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祎:淡泊敬诚的学问人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0 次 更新时间:2021-10-14 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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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祎  


认识温儒敏先生,已有13年了。第一次见到先生,是2007年春天的一个午后,来京参加研究生面试的我,去旁听先生的课。下课后,先生在几个男同学的陪同下走出教学楼,我便走了过去,有点紧张、有点兴奋而又莽撞地向他谈起我听课的感想。先生很随和地边走边和我交谈,亲切地告诉我说:你的这些看法很有趣,是你自己的想法,不错,你很有灵气。这是我在北大听的第一次课,也是收到的第一个鼓励。我在之后七年的北大求学生涯里,除了自己的导师以外,最常请教的便是先生。

去年冬日里,在先生家那间温雅素朴的客厅里,我们有过一次长谈。谈及我当前的学术研究计划,先生提醒我,不要做死学问,要有人文关怀。“我们那一代学者,一般都不是所谓的‘三门干部’(即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接触社会比较多,是带着浓重的人生体验进入学术研究的,做学问往往有自己生命的投入,不全是为稻粱谋,事业心和使命感也比较强。”先生本人的学术研究注重贴近社会生活,观照现实,有深切的人文关怀,他在教导学生之际,也每每强调“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

2012年,在博士论文预答辩之际,我正逢孕期,在给先生请教论文的邮件中,无意中流露出了焦虑情绪,没想到收到先生长长的回复。其中的一段话,每每在我面临人生困境、感到沮丧失落之际想起,仍能感受到温暖和力量。

先生在信中说:“祝贺你有了宝宝。这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作品,也预祝他快乐安全地来到这个世界。可想你现在会很焦急,要写文章准备答辩,又要准备当妈妈,生活条件还可能不太理想。一切困难好像一下子汇聚、冲击过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都是过来人,以前的条件比你现在还要糟糕几倍……比起来,现在你再难,也不过是‘小菜一碟’了。所以,人生在世,要懂得感恩,懂得珍惜,懂得比较。这样,心态会安定一点。但无论如何,要注重身体。论文的事情先不急,实在不行,不如先休学一年,那样从容一点。”

虽然后来我如期毕业,但先生“接地气”的学问态度和人生智慧让我深有感触,在以后的学术研究和工作中,尽可能地做到家庭和工作的平衡。几年后,我和爱人带着孩子一同去看望先生,他高兴极了,笑语盈盈地和我的孩子聊天,抚摸他的小脑袋说:这孩子很有灵气。又不忘叮嘱我,在教育孩子的同时,不可放松对学问的研究。

对现实人生给予密切关注,而不受限于书斋生活,这和先生的人生经历有关。196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毕业后,先生被分配到粤北韶关地委办公室当秘书。那时候的他,“常下乡下厂,韶关十六个县大多数公社大队,都跑遍了”,不仅住在农民家里,组织农民参加当时各种运动,耙田、插秧,农民干的活儿他几乎都干过。

正因为有过这段“接地气”的人生历练,先生日后研究学问时,带有强烈的“现实感”和“社会关怀意识”,也让他对那些出身农村、家境比较困难而又富有上进心的学生有深切的理解和同情。他从不因这些学生的基础较弱而别样看待,反而施以更多的关心和爱护。他会将课堂上收到的鲜花送给来自农村的学生,并鼓励他们早点适应环境,好好学习。他也因材施教,敏锐地看到一些学生的薄弱所在,对他们的优长给予热情的鼓励。

以我自己为例,因为是跨专业考研,之前对专业知识的积累相对较少,入学之初心中很有压力。先生告诉我:“虽然你的学业基础不是很扎实,但可能艺术感觉较好,有你的优长。以后要取法乎上,多找一些扎实的偏重文学史的好文章看看,不要只看新近时髦的评论。”后来,我逐渐知道,先生对每一个学生几乎都如此谆谆教导,即便有的学生在毕业后并未从事学术工作,他也一直关怀鼓励,“不抛弃”“不放弃”。

对此,学生们感念在心。一位师姐在毕业多年后忆及往事,仍然感慨万分:“他让我体会到,进过北大的人,真正的幸运在什么地方。就像那些有家族归属感的人一样,背后那绵绵无尽的支援力量和智慧温情,使他可以走向他想奔赴的前方。”可以说,基层的生活经验让先生在长年的校园生活里,依然能够保持对现实人生的敏锐关切、对人性人情的充分同情和理解,形成了重实干、戒空言的工作作风和扎实稳重的研究风格,以及温雅待人的师者风范。

先生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在学界影响深远,个人专著如《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等也在学界享有盛名。虽然长期静守书斋,但他一直关注青少年的成长问题。他很早就注意到基础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刷题多,读书少”的弊病,痛感应试教育培育不出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的人才。因此在2004年,先生呼吁成立了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并任所长。该所集合北京大学丰富的学者资源和多学科的优势,开展各项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调研工作,并组织编写大学和中学语文教材,培训大学和中小学语文骨干教师。早年的这些工作,为先生此后担任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提供了切实丰富的一线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对基础教育的念兹在兹和对社会民生的关怀,正是“五四”的传统,也是北大学人的风骨所在。

2012年,在被教育部聘为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之后,“温儒敏”这个名字迅速“跨圈”,成为文学界最为大众关注的学者之一。近年来,新版“部编本”教材陆续投入使用,新教材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在培养语言能力的基本前提下,让学生进行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的训练,广受好评。然而,争议也随之而来。有人指责新教材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有人对新教材古诗词的比例较高提出质疑。面对争议,先生很坦然,并没有多么宏大冠冕的说辞,只是平淡道之:“我们这些读书人受惠于社会,现在有些地位,有些发言权,更应当回馈社会。光是批评抱怨不行,还是要了解社会,多做建设性工作。”这是他多年从事实践工作的肺腑之言。

“有什么样的教材,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对于新教材采取的各项改革,作为总主编,先生深知责任重大。编写过程中,他带领团队认真研究,明确中小学各年级的课程标准,拟定体例框架,精选课文,反复协商讨论,并听取专家、教师等各方意见,力争精益求精,尽力把“学生被‘应试式’教育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对于这个“一辈子做过的最艰难的工作”,先生寄予厚望,他是抱着改善国民整体素养的志向,来做这个事情的。

一方面,通过教材改革,先生想引导学生养成爱读书、勤思考、多动笔的习惯。他呼吁“让孩子连滚带爬地读书”,把泛读和精读相结合,以课外阅读辅助课堂教学,在校园阅读之外带动家庭阅读,“如果我们的社会有20%的家庭有些读书的氛围,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就可能会大大好转”。他十分警惕当下的流俗文化对学生的侵蚀,在主编语文教材之际,注重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拓展课外阅读。例如,小学一年级新教材所设立的“和大人一起读”栏目,便是希望通过提倡亲子阅读,来间接促进以家庭为单位的阅读风气的形成。

另一方面,他也多方呼吁,试图“将文学打进社会里去”。2011年起,先生开始关注大众的文学阅读状况,提出了“文学生活”这一概念,后又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的研究工作,对大众的文学生产、传播、接受、消费等情况做了一个摸底调查。从学术研究上看,这是一次跨领域的综合研究,也是对既往文学研究范式的一个突破。

但先生的“野心”更为深远,将来如何做才能更好地培育社会上爱读书的风气,让文学更多地融入日常生活,让孩子们从小就有读书的氛围、养成读书的习惯?这依然是先生当前最为关心的议题之一。为此,年过七旬的他,每日仍然花费大量时间在读书、写作和研究上,也收获了荣誉——2017年被中国教育学会等机构评为“当代教育名家”,2019年获得了北大离退休教师科研贡献一等奖。

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从教从学几十年,先生的成就和影响有目共睹,然而他却说:“我不过是普通学者,也算努力,想为社会做点事,但自知学问浅陋,有些成绩,也是有赖于学校与社会的支持。”“淡泊敬诚”,这块摆放在先生家客厅的牌匾,也正是先生学问人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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