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晨光:法律的不确定性与“错案追究制”的误区

更新时间:2021-10-17 00:26:39
作者: 王晨光  
(3)法官等适用法律的人员基于其不同的知识水平和个人因素而对法律产生不同的理解;(4)其他诸如政策、意识形态、社会地位、权力结构和利益冲突等社会因素对法律解释的影响。当然,如前所述,法律的不确定性并非在任何法律条文中都等量齐观,而是具有不同的程度。

  

   由于法律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对具体案件的判决很难达到德沃金所说的那种“唯一正确的答案”。如果一项判决总是或多或少地与“唯一正确的答案”相差一定的距离,岂不是几乎所有的判决都有所失误吗?况且所谓的“唯一正确的答案”也不过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根据这一不确定性的概念确定的“错案”的概念也就必然是不确定的。即便我们承认有某种不太确定的正确答案存在,在大多数案件中,与这种“正确答案”的距离达到什么程度才算是错案呢?在前述案件中,哪一个判决更接近“原产地”的真正含义呢?可见即使有了一个正确的答案,这种与“正确答案”的距离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参数。

  

   由于上述原因,在许多复杂的案件中,根据法律规定来衡量一项判决是否正确确实很难做到。

  

   判断“错案”的事实标准

  

   既然法律条文具有不确定性,事实标准是否是确定的呢?恐怕简单的肯定性答复也并非无可置疑。事实是指真实情况。但是,在司法活动中,要查证的事实都是过去发生的情况,无论是法官还是律师都没有亲身经历过,因此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取证、质证和认证的活动来确定它。也就是说,作为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能自行说话(自证),而一定要通过当事人或其他人的陈述被人们了解。审判案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让与事件无关的人(法官)通过对实物的观察和人们的叙述查证案件真实情况的过程。证人证言是法律确定的证据种类中最主要和最常见的证据种类。在司法实践中,证人证言是否可靠的问题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国外一些法学院曾进行过证人证言可靠性的试验,即在教师授课过程中,一个事先安排好的人突然闯进教室并袭击教师或学生,然后逃离教室。在众多的试验中,学生事后对事件的描述与实际情况总有相当大的出入。

  

   为什么会有这种令人吃惊的出入呢?现实主义法学的一位干将,主张“事实怀疑论”的弗兰克认为:1.事实需要通过证人来确认;2.证人的记忆力则是有限的;3.法官对证人证言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证人和法官的个人因素的影响,因此法律上认定的事实与实际中的事实总有一定的距离。既然法官认定的事实不可能在审理前确定,因此事实也具有不确定性;4.如果事实都不可能被忠实地再现,在具体案件中适用法律也就是不确定的。如果说卢埃林仅仅是对法律条文的确定性表示怀疑(规则怀疑论),弗兰克则是对法律条文和事实的不确定性表示双重的怀疑。卢埃林意在通过揭示“书面规则”的不确定性从而发现在现实中存在的“现实规则”,运用这种“现实规则”以及对人们的行为等其他社会因素的研究,为法律提供新的确定性;而弗兰克则意在全面否认确定性的存在。他认为:不管正式的法律规则多么明确,由于事实的可塑性和多样性,试图在开庭前预测案件将得到什么样判决的努力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

  

   根据不少国外学者的试验和分析,证人对事实的了解一般经过三个阶段:认知事实;通过记忆保存事实信息;检索并复述事实信息。在每一个步骤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大量导致证人证言偏离事实的因素和可能。“首先,认知事实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被动记录事实的过程,而是一种建设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某种决策方式有选择地从外界获取一定的具有刺激性的现象。其次,在头脑中储存的有关事实的信息在不断地被改变,自觉或不自觉地使原有印象和信息适应新出现的与该事实有关的信息;同时另外一些情节则被忘记。最后,从记忆中检索信息的方式几乎总是歪曲记忆中已有的印象和信息。十分常见的情况是,有强大诱导力然而又被令人无法察觉的精巧设计包装起来的提问决定着最终的检索结果。”由此可见,那种把证人证言比作录音机的理论基本上是站不住的。这里,我们还没有包括证人出于各种原因有意掩盖真相的情况。

  

   事实与证据的区别

  

   由于事实是实际发生的情况,而证据则是经法院按一定程序认可的,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出现的,能够证明事实真相的材料。事实与证据的区别显而易见。这种区别包括:1.证据具有法律意义(经法律程序收集,符合法定形式,被司法或执法机构认可,是判决或有关决定的根据),而事实则不具有这一特性;2.尽管证据与事实在一般情况下有较大的重叠,但两者在实体范围上的差别则是不可否认的。一些事实可能因不符合法定形式和程序而不被采纳和认定。因而一些当事人可能因为提不出证据或充分的证据而败诉。这种败诉并非由于客观事实的不存在,而是由于证据事实的缺乏或不存在而产生。通俗而言,在一定情况下,秋菊执意要讨的“说法”(理或正义)未必能够得到法律的认可和支持。

  

   当前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强化举证责任制度和证据的作用。因此事实与证据的区别将会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用法官自己的话来说:随着审判方式改革出台的抗辩制就是“审证据”。而不是“审事实”。这种状况的出现无疑会冲击现行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苏力先生指出:“无论我们的法律原则的表述或法律教科书对这一原则的表述或阐释是否改变,只要采用抗辩制,那么我们的这一司法原则就实际上将会发生或正在发生重大变更。”这种变更对于加快我国法治的正规化或形式化的进程无疑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其意义不仅在于强化证据制度和引进抗辩制,而且在于从过分强调实体正义过渡到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并重,从而带动我国法律精神的变革,推动我国法制制度化建设的进程。

  

   政策或其他标准的不确定性

  

   从上述分析可见,法律条文的解释和事实的认定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但这些并未概括全部不确定性。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还源于各种社会因素的不确定性。法律不仅是抽象枯燥的条文,它同时还反映并受制于社会的风俗习惯、伦理观念、时代精神、意识形态、政策原则以及各种社会环境因素。因此法律的适用不可能像拿着电影票到电影院找座位那般简单。法律的适用一定要把抽象的条文放到错综复杂的社会中,考虑种种非法律的因素,从而作出最适当的决定。在这一意义上,法院处理案件和适用法律的过程并非简单的“执法”,而是一种复杂的,以法律为框架和主线、综合考虑政策、经济、文化、心理、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的高度技术性的创造性活动。用法言法语分析和综合各种法律的和非法律的因素,在“作为整体的法律(lawasin2tegrity)”(德沃金语)的框架内得出最适当的决定,无疑是一项高度技术性、专业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仅仅片面地强调机械性地执法,只会冲淡或抹杀法院审判活动的特性。

  

   上述诸种非法律因素一般都不可能用精确的定性和定量表述加以完全的确定。我国当前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革,这诸种因素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则更为显著。因此,法律的不确定性也就更为突出。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论及所有上述因素,故仅就政策和法官判决中的非法律因素作简单论述。

  

   政策在我国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中的重要作用无需过多赘述。但是在社会巨变情况下政策的变动性带来的法律的不确定性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纵观我国改革的进程,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一直处于不断变动的过程中。目标模式的变化给不同时期的立法和执法带来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除了宪法修改的例子外,合同法、土地法等民商法规范的变化也颇为典型。而大量的法律法规尚未来得及修改。当我们适用这些尚未修改的法律法规时,现实的政策和原则以及社会具体环境显然起着指引、修补甚至修正具体规定的作用。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民商法领域之中,而且存在于刑法等传统的公法领域中。例如在邓小平南巡后,不少地方的法院和检察院的负责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要根据“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区分罪与非罪、合法与违法的界限,切实做到支持改革者,鼓励探索者,帮助失误者,制裁违法犯罪者,充分运用审判职能保障和促进改革开放。当时不少学者也都撰文论述如何运用新的政策来解释刑法中的贪污罪、投机倒把罪等条文的适用问题。由此可见,宏观目标和政策的变动给法律带来的变化,以及由此而生的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和混乱性。

  

   政策及社会条件的变化以及不同部门制定的政策之间的冲突无可避免地带来了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门制定的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这些规范背后的不同政策和原则的冲突。

  

   由于政策具有灵活性,而法律则具有稳定性,在政策变动时,很多法律条文不可能得到及时的修改。这种现象使人们产生一种心理,即法律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是可以被忽视甚至被突破的。私营企业的出现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等现象都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突破现行法律规范的典型例证。一方面它反映了改革的步伐和成功;另一方面它也助长了法律可以忽视甚至突破的意识。这恐怕也可以算作法律执行难的宏观原因之一吧。

  

   除上述政策和社会环境等宏观因素外,法律运行中的个人因素也不能忽视。这些因素包括个人的教育和社会背景、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品德、个人的思维方式和倾向性等等。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派曾从心理学的角度就个人的特质(idiosyncracy)对法院判决的影响进行过详细的分析,认为法官的个人经历和社会环境决定了法官在判决中的倾向性,或认为法官自己都没有认识到的潜意识、预感(hunch)或直觉(intitivesense)起着决定作用。这些因素很难归入理性思维的范畴。由于它力图展示的是被传统法学理论所否定和排斥的因素,因而被视为大逆不道反传统的理论。但是,除去其理论中的片面极端的成分,谁能简单地否认这些因素的存在呢?

  

   即使时至科技高度发展的今日,这种观点也不乏响应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斯图尔特(PotterStewart)曾在一件涉及淫秽影片的案件中宣称:“我见到就会知道”。他之所以这样说,是深深感到用语言界定淫秽影片定义的困难。“这一工作是试图界定无法界定的事物。”虽然难于用语言表达,任何一个具有一般道德标准的人却都可以形成一种大致一致的关于什么是“彻头彻尾的淫秽”的概念。因此,“只要我见到我就会知道”。这种判断能力很接近所谓的直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瑞南更提出:除了理性因素外,在一些案件的审理中还存在另一个因素,即“情感”(passion)。审判过程需要“心与头脑”的对话。这种趋向与批判法学带来的种族法学和女权主义法学的出现分不开。这些学说更注重人们的亲身感受和经历,更注重情感和故事叙述方式(storytelling)的运用。我国法院判决书中常用的诸如“手段残忍”、“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用语也无不具有打动听众情感并为判决寻求道义根据的意向。所有这些分析都试图证明:“非理性因素和理性因素一样在司法审判中起作用”。而这些非理性因素的随机性更增加了判决确定性的难度。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9076.html
文章来源:《法学》1997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