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行为科学与社会工程：斯金纳的技术治理思想
如果人类行为都是环境控制的结果，就根本谈不上自主和创造。改造环境也好，改造社会也好，包括控制他人也好，都是受控行为。换言之，完全没有什么控制行为，有的只有受控行为。人类完全陷入宿命论的罗网中，根本没有一点松动的可能。斯金纳认为，人的行为改变了环境，同时肩负控制者和受控者双重角色：改变环境意味着实施控制，改变了的环境又会对人进行控制。但是，人实施控制是不是“命定”的？斯金纳提出行为工程理论，按照他的理论，也是复杂的相倚性强化的结果。
斯金纳区分有害控制和有利控制，想以此解决自由问题。按照他的观点，不管出于什么目标，比如教唆人杀人，只要强化形式能让人接受，均属于自由的范围。这导致他坦然接受思想操纵，将之划归于思想改造法，属于行为技术的一种。重要的不是人的思想应不应该被改造，而是应该采取令人愉悦的改造方式。当思想改造法采用惩罚的办法来进行，比如饥饿或体罚，或者偷偷摸摸进行，或者改造者与被改造者明显权力不平等时，虽然改造效果明显，会被人斥之为“洗脑”。换言之，洗脑如果令人愉悦，斯金纳是接受的，比如赫胥黎小说《美丽新世界》中设想的服用致幻剂“苏摩”来消除反社会情绪。按照斯金纳的观念，人并没有稳定的人格、思想、自由意志、信仰、目的和观点，因此就没有什么“思想”让人改变，或“脑”让人去“洗”。显然，他对思想自由的观点太过惊骇世俗。
人类无法逃避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和控制，在这一点上斯金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行为控制不能仅仅区别形式上的好坏，更重要的是必须考虑行为控制的限度：在合理的限度内，控制是可以容忍的，但是超过限度控制就变成操控，侵害人的自由。我认为，控制与操控的界限起码要考虑：（1）改造行为的目的，（2）改造技术实施的强度。无论是诱导性的，还是强制性的，精确到某个人行为的技术改造均非常危险。社会控制目标必须是统计学性质的，而不能是机械确定性的，两者之间的缝隙便是多样性的空间。
进化论对斯金纳的影响很明显。行为科学对人的控制，要借助对环境的改变或控制来实现，因为人的行为终极目标是适应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也主张环境——它称之为社会历史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人的思想和行为，但他更多是从阶级来讨论的，而行为主义将环境决定论推向了个体的人。这是行为主义最大的问题，统计学意义的东西不能变成机械决定的东西。就算自由问题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种技术问题，自由技术在哪里实现、在哪里锚定，斯金纳的观点太过激进，精确到个体的控制，在技术上是不科学的，以宗教、教育和意识形态形式出现的群体的、统计学意义的控制是技术治理的界限。从技术上讲，精确到单个人的控制必然面临巨大的反治理压力，非常容易崩溃。
人们接受的教育和宗教的行为改造工程，是值得深思的。第一，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个体，坚持有教无类和博爱。第二，改造主要在群体层面来进行，而不是精确某一人某一事。第三，强调自我教育的方式，通过所谓内化来保证一定程度的自由。自由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某个界限内的技术事务，既不是如斯金纳所说的根本不存在，也不是一句人生而自由能简单概括的。
三、总体而渐进的文化社会工程
既然人的行为可以用行为技术来改造，那么可以用行为控制的办法努力促成一个更好的社会，此即斯金纳文化设计理论的主旨。文化设计的对象是社会环境，即通过控制环境诱导有益于社会的人类行为。文化设计试图将社会统合起来考虑，但斯金纳承认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是一种总体设计而渐进实施的社会工程战略。
1.文化设计的原理
在斯金纳看来，文化是一个社会在各种相倚性联系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习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行为模式的集合体，构成了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社会个体行为受到环境制约，文化-社会环境比自然环境的作用更大。换言之，一个社会通过文化自变量调节对成员行为实施环境控制。
斯金纳认为，文化可以被总体设计，也就是说社会控制可以有意识地规划，此即为文化设计，社会立法、社会计划均属于文化设计的例子。文化设计思想明显包含乌托邦的倾向。“简言之，一种特定的文化是对行为的一种实验。”[5]402文化设计通过改造社会环境而实施行为工程来控制个体行为，努力实现社会目标，属于总体化的文化社会工程。
为什么要设计文化呢？斯金纳认为，社会文化和生物一样处于进化选择之中：任何文化都处于不断演化中，既可能生存，也可能灭亡。文化是由成员承载和传递的，成员越多，文化生存下去的机会越大。如果一种文化对环境适应能力不行，成员得不到帮助他们生存的东西，就可能消亡。文化传递是拉马克式的，即它发生的改变可以传递。文化也可以向其他文化学习，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竞争和选择。要想使文化长存，必须运用行为科学原理和技术，对文化进行重新设计，即考虑哪些行为需要修正、保持或取消，据此安排相倚联系，从而改造既有文化。
因此，好的文化便是能更好生存的文化：“生存是我们据以评判任何文化的唯一价值，任何可促进生存的习俗行为从定义上讲都具有生存价值。” [8]124而好的文化设计便是设计出好的文化：“一种设计很好的文化是一套相倚性强化，生活于其中的成员以维系文化的方式行动，还能应付突发情况，以未来会更有效地做事的方式发生改变。”[3]55显然，文化要长存，一是要设计出最有利生存的相倚性联系，二是有效实现自身对成员的行为控制，即将文化设计真正能落实下去。注意：文化设计的目标是更好，而非最好。显然，并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文化，而且内外环境不断变化，更好、最好都不可能确定，文化必须不断变化才能生存。
斯金纳主张全面对既有的西方文化进行重新设计，理由主要包括：（1）西方文化太过依赖于消极控制形式，运用太多负强化和惩罚，因而社会成员在行为科学意义上并不自由。惩罚可以消除或保持某种行为，也可以形成厌恶让有机体躲避。斯金纳认为，从长远看，惩罚对于被惩罚者和执行惩罚的机构都不利，降低了团体的工作效率和满意感，因此“用其它方式减弱操作就可以不使用惩罚” [5]179。（2）既有文化设计不自然。他认为，设计自己的文化是西方文化最突出的特征，虽然设计得并不好。[11]18当代西方文化设计的重要问题是：自然相倚性腐蚀、被破坏，这是西方生活的根本问题。也就是说，自然环境选择出来的相倚性有利于生存，但资本主义按照资本的逻辑，强化出许多非自然的行为模式，比如太多感官刺激等等。[11]20-24（3）外星文明压力。斯金纳认为，在外星文明和地球文明碰撞之前，人类文化发展面临尽快发展的压力。[11]17
2.如何设计文化
斯金纳详细讨论文化设计的方法和注意事项，主要观点如下。
（1）个人、集体和文化三层次价值目标平衡。显然，在文化设计中，存在3种不同层次的目标价值，即个人价值、集体价值和文化价值，也就是说究竟以个人的生存，还是以社会生存、文化生存为设计目标的问题，因为这三种目标之间是有冲突的。斯金纳的观点是，文化设计要充分考虑三方面的诉求，努力达到平衡和统一。
（2）面向未来进行设计。后果选择是面向未来的，行为工程期待未来的满意后果，新文化要在未来环境中生存，因此“问题不是设计一种现在人们喜欢的生活方式，而是未来身处其中的人们喜欢的生活方式。”[3]56文化设计包含着纠正过去错误的意味，而当代人生活在过去设计的结果中，所以当代人对今天的文化设计不满意很正常。
（3）文化设计要渐进实施。文化工程是运用实验室知识来进行文化设计，社会环境远比实验室复杂，因此文化设计必须逐步前进，防止简单化和齐一化。就渐进式主张而言，斯金纳与波普尔关于社会工程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波普尔反对总体化社会工程，只容许小规模社会工程。[17]
（4）社会控制要温和。首先，要减少有害控制，鼓励有利控制。其次，更多地鼓励自我控制，减少他人控制和机构控制，更多地使用非物理的强制。斯金纳认为，“社会所巩固的好行为都是通过自我控制的练习。” [5]306这类似福柯所讲的主体化过程或自我技术。最后，慎重使用政府控制。社会惩罚主要由政府实施，减少政府控制，实际上将控制交给其他机构以更温和方式来实施。
（5）文化设计的反控制。行为技术是一种工具，文化设计者可能出于私利而恶意使用之，因此必须考虑对文化设计的控制。其一，安排有效的反控制，使得两者保持平衡，比如不同目标的机构控制相互制衡，其二，保证设计者或控制者必须生活于他所设计的文化中，控制者同时也是被控制者，防止文化设计者成为超越于社会控制之外的独裁者[4]187。
3.文化设计的缺陷
技术治理运用科学技术来改进社会，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和趋势。斯金纳运用行为科学和行为技术来设计社会环境，帮助提升社会运行状况，不失为一种有启发的意义的思路。但是，他的文化设计理论存在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商榷。
首先，个体、集体和文化目标冲突在实践中很难达到完全平衡和统一。斯金纳认为，文化要生存，就要尽可能地帮助成员生存，成员不能生存，文化就会灭亡，因此两者目标可以达成一致。但是，少数人与集体目标不相符的情况总是存在，有利于个体生存，可能威胁集体和文化的生存，而且文化设计考虑的又是未来人的生存，更会加剧不一致的情况。当目标冲突发生，斯金纳明确地强调集体和文化，以种族生存的名义压制个体主义。这无疑埋下极权主义的隐患。控制令人厌恶与否取决于个体感受，如果对于文化生存有利，实在不能消除的令人厌恶的控制，斯金纳坚决要保留，所以他才容忍“洗脑”。
其次，文化设计理论没有完全解决设计者问题。社会设计需要总体设计者，具体落实到各处需要控制者。按照斯金纳的理论，设计者应该由熟悉行为科学的心理学家来担任。显然，大家会担忧科学家会不会成为随心所欲的“科学王”。斯金纳认为不必担忧，因为“科学也不是自由的。它不能干预事件的过程；它仅仅是事件的过程的一部分” [5]420。这种辩解说无力的，设计者当然可以专门设计有利于自己的控制，比如不得干涉科学家的工作。斯金纳还提出一种预防措施，即设计者不能控制[3]58-59，这也不能完全消除疑虑。实际上，他在内心中把行为科学家当成毫无私利的圣人，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表明这不切实际。
再次，政府可能干预文化设计，以扩大自身权力。斯金纳提出，文化设计政府时，要以促进人类更好生存为目标，尽量缩小政府，减少政府强制力，反对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在当前实际状况下，大规模的文化设计和实施，必然是政府来进行组织，否则行为科学家只能纸上空谈。因此，政府在文化设计中地位举足轻重，让它们自己“革”自己的“命”，过于理想化。
第四，文化设计理论无视人类尊严和人类权利。这两个概念均以人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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