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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等:全球疫情技治的文化比较

更新时间:2021-10-15 01:44:07
作者: 刘永谋 (进入专栏)   卡尔·米切姆   阿尔弗瑞德·诺德曼  
它并不局限于常识,采取面向未来的策略。鼹鼠在草坪和花园下挖洞,堆积难看的土堆,没有人知道它们何时何地出现。在没有机敏的预防策略的情况下,人们所能做的只有保持警惕:当鼹鼠在某个洞口出现,就用槌子打鼹鼠的头。

   “打鼹鼠”需要警觉、效率和对疫情局部突然爆发的反应速度,需要流行病学模型和大量关于个人及其运动轨迹的信息,以及当地的潜在传染途径,来识别、追逐和切断传染链。实时反应的目标不是根除病毒,甚至不是主动降低传染率,而纯粹是防御性的,只寻求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遏止传染病。如果实时反应做得好,可以阻止病毒的传播,使感染率保持在既定水平。这无疑是艰难的比赛,但也许是人们能做出的最好反应,因为它假定:病毒不会消失,只是等待一个新的宿主、新的“家园”——这个假定看起来越来越有可能是实情。

   三、 技术实践的差异

  

   上述疫情应对的三种不同技术范式,对应着三种处理不确定性的实践态度。许多人倾向于采取严格规避风险的谨慎态度,另一些人则愿意冒险,采取预防措施并判断风险是否在合理的可接受范围之内,还有一些人则在实时反馈循环中改变风险行为,随时评估当前采取的措施和疫情发展的趋势。在《相信的意愿》(The Will to Believe)中,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比较了人们对不确定性的不同态度,并提供一个抉择标准:绝不能因对风险的恐惧放弃有效的自我实现预言。他认为,对错误或失败的恐惧,不应妨碍先前对某种新现实可能性的信念,因为该信念帮助实现新的可能现实。因此,个人或机构风险管理必须始终 考虑如何保持创造性应对的能力[7] 。

   1. 口罩或面巾

   三种技术治理方式看待公众的方式不同,而每个人都为应对疫情设想技术解决方法。在所有国家中,三种范式及其方法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表明疫情技治存在技术选择的问题,并非只有唯一的应对模式。

   最明显的是口罩或任何面部覆盖物的使用。对于大方案优化范式来说,它们被认为基本没有什么用,而真正有效的是高档医疗设备,尤其那些自制的、不合标准的面部覆盖物不仅有点滑稽,而且很危险:它们不能提供真正的保护,只可能产生虚假的安全感。相反,对于拼凑满足范式来说,广泛使用面罩的措施必不可少。虽然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缺乏有力的临床研究,口罩肯定明显提供保护:感染者不会把病毒传播得很远,减少健康人吸入病毒的可能性,同时让大家保持对病毒的警惕。

   如果技术问题是躲避说话、咳嗽、打喷嚏时产生的液滴,那么解决问题的工具很多。发明和传播这些工具,人人都可以参与,还可以根据当地情况进行调整。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NHS)就建议:“在阻止广泛使用口罩失败和被认为是潜在有害的之后,我们现在建议使用口罩,但建议人们不要购买高效的医用口罩,因为我们需要这些口罩。”[8]

   对于实时响应范式,并不确定戴口罩或不戴口罩,但口罩是一个明显指标:是否疫情在爆发——戴口罩说明疫情在爆发。是否应扩大和执行戴口罩的要求,以提醒人们的责任?地方性的实时反应涉及当地的特定情况,与当地警察、卫生行政人员、市长和议员的语境知识有关。此时的技术问题是了解当地人:他们在做什么,是否可以信任,等等。实时响应范式在即时发现问题中不断调整,需要动用促进社会团结、责任行为或 遵守规则所需的技术文化要素。

   2.洗手和消毒

   如果在口罩问题上,三种技术范式存在冲突,在洗手和消毒问题上则没有冲突,大家一致认可洗手和消毒。病毒是否停留在各种表面,停留多久,它多么容易被吸收,以及有多少人因将没有洗过的手放在脸上而感染?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公认的答案。因此,世界卫生组织一些病毒学家一直警告,不要过于强调这些问题,而要将技治资源用在保持社交距离、防止飞沫和良好医疗方面。

   但是,没有人反对在公共场所进行定期消毒。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消毒方法用于日常生活,对于所有人 都是有好处的。对于这一点,大方案优化的高科技世界和拼凑满足的民间知识无缝对接起来,共识渗透到抗疫措施的各个层面。很多时候,消毒和洗手是某种仪式性和模仿性的技术实践。坦白说,就像用手机拍照和传统相机拍照一样,每个顾客用餐后都要消毒桌子,以减少传染风险,这实际上就像在计算机中把每个文件放在层次分明的文件夹系统中所获得控制错觉,洗手20秒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病毒侵害存在类似错觉。

   2. 数字与数据

   全球新冠大流行半年后,疫情新闻仍然出现在媒体的头条新闻中,向公众宣布病例数量增加的情况。进入冬季,疫情数据占据更多的头条位置。总病例数总是不断增加,有时增加得缓慢,有时增加得很快。在所有的国家,人们都惊恐地看到一个又一个“门槛”被越过。其实,人们并不清楚这些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清楚不同数据之间能否比较。真正的感染者人数,实际上多于被发现感染的人数。显然,很难确定报告病例与未报告病例之间的比率,从而确定不知情感染者的“黑数字”(Dunkelziffer)。压力测试使得各种统计数据产生,而在一些地方,假阳性检测结果出现的情况比感染风险更高,统计数据无法反映真实情况,更无法用于比较。

   各种测试包含非常多的信息。比如,人们被检测一般是因为有症状,或者疫情在某处爆发,假定该地发病率很高,于是需要检测。应该要想一想:为什么数字具有如此多的象征力量?看起来只是简单计数,却产生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而且缺乏可比性。目前全世界每天发布的疫情信息泛滥,但活跃病例的数字却没有,事实上这才是更有意义的数据。到处都是某个数据,而一些急需数据却缺失,让人很费解,而对数据的解释更让人费解。

   当疫情数字被“打包”在所谓的公告栏(dashboard)或交互式地图(interactive map)中时,它们因不同技术方法而显示不同的情况变得非常明显。仅在德国,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数据公告,迎合不同的对象。每种公告由相同来源提供数据,尽管其中一些看起来很类似,但只是在所有锤子或所有螺丝刀看起来相似的意义上相似,只是根据一些公认的原则发挥作用,实际差别还是很大的。

   当人们考虑话语和实践的背景时,它们的差别就更大。例如,来自德国官方病毒学机构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的公告栏,每天以不同的粒度对所有可用信息进行整理,试图区分从报告时起实际感染的人数。因此,它主要希望为科学目的提供最佳可用数据①。而柏林报纸《摩根邮报》(Morgenpost)中的数据地图关注时间上敏锐性。它使用颜色代码来表示死亡人数(黑色)和恢复病例的估计数(绿色),用红色表示当前活跃病例的数量,并显示数字随时间的发展②。德国周刊《时间》(Die Zeit)的在线版则重点介绍了每个城市、每个地区的信息③。中国有统一的官方数据,每天公布,多数国家没有。

   ①参考网址:

  

   https://experience.arcgis.com/experience/478220a4c454480e823b17327b2bf1d4。

  

   ② 参考网址:

  

   https://interaktiv.morgenpost.de/corona-virus-karte-infektionen-deutschland-weltweit/。

  

   ③ 参考网址:

  

   https://www.zeit.de/wissen/gesundheit/coronavirus-echtzeit-karte-deutschland-landkreise-infektionen-ausbreitung?cid=53723781。

  

  

   四、 疫期生活的不同

  

   技术哲学家温纳(Langdon Winner)、科克尔伯格(Mark Coeckelbergh)和其他人将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语言游戏概念扩展到技术游戏和技术生活形式的领域。通过对比行人和汽车司机的生活形式,温纳说明他们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相互交流和相互联系[9] 。这些生活形式随着技术基础结构(technical infrastructure)或技术圈的变化而演变,我们以某种方式居住在其中,并未感觉正确和错误、合适或不合适的东西制定潜在规范。生活形式不断进化,人们在其中得以社会化,它们类似于“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不像根据证据或随心所欲改变的主观性意见,也不是教条式的世界观。

   我们在技术圈内的互动方式不会迅速改变,不受个人的选择或偏好的影响,而是承载着传统的权衡和社会的压力——只有在这些既定的互动模式中,我们才能在不同意见中进行抉择。生命形式的基本原则或中心信条(Angelsätze)是一切变化所围绕着的支点,或者是依据它们的自然历史保持不变或变化非常缓慢的不容置疑之预设。维特根斯坦举出的例子之一是,葬礼仪式在许多国家和文化中不同,但却根深蒂固,不会轻易改变[10]77。这不是选择问题。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强调的那样,一个社区或国家突然采取全新的方式来对待死亡,肯定有点反常。

   上述三种疫情应对的技术范式如何涉及我们的生活形式,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举个例子,握手不仅是自发的友好姿态,而且是高度规范化的社会实践,在一些文化中根深蒂固。在新冠疫期里,出现新的有点尴尬的手肘接触代替握手。这种情况是否会继续下去,我们是否正在采用新的生活方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仅仅出于理性原因就改变生活方式?这些问题都不容易回答,尤其是达成协议或作出承诺中作为社会技术的握手是否会被另一种疫期的新方式所取代的问题。在某些国家,特定的行为要有法律约束力,必须完成握手仪式,这在疫情期间造成许多问题。例如,一名黎巴嫩男子因拒绝与女性移民官员握手而被剥夺了德国公民身份[11] 。新的日常生活的尴尬是因为它是陌生的和新的,还是因为它是焦虑、不安的生活形式的固有特征?

   还有一些其他的中心信条,让位于“新常态”(new normal),被病毒、新技术制度或恐惧态度所改变。“为了表现出你的团结或爱,并照顾到你的家庭或社会群体的需要,你必须靠近他们”——以往这是不言自明的生活信条,不仅表达一种观点或社会态度,而且组织起各种社会关系,动员许多社会技术。今天大多数人不再生活在大家庭之中,这一信条因此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纯粹的技术角度来看,“爱的劳动”(labor of love)包括创造和维持有意义的亲密时刻。这不是知识的确定性,而是实践的确定性。但是,现在它让位于“新常态”,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生活原则,即“如果你想表达你的爱,请远离你所爱的人。”① “新常态”还包括在临终关怀、周年纪念或生日庆祝时的新形式。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口罩的新共识。在德国,一个人必须在公共场合露出自己的脸,这成为一个法律问题。参加政治示威的人不能遮住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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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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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科学·经济·社会》2021年第39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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