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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波:中国现代文明的思想基因探微——以李大钊为例

更新时间:2021-10-16 00:16:13
作者: 魏波  
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便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方向。在1916年他就提出了对“偏于灵”“偏于肉”之外的“灵肉一致”的“第三”之文明的向往。这种新文明的崛起需要东西方文明从世界观层面进行反省和改进。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启发了人们,展示了超越资本主义建设新社会的另一条道路,一种新的现代性方案展现出来。李大钊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历史的新方向,以唯物史观认识世界历史及中国命运,认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套新的现代性方案。郑师渠认为,受西方“反思现代性”思潮特别是柏格森等思想的影响,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代表和凸显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潮变动的鲜明主线。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契合了李大钊所向往的“第三新文明”,最终在中国扎根下来。

   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李大钊反对生搬硬套而主张以客观和批判的立场把握其本质精神。新文化运动引入科学与民主作为核心价值,自由主义者将自由奉为最高价值。李大钊主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样建立在科学、民主、自由这些价值之上,不能将它们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仅不是自由民主的敌人,相反,它们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以实现更高水平的民主和自由为宗旨。在分析自由与秩序的关系时,李大钊认为主张自由的个人主义和主张秩序的社会主义是统一的,不能割裂开来孤立看待。“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

   在探索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李大钊始终保持客观、独立、开放的立场,揭示了现代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通常李大钊被视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拓者,这固然不错,然而仅仅从此视域去分析不足以展示李大钊进行理论探索的宽阔视野。事实是,李大钊从中华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的碰撞中找寻历史的方向,着眼于新文明的创造而做出了超越时代局限的判断,甚至不局限于某一种理论或制度而是从实践出发去裁判和创造理论,而这也恰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

   四、彰显中华文明的主体性

   “第三新文明”的现代性方案本身包含了对历史主体的再认识。构建中国的现代性意味着将传统性与现代性、中国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立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实际探索文明发展的新道路。正如李大钊所主张的,“变‘人’之文明为‘我’之文明”。这揭示了中国新文明创造的主体担当,也构成中国现代文明的思想基因的关键支撑。

   中华文明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中国现代文明的创造则是古老文明的自我发展与演绎的历史进程。在漫长的演化与变迁过程中,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和强大适应性的系统结构。作为一个“生命体”,它在挑战面前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与创造性,由此形成吸纳其他文明养分、在革新中实现自我发展的机制,积淀下刚健有为、革故鼎新的精神传统。这种传统不仅支持中国人创造了古代文明,孕育了在异域文明冲击下奋力走向新生的动力,也是支撑人们创造现代新文明的精神文化根基。简言之,中华文明是一种流动的、充满灵性的、活生生的存在,它在人的生命创造实践中展现出来,亿万民众的创造实践正是文明发展的深厚动力。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奋起抗争追求新生的历史便是直接写照,表现出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将西方现代性、社会主义的探索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关键是彰显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在批判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启蒙背景下,批判传统、学习西方成为主导方向。在文化保守主义和激进自由主义之间,李大钊不像陈独秀、胡适激进反传统,也不像文化保守主义者固守教条,他更是一位温和的革命者,既坚定追随现代文明的方向,又宽容地接纳传统文化的合理性,进而在此基础上探索未来。他提出:“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对待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如民主、自由等,李大钊主张的方法论是将之与具体的时间、空间、条件等相结合,在切实的社会运动中予以创造性的运用和发挥。在这里,主体性表现为“我”不是被动臣服于外在强力的支配,而是作为主体站在历史的高处面对挑战。这不仅是肯定和拯救“传统文化”,更是在比较中认识自我的价值,进而以主体的姿态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生活。由此,鸦片战争以来形成了“贫弱愚昧的中国”的形象被打翻,中国作为一种文明体不再是被改造的客体,而变成了能动的富有创造性的主体,由此再次确认了中华文明的主体地位。

   这种主体性的再确认是重新认识和发现自我的结果。在其他文明的参照下,人有可能冲破唯我独尊的狭隘观念重新认识自我。列强的入侵一度让中国人陷入自卑迷失了自我,积贫积弱的中国甚至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文明国度,被动接受了西方人眼中的“东亚病夫”的评判。借助启蒙思想的启示,李大钊肯定生命价值、主张个性解放,特别是启发青年在肯定自我基础上投身社会的改造。李大钊提出,孔子以来人们膜拜在权威脚下唯唯诺诺而不敢“有我”,“我之既无,国于何有?”事实是,孔子孟子均倡导“有我”,学其“有我”,担负起国民之“新使命”“新理想”,才是正道。对自我的发现和肯定是寻求解放的道路,解放又是培育主体性的条件和途径。面对强大的旧势力和旧习惯的羁绊,李大钊肯定人作为解放主体的能动性。“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新文明的探索是创造之路,创造的主体则是中国人自己。李大钊内生一种自信,相信中国人能够解放自己、能够焕发出青春的力量创造崭新的文明。借助唯物史观,李大钊发现了人民自己创造新生活的力量。人民联合起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与制度的变革,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上不是被动的存在而是活泼泼的创造主体,从而萌生出变革的希望和勇气。借此,以青春生命创造青春国家的思想得到了更有力的支撑。

   对中华文明主体性的肯定是否会走向民族主义、东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在列强欺凌的时代,李大钊以对人类的博爱看待他者,主张以后的新生活、新社会“应是一种内容扩大的生活和社会——就是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他提出,建设“少年中国”应是世界的,不应受狭隘爱国心的束缚,而是在世界大家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文明的‘少年中国观’,决不是要把中国这个国家,作少年的舞台,去在列国竞争场里争个胜负,乃是要把中国这个地域,当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们居住这个地域的少年朋友下手改造,以尽文明对于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责任。”他倡导“新亚细亚主义”,也是从世界大同理想看待其他民族和国家,主张以“爱”对待一切人。如此,李大钊以博大心胸和宽厚人格看待自我和世界,在融入世界中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既是传统中国“天下责任”的传承,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立场,展现出中华文明雍容大度的胸怀和满满的文明自信,具有超越时空的历史意义。

   五、以社会变革的实践创造新文明

   新文明的思想基因生长的演化机制是什么,它又如何推动新文明的创造?中国现代文明的思想基因基于创造、进步、多元、自主等新的世界观历史观基础之上,主张在变革的行动创造新文明。“我们在此只能前进不能回还的时的途程中,只有行动,只有作为,只有迈进,只有努进,没有一瞬徘徊的工夫,没有半点踌躇的余地。”这既是这一思想基因的基本要素,也是这一思想基因自我发展的实现途径。这一思想基因并非静态的存在而是处于形成、成长、演化中,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中华文明自我发展的结果。借助唯物史观,李大钊认识到思想文化背后的社会物质结构的基础作用,因而也将目光转向了社会结构的改造,组织社会变革的集体行动则是根本途径。

   新与旧、生与死、青春与老朽的冲突是思想基因生成的机制。西方现代文明对中国的冲击引发了剧烈的冲突,也激发出其变易进取的精神并使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李大钊从中华文明的深处寻找到原初动力,主张在自我革新中超越旧我、塑造新我、锻造“青春中国”。宇宙大化流行表现出的生生不息精神正是中国人历经苦难而不断前进的动力所在。不过,进化和变革必然遇到旧观念、旧制度、旧势力、“旧我”的反抗,面对这种强大的结构性力量,打开缺口需要克服陈腐的旧事物。新文明的创造与新生命的诞生必然要经历一番苦难,人需要直面苦难并在苦难中孕育新生。“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认识到国民思想、精神世界的愚昧与落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旨便是解放个性、改造国民、培育新人。李大钊主张将改造社会的物质变迁与改造个人的精神变迁统一起来,发现并肯定青年在变革现实创造未来中不可取代的地位,由此带领一代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突破陈腐创造新生意味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不只是思想文化的变革,还包含社会制度结构的变革。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现代社会历史的变迁,提出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乃是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之上的,“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形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面对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提出需要依靠“主义”系统地认识和变革社会,如此能冲破厚重的社会结构对整个民族的禁锢,进而在新的结构下开始新文明的创造。基于这一认识,李大钊将学术与政治有机统一起来,没有停留于书斋里的学术研究而是投身变革社会的集体行动。汪荣祖甚至认为,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其对学理的创发,而在于其革命行动。不过需要看到,作为一名思想家和革命家,李大钊打通学术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通道,在革命实践中验证和发展理论,在理论探讨中探寻实践变革的道路,这构成了其显著的思想品格。

   新文明发展的原初基因首先是思想的种子,它是源于西方的现代性与中华文明的激荡,起初虽然微小,却孕育了驱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生命能量,所以能冲破坚硬厚重的历史决然生长起来。这种新文明基因从思想化为探索新生活的革命行动,在中国大地扎根、萌芽、发育并长成参天大树,最终实现了新制度的建立和新文化的创造。如此,中国新文明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近代以来中国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撇开“现代化理论”潜在的西方中心论来看,向现代社会转型是历史的客观趋势。思想旨在认识历史的趋势,一旦认识到它,这种思想便可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艰难地探索现代文明发展的道路,最终实现了思想的觉醒和认识的突破。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思想先驱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多重维度的冲突中激发出新思维,孕育了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思想基因。这种思想基因不只是思想家个体的认识,更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它不断生长壮大并最终形成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形态。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所总结的,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历史事实看,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思想基因展现了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即立足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现代思想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探索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道路,最终走出文明复兴的中国道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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