可复收,而其群以散。此为治之家所必消息于二者之间,以行其穷变通久之术,则法可因民而日修,而民亦因法而日化;夫而后法与民交进,上理之治,庶几可成。而所谓富贵之效,抑其末已。”[40]

   严复在辛亥革命前的十年倾其大力从事翻译。其中《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均与其谋求立宪政治相关。《原富》虽为经济学著作,但与政治也有密切的关系。这反映了严复此时对政治的强烈兴趣和对立宪改革的强烈向往。他以译述代言,表达他对对政治的关切和立宪的意见。

   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严复提到“立宪民主”与争自由之间的关系。“贵族之治,则民权对贵族而争自繇。专制之治,则民对君上而争自繇,乃至立宪民主,其所对而争自繇者,非贵族非君上。贵族君上,于此之时,同束于法制之中,固无从以肆虐。”“穆勒此篇,本为英民说法,故所重者,在小己国群之分界。然其所论,理通他制,使其事宜任小己之自繇,则无间君上贵族社会,皆不得干涉者也。”[41]严复翻译此书,内含提倡“立宪民主”之意。严复在《宪法大义》一文中还明确提到他所译《社会通诠》与“立宪”亦有密切关系:“代议之制,其详具《社会通诠》中。”[42]

   《政治讲义》系据严复于1905年夏天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演讲整理稿而成。演讲的内容最初在《直隶学务官报》、《政艺通报》、《广益丛报》、《中外日报》、《日日新闻》等刊发表,1906年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关于该著的性质有两种看法,传统的看法以王栻先生主编的《严复集》为代表,认定该著为严复的专著。[43]新近的看法以戚学民为代表,戚认为该书并非严复的撰述,而是根据英国十九世纪历史学家西莱(John R.Seeley)的《政治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一书译述而成,其性质犹如严译其它名著一样。[44]本人对这两种说法均持保留,以为将《政治讲义》定位为严复的专著似不妥,但如确定为严复的第九部译著则亦不可。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由于没有严格确定翻译和著述的标准,翻译与著述常常混杂,因而出现了一种不伦不类的文体:不是忠实原著的翻译,并非原创意义的著作,它介于编译与编著之间,这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一种特殊著述现象。[45]与严译其它八部名著相比,《政治讲义》虽有诸多取自西莱著作的内容和材料,但其著述的成分确实也超出了其它译作。从文本内容看,其它八部严译名著的正文内容基本上系据原著而译,严复的意见主要是通过案语或夹注的形式来表达,而《政治讲义》则无任何案语,全篇皆以演讲的形式出现,著译混杂,因此如将此作遽定为译作,亦易让人感到不妥和质疑。

   《政治讲义》一著源于严复对“立宪”主题的关注,他在该著的开篇之言即对此作了明白交待:

   不佞近徇青年会骆君之请,谓国家近日将有立宪盛举,而海上少年,人怀有国家思想,于西国政治,所与中国不同者,甚欲闻其真际。不揣寡昧,许自今日为始,分为八会,将平日所闻于师者,略为诸公演说。[46]

   内中“将平日所闻于师者”一语,实为交待其所讲寓含编译,有如古代之“假托”。严复后来自认“言宪法制度之大体,诸公欲知其源流本末,求之《社会通诠》、《政治讲义》二书,十可谓八九。”[47]如是之谓也。

   《政治讲义》共“八会”,即八讲。第一会讨论政治的定义、国家的含义。第二会讨论政治与历史的关系、政治学的分类等问题。第三会讨论社会与国家进化的三阶段:宗法、宗教和国家。第四会讨论市府、邦域两种国家的差异以及邦域国家的由来。第五、六会着重讨论“政会自由”。第七会讨论“国民以众治寡之制”,即民主制。第八会讨论专制与立宪之区别,并提出“政治要例”十二条。全著除了讨论政治学的一般原理,如政治的定义、国家的历史及其分类、政治自由、政治制度的分类和政治的基本原则等基本问题外,[48]也对时人所关注的“立宪”问题结合政治学原理作了解答,他认为中国“立宪”改革之实质在于给人民以权,限制暴君、限制政府。“夫立宪义法固繁,而语其大纲,要不过参与民权而已,不过使国中人民,于政府所为之事,皆觉痛痒相关而已。”“欧洲近日政界方针,大抵国民则必享宪法中之自由,而政府则必去无责任之霸权。然此今日文明国家然,至旧日初级社会,其事大异此。”“立宪者,立法也。非立所以治民之刑法也。何者?如是之法,即未立宪,固已有之。立宪者,即立此吾侪小人所一日可据以与群上为争之法典耳。其无此者,皆无所谓立宪,君上仁暴,非所关于毫末也。”[49]严复认为“立宪”改革是欧美国家近代以来的发展趋势,“是故自由、立宪,限制君权,议立大典,定国民应享权利等级, 皆五百年来产物,非西国当日所旧有者。”[50]他特别表彰和推崇英国为“立宪”之楷模,因其虽无暴力革命,而实为“时时革命”也:

   专制之国,国主当阳,而宰相辅治,宰相之黜陟由人主。立宪之国,人主仰成,宰相当国,而宰相之进退由国民。此英国至今,所以可决言其无革命之事也。虽然,谓英国无革命可,谓英国时时革命亦可。一政府之改立,皆革命也。专制之革命,必诛杀万人,流血万里,大乱数十年(或)十余年而后定。英民革命,轻而易举,不过在议院占数之从违。庄生有言,万死方不死。真立宪制,政如是耳。[51]

无独有偶,后来胡适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评价,与严复对英国“立宪“政制的评价几乎如出一辙。[52]严复特别强调国会、议会在“立宪”中所发挥的作用,以为其为避免革命发生之所在。“机关既具,前之权力不但宣达有从,又可测视,得以及时,为之剂泄,而乱无由作。此立宪之国所以无革命,而代表之皇室所以不倾。”“立宪之国会,于国事无所不闻者也,其实乃无所问,要在建造扶持,破坏其见行之政府,以此为其天职而已。”[53]严复虽然主张“立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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