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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尉博 刘永谋:疫情中阴谋论的科学认识与治理

更新时间:2021-10-15 01:50:34
作者: 李尉博   刘永谋 (进入专栏)  
而当瘟疫肆虐,事实上每个人都很难抵御病毒侵袭时,为了不使自己处于道德上的劣势,人们往往一致同意病原体来自他处,如社会边缘群体或其他国家,并尽可能搜集或编造证据。

  

   另一种隐喻是“军事入侵”隐喻,它与社会的“有机体隐喻”有所联系。在这种观点下,社会被比作有机体,公民被比作细胞,而疾病对有机体、细胞的侵犯,则被比喻为外来者对社会的入侵、对公民的奴役。人们因 COVID-19 的潜伏期较长而认为它“狡猾”,这并不是指病毒具有了相当的智慧懂得如何尽可能地扩大传染, 而是暗含着一种比喻化的意味:病毒的潜伏就是敌特分子的秘密渗透,它的潜伏期更长意味着渗透更为成功。将病原体视为敌人可以起到提振士气、同仇敌忾的作用,这样做本没有问题,但不幸的是,人们对“敌人”的定义最后总是过于宽泛,往往也波及病人本身———既然病毒是敌人,那么可能将病毒传染给我们的病人,则病人也是敌人。人们忘记了病人也是受害者, 为了避免病人传染,于是远离他们,甚至像对待敌人一般迫害他们、消灭他们,病人因此而受到伤害。同时由于每个被感染的人也在感染别人,健康者到患者的转变则意味着从“被入侵者”到“入侵者”的身份转变。面临威胁的健康者要想在感染后不被视为敌人,就必须想出办法归咎于外在的、不能为自己所控制的强大原因,如专家团体的操控,或说服他人相信病原体的传染率、死亡率被夸大了,这样才能减轻或免除自身责任。可见,疾病的隐喻视角为阴谋论污名化患者、专家以及其他“异己”群体提供了便利,它是阴谋论和疫病之间的粘合剂,使疫病流行期间阴谋论从不缺席。

  

   三、疫情中阴谋论的危害与价值

  

   (一)疫情中的阴谋论会导致部分群体被污名化

  

   在狂热的民粹主义影响下,部分在阴谋论中被污名化的群体可能会受到伤害。2009 年甲型 H1N1流感疫情期间,穆斯林当局认为,猪是导致疾病传播的罪魁祸首,因此计划于4 月30日扑杀全国的40 万头猪来阻断传播。猪是约占埃及人口10% 的科普特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因而杀猪运动引起了科普特人的大规模抗议,转而演变为群体冲突;也有生病的科普特人被拒诊,医生说他们被感染是因为养猪。在 COVID-19疫情中,阴谋论也助长了种族主义与仇外心理。自2020 年2月以来,世界各地的亚洲人遭受到与 COVID-19 大流行有关的攻击、殴打、欺凌、威胁等种族歧视行为的新闻层出不穷。另外,阴谋论对患者与患病过程的污名化也会导致一些人患病后羞于就诊,从而延误病情、加剧病毒扩散。这就会对病人造成“二次伤害”,使他们即便在痊愈后也可能受到民众歧视。

  

   (二)疫情中阴谋论的盛行会妨碍有效医疗手段的实施

  

   疫情中的阴谋论否认科学家在专业问题上的话语权,具有强烈的反科学倾向,使得民众难以相信医学专家与医学技术。在 COVID-19疫情中,国外民众因5G 阴谋论而破坏信号塔,给公共财产造成损失,也严重阻碍了高新科技的全球推广使用;许多国家的普通民众认为 CO- VID-19的威胁被夸大了,无视防疫要求随意出行;坚持抗疫的科学家,如安东尼· 福奇还遭到了死亡威胁等。这样的新闻屡见不鲜,可见阴谋论为抗击疫情增添了巨大阻力。反疫苗阴谋论的泛滥曾使得疫苗这一人类医学史上的伟大发明“失灵”。1998 年许多家长因为听信反疫苗阴谋论而放弃给孩子接种 MMR 疫苗,导致麻疹卷土重来:1999-2000 年冬,都柏林麻疹大流行,有111 名儿童因此住院,其中12 人重症,3人死亡。在 COVID-19疫情中,反疫苗阴谋论也导致大量民众不信任疫苗。据美国调查机构盖洛普(Gallup)2020 年7 月20 日至8月2日进行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有35% 的美国人不愿意接种 COVID-19 疫苗。在这么多人不愿意接种疫苗的情况下,疫苗的出现就能意味着疫情的结束吗?这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三)疫情中的阴谋论会将社会注意力引向错误的方向

  

   阴谋论误导民众,阻碍疫情防控和应对真正关键的问题,会把社会注意力引向错误的方向。在此,尤其要警惕以寻找病毒源头为名义的阴谋论。病毒的追根溯源需要科学研究获得客观证据,绝不是国家之间相互捏造阴谋论的 “甩锅”。这曾经导致艾滋病毒的溯源困难重重。在1985年亚特兰大召开的首届艾滋病国际会议中,有学者提出艾滋病起源于非洲的猴子,人们便立刻将这种疾病视为非洲带给世界的不祥礼物,并引发了非洲国家的抗议。在非洲、美洲、欧洲众多国家的相互攻击中,世界卫生组织不得不妥协说:艾滋病至少在三个大陆同时出现。至今艾滋病的起源仍不得而知。然而,为了预防下一场瘟疫,对流行病起源的调查本就至关重要。在查明SARS病毒的传播途径中有果子狸等野味之后,我们有必要改变吃野味的恶习;在查明 COVID-19 夏季在北京再次出现的源头是海外冷链运输来的海鲜沾染了病毒之后,对进口海鲜冷链运输的检查成了防疫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如果 COVID-19的追根溯源在阴谋论的相互攻击中被“冷处理”,人类无疑将再次失去应对下一场疫情的先机。

  

   (四)阴谋论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公共情绪与反映社会问题

  

   客观地说,阴谋论也并非一无是处。当社会面临传染病威胁,人们感到焦虑、迷茫、无助之时,阴谋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人们情绪宣泄的内在需求。在新的病毒面前,民众容易困惑、慌张和恐惧,对危险和不确定性感到深深的无力,此时信奉阴谋论可以缓解公众负面情绪。另外,阴谋论的流行也往往可以反映当前社会面临的问题。如常常出现的科学家基因编辑病毒的阴谋论桥段,可以体现民众对于基因编辑技术伦理的担忧;大型企业往往被怀疑和政府有不可告人的交易,可以反映民众较为担忧资本影响政府决策的问题;民众往往将外来移民视为病毒携带者,这启示政府要关注非法移民问题等。

  

   四、疫情中阴谋论的科学治理

  

   虽然阴谋论无法彻底清除,但考虑到它可能造成的恶果,我们必须实现对阴谋论的科学治理,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考虑到阴谋论的产生原因,对其治理依然可以从民众的认识活动、社会环境影响以及疾病的隐喻特征入手。而对疫情的科学认识必须要通过可靠的科学信息辅以理性的思维方式才能实现。因此,对认识活动的治理又包括科学信息治理和思维方式治理两个方面。

  

   (一)确保重要科学信息的可靠性、及时性

  

   科学信息的获取是民众进行认识活动的第一步,可靠、及时的信息有助于民众面对疫情形成正确观点并采取合理行动。首先,发病人数、药物疗效和医疗物资状况等信息不仅对专家、政府抗疫十分重要,而且也是普通民众形成正确观点、采取合理行动的基础。这类信息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为民众增添心理的确定性,否则容易在民众中形成恐慌,助长阴谋论的发生。其次,面对阴谋论中常常出现的谣言,要及时组织专家进行澄清。这不仅仅需要专家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媒体改变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报道策略,以公正、客观传达信息有利于疫情控制为第一要务,避免出现对哗众取宠的阴谋论大肆报道,对辟谣真相无人问津的情况。最后,还要进行科学普及工作。不仅要向民众普及基本的公共卫生知识,还要针对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一定影响的阴谋论及时传达最新的、全面的科学信息,以便民众在科学理论与阴谋论之间作出正确判断。

  

   (二)培养公民科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

  

   科学信息产生后,民众需要对其提炼、归纳,此时思维方式在发生作用。COVID-19 疫情中阴谋论长盛不衰,说明民众科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还有待加强。首先,民众应养成对证据权威性、准确性、相关性进行评估的习惯。如支持“武汉病毒所阴谋论”的吕克· 蒙塔尼耶虽然为诺贝尔奖得主,但实际上却长期从事伪科学,在科学界早已名声扫地,因此不能因其曾经的荣誉便认可其言论的权威性;印度科研人员比什瓦吉特· 昆都等人在研究中暗示 COVID- 19经过了人为编辑,但实际上他们的研究方法不严谨,其结果并不准确;被罗金断章取义的美国国务院电文虽然确实指出了武汉病毒所专业人员人数较少的问题,但却和实验室是否安全并不相关,等等。其次,面对不同的解释,民众应考虑多种可能,不能走进阴谋论的死胡同。

  

   阴谋论最多只是对同样事实的一种假设,且往往不是最好的假设。虽然起源于自然界的病毒突然在人类社会中传播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与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制造或者泄露病毒, 同时还瞒天过海或收买了全世界科学家这样的阴谋论相比,使用前者解释病毒的出现显然更为可信。

  

   (三)重视可能会产生阴谋论的社会土壤

  

   首先,关心阴谋论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病毒的威胁是人们信奉阴谋论的一大原因,无疑也是疫情期间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因此, 政府应当以抗击疫情为第一要务,尽最大可能消除病毒威胁。对于阴谋论所反映出的其他社会问题,如高科技伦理问题、资本影响政府决策问题、移民问题等,政府也应当予以关注。社会信任的崩塌也是阴谋论所警示我们的社会问题之一,只有不同国家与不同群体之间的人们相互信任,阴谋论才能得到根本性解决。其次,要改正民众对专家的成见,清除反智主义流毒。这需要专家与民众相向而行。专家应承认自己会出现“失灵”的情况并努力避免,严格遵循学术流程与规范、少在缺乏相关知识的情况下发表跨专业言论;民众也应当认可专家在其专业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同时明白科学家并不是热衷于操纵一切的阴谋家,在政治决策中往往是提供建议者,并不是最终决策者,更不能控制其实施。

  

   (四)剥离疾病的隐喻特征

  

   阴谋论利用疾病的隐喻性将疾病的治疗从科学性问题扩展为社会性问题,由此产生了污名化行为,掩盖了疾病的本来面目,因此应当杜绝。首先,病毒是社会的敌人,但病人不是。将病人隔离出健康社区只是因为他们身患生理性疾病,而非社会性疾病。病人的尽快康复不仅需要医学专家的努力,还需要民众抛弃歧视与偏见,明白病人也是疾病的受害者,而不是社会的加害者,这样才能避免对病人的“二次伤害”,实现病人在生理和社会双重意义上的早日回归。其次,在疾病的隐喻特征彰显之下,人人都可能变为“受惩罚者”或“加害者”,为了不陷入如此窘境,人们不得不相互推诿,或竭力淡化病毒威胁。因此还需要塑造负责任的公民道德, 疫情当前人人有责,尽快控制住疫情才是重中之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让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人们共同携手,保护人类与病毒的边界。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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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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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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