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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骁:文明视野下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及其哲学意蕴

更新时间:2021-10-22 13:26:48
作者: 韩骁  
都有必要拒斥所谓“普世价值”。现代政治从来都是多元的,“普世价值”的支持者天真地想要以某个特殊国家、特殊文明信奉的观念来垄断对现代道德和政治价值的解释权。这种简单粗暴的独断论和马克思批判的19世纪德国政治思潮如出一辙——他们“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0页)。当前,人类面临着各种全球性、系统性的问题,处在国际旧秩序动荡和新秩序到来的十字路口,需要不断寻求新的价值共识以应对危机。正是出自“以人民为本”和面向现实的关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以期人类能够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交流互鉴现代化建设经验,共同丰富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更好为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谋幸福。”(习近平,2021年b)每个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理解美好生活的方式,也有自己实现价值的路径,应当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充分认识到应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避免战争带来的悲剧,加强沟通,促进合作,为人类发展创造更光明的未来。中国也用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中国思想、中国智慧。

   首先,中国人民基于自身艰辛的现代化奋斗经验,认识到必须坚持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习近平,2021年a)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救亡图存运动接连兴起,却没有能够使中国走出困境。直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才真正结束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先后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先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一百年来,中华民族书写了波澜壮阔的伟大复兴历史,实现了从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巨大飞跃,无疑创造了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奇迹。也正是“走自己的路”的经历,让中国认识到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与和平稳定、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有多么重要。鸦片战争后,各国列强不仅作为“教师爷”对中国颐指气使,更是直接用野蛮的方式侵略、瓜分中国,给我们留下了最惨痛的民族记忆。即便在改革开放后,西方国家也以各种方式干涉中国发展,如在政治上借人权、民主等说辞对新疆、西藏、香港等地政策指手画脚;在经济上利用各种手段对我们实施封锁、制裁、孤立,等等。中国人民深知后发国家在复杂凶险的国际局势中生存发展的不易,因此能够推己及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求同存异”的国际交流态度,国家无论大小,都应获得和平的发展环境和独立的主权地位。

   我们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也是一直以来和平理念的延续。一些西方国家曾借助一套关于“文明”“野蛮”的修辞强行制造战争。法国文豪雨果在怒斥英法联军的信中准确地描绘了欧洲列强的心态:“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里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勾当。”关于这套说辞,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说:“西方帝国主义者自以为是文明的,说被压迫者是野蛮的。可是我们没有占领别人的地方,……帝国主义占领我们中国,这就很野蛮。我们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别的国家,将来也不会去占领美国、英国作殖民地。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0页)爱好和平的民族性格让我们拒绝发动战争,这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心声。1948年联合国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一开篇就针对“玷污了人类的良心”的各种战争暴行,声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正是对《世界人权宣言》和平精神的弘扬。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能够丰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增加新的价值理解路径。一个民族、国家的价值观体系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复杂的劳动实践、交往活动和文化创造中积淀下来的,是渗透在民族、国家习俗与历史中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这些观念是在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炼的,既代表了中国人民的独特价值取向,也包含了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理想。例如,自由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只意味着在形式上保障政治、人身、财产、宗教信仰、言论出版等权利,还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最高追求,即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联合体”。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要阶级压迫和剥削存在,人就必然处在一种不自由的状态。这就要求从根本上发展生产力,改变物质生产关系,消灭阶级和资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同样,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也不是西方的代议制民主,而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全过程民主。卢梭曾敏锐看到西方式代议制民主的重大缺陷:“英国人民……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卢梭,2003年,第121页)中国的人民民主贯通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整个链条,使人民意志能够有效地贯彻在法律、政策制定和实行的每个环节。这样就能够避免西方政党为获取选票而故意迎合选民,在选举后就不再关心人民现实诉求的情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升华,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推崇的美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历来抱有家国情怀,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倡导守望相助、尊老爱幼,讲求自由和自律统一、权利和责任统一。”(习近平,2020年a)它们并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源于一个个深入人心的历史故事和令人敬仰的高尚人格,源于英雄楷模在重大灾害或历史事变面前体现出的道德感召和精神力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让中华民族形成了深沉、饱满而刚健的心灵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让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了现代精神和现代原则,形成了充满厚重底蕴和时代正气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尽管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一些我们独有的价值理解,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尊重是全人类共有的情感,其内在精神是相互贯通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2021年b)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体现,又蕴含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品格,能够丰富人类对共同价值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

   最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有着典范性、世界性意义。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充分表明,人类绝不只有信奉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才能实现美好生活。“东方奇迹”向世界宣告,每个国家都可以走自己的道路,在自己的价值观引导下取得辉煌成就。其二,中国用实际行动表明,大国完全可以、也应当提倡一种崇尚和平、尊重差异的共同价值观。中国实现了大国崛起,却从来没有陷入“国强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也没有强势输出自身的价值观,而是积极承担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和谐国际关系的使命,树立起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形象。其三,中国人民也用实践表明,各个国家、民族的特殊价值观实现路径也完全可以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相容。关键在于坚守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保持一种包容、开放的态度,在交流合作中积极寻求各个国家都能认同的价值共识,并不断拓展价值共识的深度与广度。在这一前提下,每个国家基于自身文化传统的特殊价值观、追求美好生活的特殊道路都有丰富全人类精神文明的普遍意义。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倡者,中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就体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向全世界展示了一种具有典范性意义的新价值理念。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国际合作的日益深化,人类需要打破西方所谓“民族国家”的狭隘局限,形成更加紧密的共同体。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各国齐心协力,共同营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携手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在这个前提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是国际对话与合作能够持续推进的重要助力。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关系理念言犹在耳,也代表了中国人民对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期待——“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世界文明的未来走向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真正以人民为本、关怀全人类生存现实的理念,体现了对文化差异和不同价值实现路径的开放、包容态度。然而,现代国家间的利益纠纷和文化习俗冲突,都对共同价值的寻求造成了阻碍。这就要求我们超越西方所谓“民族国家”的局限,从文明高度思考解决之道。“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立足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中国人民独特的现代化实践经验,提出了具有内在关联的“解局方案”,也为世界文明的未来走向描绘了中国想象、中国愿景。

   现代政治以现代主权国家的诞生为起点。博丹、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共同为现代政治绘制了蓝图。但早在17世纪初,荷兰思想家格劳秀斯就已经看到现代国家的无序竞争问题,所以他才提出“国际法”的构想,希望能够以自然法为基础,确立国家间交往的规范,保障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然而,这一美好愿望背后是不容回避的赤裸现实。斯宾诺莎指出,现代主权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首先是因为国家掌握了最高的权力,能够终止战争状态;而在各个主权国家间并不存在这样的约束力,它们“并不信赖契约,除非双方遵守契约有一个很显明的目的与好处”(斯宾诺莎,第220页)。这种以丛林法则为底色的现代国家关系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自身恶性竞争的倾向。

   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国际经济组织等对各个国家的实际支配能力越来越强;资本也在不断自我增殖的要求下,凭借上述组织对各国政府、社会进行侵蚀。一些政府的支配者和战争的发动者实际上都是背后的资本力量。而频繁出现的经济危机,也有在一夜之内让很多国家瘫痪的能力。马克思早就预见到这一状况:“资本……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69页);“自由竞争在一个国家内部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57页)因此,单一的民族国家已经不足以抵御资本全球化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

如果局限在西方所谓“民族国家”理论层面,试图仅以民族国家间的协议、联盟来解决上述问题,恐怕难以在国家间建立充分的信任感。毕竟在面对危机的过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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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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