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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正确理解共同富裕

更新时间:2021-10-25 10:17:53
作者: 姚洋 (进入专栏)  
只不过实现平等的路径不同。我们都相信平等,但是有些文化会关注程序,有些文化更多的关注结果。几千年看下来,更加关注程序的文明走的更远一些,更加关注结果的文明走的更差一些。

   在现代社会,我们要考虑市场没有实现的价值。有一本书《21世纪资本论》,它产生了有很多争论,但基本的思想是难以回避的。市场经济里资本回报率是高于经济增长率的 --- 真实利率是高于真实经济增长率的 --- 这有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证据。

   从理论方面来说,如果经济增长率高于资本回报率的话,就没人储蓄了,因为所有人都会认为,因为明年我赚的钱更多,我可以用我增加的那些收入来还我借的贷,所以我今天就应该借债消费。但这是个悖论 --- 如果所有人都借钱消费,那就没人储蓄了,也就没得钱可借了。所以资本回报率一定要高于经济增长率。

   经验数据也是符合这个假设的。西方国家的资本回报率长期在4%左右,但是经济增长率在2-3%。中国资本回报率早些年是在10%以上,经济增长率在10%左右,现在的资本回报率在7-8%,经济增长率在5 – 6%,也是符合这样的规律的。

   这就造成一个后果,即资本积累导致资本回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你有资本就去投资,因为你的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的速度就会超过GDP增长的速度,资本回报占GDP的比重就越来越高。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贫富差距会拉大,穷人占的比例会缩小,最终可能会影响到穷人的生产能力。大家可能也注意到,我讲的是生产能力。我个人觉得,我们要讲平等,最重要的还是能力指向的平等,二次分配的目标一定是要让所有老百姓的能力基本上平等 --- 不能做到绝对平等,但是要趋于平等。

   第二个问题,市场参与者具有不同的能力,这个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而且是非常的不平均。在这种情况下,最终的分配也是不平均的。所以,我们要对于市场分配的结果做一些校正,但这个校正的目的是要提高所有人的能力,尽量实现能力指向的平等。

   第三个问题就是你赚的钱不是因为你的努力,纯粹是社会给你的机会,即存在所谓的social luck的问题。马云自己也说过,他之所以能赚钱,是因为中国的零售业本身发展太差了。这是张维迎老师说的两种企业家之一,这一种属于投机性的企业家,如果因为社会上有了机会让你赚到钱。所以,像马云这样靠social luck赚到海量财富,他的财富是不是完全是公正的,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马云的财富,因为他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开始的时候也到处走街串巷说服小老板们用阿里巴巴企业那块的服务 --- 阿里巴巴起家是从企业服务这块开始的,现在也是阿里的核心业务之一。

   关于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即市场自动的造成财富的集中,最终可以通过税收调整来解决,而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比方说征收企业所得税,还有个人所得税,我们还要征收房产税,这都是在调节。

   我重点要讲的是第二问题,即市场参与者的能力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其实很少有人去谈。

   我们至今仍然把从农村来的工人叫农民工。直接叫工人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加上“农民”两个字?

   我刚才说过,精英主义是有好处的,这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优势所在;但是,我们现在把精英主义推到极致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精英主义在我们的血液里头,不知不觉我们的制度和政策都是精英主义。

   不忘初心,最根本的初心应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是要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在当今的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起点是接受良好的教育。

   在现在的中国社会,草莽英雄的时代过去了。以前还有乡镇企业家,现在不可能了。草莽时代过去了。如果一个人没有上过大学,想搞出一个伟大的企业,概率基本上为零。在今天的时代里,教育是第一位的。

   按照官方统计,高中入学率已经达到了90%,但这数字肯定有水分。我们北大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告诉我们的数据,农村的教育水平在2010年第一次看的时候,平均没达到9年,在十年之后的今天,平均也刚刚超过9年。这意味着有近一半的孩子还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城里可能高一些,但城里平均也没达到12年教育。我说的是年轻人,不是整个人口,是20-30岁的年轻人。城乡的差距基本上没有缩小。不过,我们的男女差距基本上没了。

   我们看到的数据,1985年出生的人大概还有8%的人没有完成小学教育。我们还看到现在的代际流动下降非常快。我们看来从1930年出生到1985年出生的人,看他们的教育水平与父辈的教育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1930年代出生的人,教育水平和他父母教育水平的相关系数在0.6左右;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下降到0.3 – 0.4,而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又回到0.5 - 0.6之间。我们五十年一个大轮回,教育的阶层流动退回到上世纪30年代了。

   我在北大上学时,我们班35个人,有十个真正来自贫困家庭,有两个甚至是孤儿。黄怒波先生跟我入北大的时间差不多,一定知道,那个时候北大的学生很多都是农村家庭出来的。现在每次上大课我都要问一下我的学生,二三百人的课堂里,我问他们你们有谁父母真正是农民,不会超过三个人举手。北大的精英化已经超乎想象了,农村的孩子没办法入北大。

   我们中小学教育就开始了精英化的过程,超级中学、超级小学大受追捧。在海淀我最恨的就是北大附中对面的人大附中。我有一个学生在人民大学教书,她儿子上了人大附中,很不习惯,写作业写到12点都写不完。我的学生很纠结,认为人大附中灭绝人性。这种超级中学搞的大家人心慌慌。

   我个人觉得,中小学教育应该以均等化为主,不应该以选拔为主。作为一个人,没有高中教育很难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大家是做企业的,如果你招一个初中毕业生,他走到你面前你都知道他是初中毕业,因为他的脸都是木然的;高中生就不一样了,会鲜活多了。我去工厂里做过问卷调查,高中生五分钟就填完了,初中生十分钟填完,小学生连问题都看不懂。

   我们的大学教育也是对农村的孩子双重挤压。首先,农村孩子大概率上不了好大学,多数都上三本、四本。其次,差大学的学费还高。北大的学费从1997年我回国的时候开始就是一年五千块钱,当时那算是高的,今天五千块钱对于城市中产阶级来说什么事也不是。二十多年来北大的学费一分钱没涨,但是你看看三四本那些学校学费却猛涨,一些学校一年的学费九万块钱。这当然会影响到农村家庭子女的教育。

   我有个侄子当年他考大学,考了一个南昌的大专,当年的学费就两万块钱,他说他不去上,因为会给父母增添负担。他就跑到广东去打工。我说你给我回来,你必须读这个大学。他去读了,读出来之后现在很好,在南昌安顿下来,上次我回家他开着车接我,成了中产阶级。不要相信社会上那些胡说八道,说什么大学教育没用,扩招没用。大学教育肯定有用。对每个人来说,就是要找对自己的位置。这世界上有你的位置,找对你的位置,总会发光的。大学毕业生开始的时候需要适应一段时间,好多人需要慢慢摸索,最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大学还是最有用的,对普通人来说,几乎是唯一的出路。

   再说我们的职业教育。现在搞分流 --- 其实这个分流早就做了,这些年又强调 --- 近一半的人都得要分流去读技校。北京市基本上没有分流,绝大多数孩子都上普高,而北京市的职高的教育质量也非常好,他毕竟有社会支持、有企业支持。但你到那些穷地方、农村地区,职业教育就等于是没教育。大家都以为职业教育比普高教育要容易,其实要难。职高的教育需要教技术技能。那些师范毕业的老师能教技能吗?教不了。

   有个斯坦福大学的教授长期做中国教育的研究,他到陕南做了一个调查,让初中生毕业生考一次试,职高一年后再考一次试,发现读职高之后,分数还不如初中呢!职高的辍学率极高。

   分流再次挤压了农村孩子。我们都心知肚明,谁上高职,当然是农村的孩子,还有城里穷人的孩子。

   关于我们的教育,大家都说焦虑,我觉得焦虑都是中产阶级的事情。因为中产阶级有话语权,我们能听到他们的声音。那些穷人家庭早躺倒了。我回老家去,老家人告诉我,现在说要减负,孩子放学之后要留在学校里头。在我们那样的农村,孩子不留学校里头就不会去上补习班,减负政策落实到农村就成为学校收费的手段 --- 学校趁机让老百姓交费让孩子留在学校。我的侄女、侄子们都抱怨收费,不愿意做这种变相补习。他们早躺倒了。

   我们现在打击课外补习,再次的打击穷人。我们都知道富裕人家都请的起私教。外面的学校一般老百姓还能上得起,现在变成私教了,一个小时三百块钱、六百块钱,普通家庭负担不起,当然扩大差距。我们两位老师雷晓燕和沈艳做了研究,发现减负之后,家庭教育投入发生了两极分化。另一个北大经济学院老师做的研究发现,现在政府对教育的投资越多,教育的结果却越不公平,因为绝大多数的钱都投到了好学校去了 --- 政府投资是按照学校分类来投的,好学校得到的多,差学校得到的少。公平的办法是是按照学生数量来投,生均投入量应该相等。

   怎么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能力呢?我有几点建议。

   第一实行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这是我最近一直在说的,有些发达地区都是十二年一贯制义务教育,比如说浙江。义务教育就是大家都上,国家全包,你不能再收费了,也不能再选拔了,高中也不能择校。这会减少部分焦虑,就是中考的焦虑,还有小升初的焦虑,减少浪费性的学习。中国孩子都被考试驯化了,这样下去,聪明的人也会变傻的,都会被考试考坏的。我们那个时代都是十年教育,我上大学那一年开始改,中小学都改成六年。可是,我们不也照样成才了吗?十年足够了。现在12年,其实有两年都在复习考试,毫不必要。

   第二个方面就是取消学校分类。经费的划拨要按学生人头来划拨,不能好的学校给的多,差的学校给的少。当然这个很难,教育界的人就会首先反对,因为他们已经习惯把中小学看作选拔场所了。

   第三方面要提高农村地区教师的工资。支教是不可持续的,也教不好。支教两三年,很多人都是镀金,还有一些人是生活迷茫了,跑去支个教,看到比自己更差的人的境况,才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还是得靠正规的师范生。那就得提高工资待遇,吸引人才去艰苦的地方工作。

   第四是教师的轮岗。北京市已经开始试点。很多人反对教师轮岗,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但日本不是搞的挺好吗?这个事情做起来难是难,但说容易也容易 --- 把老师的单位从学校变成区里,老师属于学区而不是学校,大部分问题就解决了。这样,学校的质量就给拉平了。这里的关键,还是你承认不承认中小学教育是一个基础性的均等化的教育,而不是选拔性的教育。

   第五,大学收费一定要反映大学的质量。大学好,按理说应该是因为他的师资好,研究能力强,而不是因为学生好 ---学生是因为学校好才来报考的。好学生进入好大学,不应该再次奖励 --- 你能进入北大清华,说明你智商高,已经奖励你一次了,不能在学费上再奖励一次。那么,穷人子弟上清华北大怎么办?发奖学金啊。就像哈佛,如果家庭收入低于八万美元一年,就全部给奖励,超过八万块钱全都交学费。所以,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最后,应该鼓励我们的企业与高职和技术型大学联合办学,政府应该给这样的企业一些税收的优惠。我们老说要学习德国,我们是学人家的形式,没学人家的实质。比方说我们的分流,德国人分流比中国还早,十岁就分流,现在在德国对这个问题讨论也很大,很多人都反对,但是德国的保守势力是很强的。我去德国看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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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辛庄课堂”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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