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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行为科学与社会工程:斯金纳的技术治理思想

更新时间:2021-10-15 01:11:05
作者: 刘永谋 (进入专栏)  
将自由视为控制形式的问题,即“自由是可接受的控制形式” [4]180。这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对此,他曾进行过辩解:“一切控制都是由环境实施的,因此,我们要为之努力的是设计更好的环境而非更好的人” [8]81。这种辩解很无力,因为改造环境与改造人在行为科学中是一致性函数关系,人类行为反过来会影响环境改变,两者根本无法分开。

   如果人类行为都是环境控制的结果,就根本谈不上自主和创造。改造环境也好,改造社会也好,包括控制他人也好,都是受控行为。换言之,完全没有什么控制行为,有的只有受控行为。人类完全陷入宿命论的罗网中,根本没有一点松动的可能。斯金纳认为,人的行为改变了环境,同时肩负控制者和受控者双重角色:改变环境意味着实施控制,改变了的环境又会对人进行控制。但是,人实施控制是不是“命定”的?斯金纳提出行为工程理论,按照他的理论,也是复杂的相倚性强化的结果。

   斯金纳区分有害控制和有利控制,想以此解决自由问题。按照他的观点,不管出于什么目标,比如教唆人杀人,只要强化形式能让人接受,均属于自由的范围。这导致他坦然接受思想操纵,将之划归于思想改造法,属于行为技术的一种。重要的不是人的思想应不应该被改造,而是应该采取令人愉悦的改造方式。当思想改造法采用惩罚的办法来进行,比如饥饿或体罚,或者偷偷摸摸进行,或者改造者与被改造者明显权力不平等时,虽然改造效果明显,会被人斥之为“洗脑”。换言之,洗脑如果令人愉悦,斯金纳是接受的,比如赫胥黎小说《美丽新世界》中设想的服用致幻剂“苏摩”来消除反社会情绪。按照斯金纳的观念,人并没有稳定的人格、思想、自由意志、信仰、目的和观点,因此就没有什么“思想”让人改变,或“脑”让人去“洗”。显然,他对思想自由的观点太过惊骇世俗。

   人类无法逃避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和控制,在这一点上斯金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行为控制不能仅仅区别形式上的好坏,更重要的是必须考虑行为控制的限度:在合理的限度内,控制是可以容忍的,但是超过限度控制就变成操控,侵害人的自由。我认为,控制与操控的界限起码要考虑:(1)改造行为的目的,(2)改造技术实施的强度。无论是诱导性的,还是强制性的,精确到某个人行为的技术改造均非常危险。社会控制目标必须是统计学性质的,而不能是机械确定性的,两者之间的缝隙便是多样性的空间。

   进化论对斯金纳的影响很明显。行为科学对人的控制,要借助对环境的改变或控制来实现,因为人的行为终极目标是适应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也主张环境——它称之为社会历史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人的思想和行为,但他更多是从阶级来讨论的,而行为主义将环境决定论推向了个体的人。这是行为主义最大的问题,统计学意义的东西不能变成机械决定的东西。就算自由问题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种技术问题,自由技术在哪里实现、在哪里锚定,斯金纳的观点太过激进,精确到个体的控制,在技术上是不科学的,以宗教、教育和意识形态形式出现的群体的、统计学意义的控制是技术治理的界限。从技术上讲,精确到单个人的控制必然面临巨大的反治理压力,非常容易崩溃。

   人们接受的教育和宗教的行为改造工程,是值得深思的。第一,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个体,坚持有教无类和博爱。第二,改造主要在群体层面来进行,而不是精确某一人某一事。第三,强调自我教育的方式,通过所谓内化来保证一定程度的自由。自由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某个界限内的技术事务,既不是如斯金纳所说的根本不存在,也不是一句人生而自由能简单概括的。

  

   三、总体而渐进的文化社会工程

  

   既然人的行为可以用行为技术来改造,那么可以用行为控制的办法努力促成一个更好的社会,此即斯金纳文化设计理论的主旨。文化设计的对象是社会环境,即通过控制环境诱导有益于社会的人类行为。文化设计试图将社会统合起来考虑,但斯金纳承认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是一种总体设计而渐进实施的社会工程战略。

  

   1.文化设计的原理

  

   在斯金纳看来,文化是一个社会在各种相倚性联系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习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行为模式的集合体,构成了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社会个体行为受到环境制约,文化-社会环境比自然环境的作用更大。换言之,一个社会通过文化自变量调节对成员行为实施环境控制。

   斯金纳认为,文化可以被总体设计,也就是说社会控制可以有意识地规划,此即为文化设计,社会立法、社会计划均属于文化设计的例子。文化设计思想明显包含乌托邦的倾向。“简言之,一种特定的文化是对行为的一种实验。”[5]402文化设计通过改造社会环境而实施行为工程来控制个体行为,努力实现社会目标,属于总体化的文化社会工程。

   为什么要设计文化呢?斯金纳认为,社会文化和生物一样处于进化选择之中:任何文化都处于不断演化中,既可能生存,也可能灭亡。文化是由成员承载和传递的,成员越多,文化生存下去的机会越大。如果一种文化对环境适应能力不行,成员得不到帮助他们生存的东西,就可能消亡。文化传递是拉马克式的,即它发生的改变可以传递。文化也可以向其他文化学习,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竞争和选择。要想使文化长存,必须运用行为科学原理和技术,对文化进行重新设计,即考虑哪些行为需要修正、保持或取消,据此安排相倚联系,从而改造既有文化。

   因此,好的文化便是能更好生存的文化:“生存是我们据以评判任何文化的唯一价值,任何可促进生存的习俗行为从定义上讲都具有生存价值。” [8]124而好的文化设计便是设计出好的文化:“一种设计很好的文化是一套相倚性强化,生活于其中的成员以维系文化的方式行动,还能应付突发情况,以未来会更有效地做事的方式发生改变。”[3]55显然,文化要长存,一是要设计出最有利生存的相倚性联系,二是有效实现自身对成员的行为控制,即将文化设计真正能落实下去。注意:文化设计的目标是更好,而非最好。显然,并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文化,而且内外环境不断变化,更好、最好都不可能确定,文化必须不断变化才能生存。

   斯金纳主张全面对既有的西方文化进行重新设计,理由主要包括:(1)西方文化太过依赖于消极控制形式,运用太多负强化和惩罚,因而社会成员在行为科学意义上并不自由。惩罚可以消除或保持某种行为,也可以形成厌恶让有机体躲避。斯金纳认为,从长远看,惩罚对于被惩罚者和执行惩罚的机构都不利,降低了团体的工作效率和满意感,因此“用其它方式减弱操作就可以不使用惩罚” [5]179。(2)既有文化设计不自然。他认为,设计自己的文化是西方文化最突出的特征,虽然设计得并不好。[11]18当代西方文化设计的重要问题是:自然相倚性腐蚀、被破坏,这是西方生活的根本问题。也就是说,自然环境选择出来的相倚性有利于生存,但资本主义按照资本的逻辑,强化出许多非自然的行为模式,比如太多感官刺激等等。[11]20-24(3)外星文明压力。斯金纳认为,在外星文明和地球文明碰撞之前,人类文化发展面临尽快发展的压力。[11]17

  

   2.如何设计文化

  

   斯金纳详细讨论文化设计的方法和注意事项,主要观点如下。

   (1)个人、集体和文化三层次价值目标平衡。显然,在文化设计中,存在3种不同层次的目标价值,即个人价值、集体价值和文化价值,也就是说究竟以个人的生存,还是以社会生存、文化生存为设计目标的问题,因为这三种目标之间是有冲突的。斯金纳的观点是,文化设计要充分考虑三方面的诉求,努力达到平衡和统一。

   (2)面向未来进行设计。后果选择是面向未来的,行为工程期待未来的满意后果,新文化要在未来环境中生存,因此“问题不是设计一种现在人们喜欢的生活方式,而是未来身处其中的人们喜欢的生活方式。”[3]56文化设计包含着纠正过去错误的意味,而当代人生活在过去设计的结果中,所以当代人对今天的文化设计不满意很正常。

   (3)文化设计要渐进实施。文化工程是运用实验室知识来进行文化设计,社会环境远比实验室复杂,因此文化设计必须逐步前进,防止简单化和齐一化。就渐进式主张而言,斯金纳与波普尔关于社会工程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波普尔反对总体化社会工程,只容许小规模社会工程。[17]

   (4)社会控制要温和。首先,要减少有害控制,鼓励有利控制。其次,更多地鼓励自我控制,减少他人控制和机构控制,更多地使用非物理的强制。斯金纳认为,“社会所巩固的好行为都是通过自我控制的练习。” [5]306这类似福柯所讲的主体化过程或自我技术。最后,慎重使用政府控制。社会惩罚主要由政府实施,减少政府控制,实际上将控制交给其他机构以更温和方式来实施。

   (5)文化设计的反控制。行为技术是一种工具,文化设计者可能出于私利而恶意使用之,因此必须考虑对文化设计的控制。其一,安排有效的反控制,使得两者保持平衡,比如不同目标的机构控制相互制衡,其二,保证设计者或控制者必须生活于他所设计的文化中,控制者同时也是被控制者,防止文化设计者成为超越于社会控制之外的独裁者[4]187。

  

   3.文化设计的缺陷

  

   技术治理运用科学技术来改进社会,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和趋势。斯金纳运用行为科学和行为技术来设计社会环境,帮助提升社会运行状况,不失为一种有启发的意义的思路。但是,他的文化设计理论存在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商榷。

   首先,个体、集体和文化目标冲突在实践中很难达到完全平衡和统一。斯金纳认为,文化要生存,就要尽可能地帮助成员生存,成员不能生存,文化就会灭亡,因此两者目标可以达成一致。但是,少数人与集体目标不相符的情况总是存在,有利于个体生存,可能威胁集体和文化的生存,而且文化设计考虑的又是未来人的生存,更会加剧不一致的情况。当目标冲突发生,斯金纳明确地强调集体和文化,以种族生存的名义压制个体主义。这无疑埋下极权主义的隐患。控制令人厌恶与否取决于个体感受,如果对于文化生存有利,实在不能消除的令人厌恶的控制,斯金纳坚决要保留,所以他才容忍“洗脑”。

   其次,文化设计理论没有完全解决设计者问题。社会设计需要总体设计者,具体落实到各处需要控制者。按照斯金纳的理论,设计者应该由熟悉行为科学的心理学家来担任。显然,大家会担忧科学家会不会成为随心所欲的“科学王”。斯金纳认为不必担忧,因为“科学也不是自由的。它不能干预事件的过程;它仅仅是事件的过程的一部分” [5]420。这种辩解说无力的,设计者当然可以专门设计有利于自己的控制,比如不得干涉科学家的工作。斯金纳还提出一种预防措施,即设计者不能控制[3]58-59,这也不能完全消除疑虑。实际上,他在内心中把行为科学家当成毫无私利的圣人,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表明这不切实际。

   再次,政府可能干预文化设计,以扩大自身权力。斯金纳提出,文化设计政府时,要以促进人类更好生存为目标,尽量缩小政府,减少政府强制力,反对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在当前实际状况下,大规模的文化设计和实施,必然是政府来进行组织,否则行为科学家只能纸上空谈。因此,政府在文化设计中地位举足轻重,让它们自己“革”自己的“命”,过于理想化。

第四,文化设计理论无视人类尊严和人类权利。这两个概念均以人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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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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