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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布等:地缘政治的重构

更新时间:2021-10-14 11:35:29
作者: 克劳斯·施瓦布   蒂埃里·马勒雷  
引发社会浩劫,并触发民族国家主义或宗派国家主义。要管理全球化倒退的问题,唯一可行的方式是实现更加包容、公平的全球化,使之具备社会层面和环境层面的可持续性。为此,就必须实行政策解决方案(后文将提及)并开展有效的全球治理。那些传统上受益于国际合作的全球化领域,比如环境协定、公共卫生和避税港,是有可能取得切实进展的。

   但这些只有通过改善全球治理才能实现——它是对抗保护主义倾向最“自然而然”、最有效的缓解因素。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尚不清楚这一框架会如何变化。目前出现的不祥预兆表明,它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如果我们不能改善国际机构的功能性和正当性,世界很快就会变得难以管理,从而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如果没有一个全球性、战略性的治理框架,世界就不可能迎来持久的复苏。

  

   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通常是指跨国行为主体之间为了解决全球化问题(影响多个国家或地区的问题)而建立的合作机制,它包括指导民族国家以更加稳定、更可预见的方式来应对跨国挑战的各类机构、政策、准则、程序和倡议。该定义明确了下列事实:如果没有国家政府之间的合作,如果国家政府没有开展行动和制定法律的能力来支持其目标,那么针对任何全球性问题的全球行动都注定是无力的。民族国家让全球治理成为可能(由一个国家领导其他国家),因此联合国认为“有效的全球治理离不开有效的国际合作”。[9]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这两个概念是如此紧密相连,以致在各国力量不断收缩、分化的四分五裂的世界,全球治理不可能兴盛。国家主义和孤立主义越是影响全球政治,全球治理就越有可能失去意义和效果。令人难过的是,我们此刻就处于这样的关键时刻。坦白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无人掌舵的世界。

   新冠疫情提醒我们,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实际上是全球性问题。无论是大流行病、气候变化,还是恐怖主义或国际贸易,都是全球性问题,唯有通过合作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并缓解它们带来的风险。但是,世界已经变成伊恩·布雷默笔下的“G0”(零国集团)世界,或者更糟糕——已经变成了印度经济学家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10]所称的“G-2”世界(指相对于由7个最富裕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或者由七国集团加上另外13个重要国家和组织构成的二十国集团,由中美两大巨头发挥世界领导力。但如今,这样的领导力已缺位)。一个日益明显的趋势是:困扰我们的许多大问题往往超出了最强大国家的控制;其风险和需要应对的问题日益全球化、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而相应的全球治理能力受国家主义兴起的影响正面临失败的危险。这样的脱节导致最重大的全球问题只能通过高度分散和力度不足的方式来解决,而且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以恰当解决就会进一步加剧。因此,它们不仅不会恒定不变(针对其造成的风险而言),而且会不断膨胀,最终让系统更加脆弱。前文中的图已经显示了这样的关系。全球治理的失败、气候行动的失败、国家政府的失败(会产生自我强化效应)、社会不稳定以及能否有效应对大流行病等因素之间,存在强大的相互关联性。总而言之,全球治理是解决所有其他问题的关键。因此,问题就在于,没有恰当的全球治理,我们可能就会无力应对全球挑战,在短期的国内紧急任务和长期的全球性挑战相互冲突的情况下尤为如此。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因为当今世界,我们缺乏一个“拯救世界委员会”(这个表述出现在20多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如果进一步探究这个观点,我们甚至可以说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一书中提出的“整体制度性衰败”[11]充分阐述了在全球治理缺失的情况下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制度性衰败”触发了一个恶性循环,让民族国家拙劣地处理困扰它们的重大挑战,导致公众失去对国家的信任,进而导致国家失去权威和资源,最终导致国家更加糟糕的表现,既无力也不愿处理全球治理的各项问题。

   新冠疫情只是提供了全球治理失败的一个案例而已。中美关系紧张进一步强化了全球治理领域本已存在的真空局面,影响了应对新冠疫情的国际努力。疫情暴发之初,国际合作根本不存在或者非常有限。即使到了最需国际合作的阶段(2020年第二季度是疫情防控的决定性阶段),国际合作仍然严重缺失。新冠疫情未能触发全球范围内的一系列协调行动,而是引发了恰好相反的局面:各国纷纷关闭边境;几乎在未经任何协调的情形下限制国际旅行和贸易;医疗物资供应频频中断;各国竞相争夺资源,尤其是有几个国家通过各种途径竭尽所能地采购急需的医疗设备,更是凸显了这一点。即使在欧盟内部,各成员国一开始也是各自为政,不过它们后来改变了行动策略,为彼此提供切实支持,修改欧盟预算以支持医疗系统建设,并筹集资金来研发治疗方法和疫苗。(目前,欧盟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疫情防控措施,尤其是欧盟委员会提出建立规模达7500亿欧元的疫后复苏基金,这在疫情暴发前是难以想象的。这些行动措施有望推进欧盟一体化进程。)在一个运转有序的全球治理框架下,各国应当齐心协力,共同发起一场协调有序的全球疫情防控“战”。但现实情况是,“本国优先”的策略大行其道,严重影响了旨在控制第一波疫情的国际行动,同时也限制了防护装备和治疗手段的可用性,这反过来降低了国家医疗卫生体系的韧性。此外,这种各自为政的策略进一步危及了协调各国“退出”政策的国际行动,不利于“重启”全球经济引擎。和“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近年来的其他全球性危机相比,全球治理体系在本次新冠疫情面前失灵了,可以说毫无存在感或者说出现了功能失调。美国单方面决定从世界卫生组织撤资,但实际上,无论这一决定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依然是能够协调国际行动、共同应对疫情的唯一组织。虽然它还远远不够完美,但是它的存在毕竟好过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组织。比尔·盖茨在一条推文中就简洁而有力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世界卫生组织开展的工作延缓了新冠病毒的传播,如果它的工作停掉,则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取而代之。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世界卫生组织。”

   疫情防控的失败并非世界卫生组织的过错。这一联合国专门机构只是全球治理失败的症状,而非根源。世界卫生组织对资金捐赠国的毕恭毕敬反映了它对成员国的完全依赖,因为只有成员国同意合作,它才能顺利运转。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强制要求成员国共享信息或实施疫情防控措施的权力。和其他联合国专门机构(比如专门协调人权事务或气候行动的专门机构)一样,世界卫生组织拥有的资源非常有限而且还在不断减少:2018年,它的年度预算为42亿美元,和世界上任何一国的卫生预算相比都不值一提。另外,它长期受成员国支配,缺乏有效的工具,无法直接监测疫情,无法开展疫情防控规划,无法确保相关措施在国家层面被有效落实,更无法为那些急需帮助的国家提供资源。这样的功能失调充分体现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支离破碎,但人们尚未针对下列问题形成共识:能否对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现行的全球治理机构进行改革,使之更好地应对当今世界的全球性风险。目前最重要的是,在全球治理如此缺失的情况下,只有民族国家拥有足够的社会凝聚力,能够进行集体决策,但是当全球性风险来临、需要协调一致的全球性决策时,这套模式就发挥不了作用了。

   如果我们不能修复多边机构,世界将危机四伏。在大流行病危机过后,全球协调的必要性将更加突出,因为如果没有持续的国际合作,全球经济根本无法“重启”;如果没有国际合作,我们将面临一个“更加贫穷、平庸和狭窄的世界”。[12]

  

   中美对抗的加剧

  

   后疫情时代,人们会认为新冠疫情是一个转折点,它开启了中美之间的“新型冷战”(“新型”两个字特别重要:和苏联不同,中国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强行灌输其意识形态)。[13]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这两个大国已经在多个领域(如贸易、知识产权、中国南海军事基地,特别是战略性行业的科技投资等领域)积聚了越来越多的矛盾,经过40年的战略接触,美国和中国似乎仍然无法填补双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和政治鸿沟。疫情不仅没有把这两个巨大的地缘政治力量团结在一起,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对抗和竞争。

   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中美两大巨头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裂痕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知名学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王缉思认为,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导致中美关系处于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以来的最低谷。根据他的观点,两国的经济和技术脱钩“已经不可逆转”。[14]北京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则警告称,如果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可能会导致“全球系统一分为二”。[15]甚至多国政要也公开表达了他们的忧虑。在2020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提醒国际社会防范中美对抗带来的严重危险,他表示“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引发了有关亚洲未来和新兴国际秩序形态的深刻问题”,并补充指出:“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感到担忧,因为它们处于各个大国利益的交汇点上,必须避免被夹在中间或被迫做出令人不快的选择。”[16]

   至于哪个国家是“正确的”,或者哪一个国家能够利用对方的弱点和漏洞,最终“压制对方”,各方观点存在巨大差异。但是,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际上,观点没有“对”与“错”之分。对中美竞争格局的解读之所以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通常与观点持有者的背景、文化和个人经历有关。如果深入剖析前文提过的“量子世界”这一比喻,量子物理学就会告诉我们,并不存在客观现实。我们认为观察和测量能够确定一个“客观”的意见,但是由原子和粒子组成的微观世界(而地缘政治是一个宏观世界)受制于各种奇怪的量子力学规则。在此规则下,两名不同的观察者有权形成各自不同的观点(这就是所谓的“叠加原理”:“质子可以同时分布在多个不同的地方,并呈现出不同的状态”)。[17]在国际事务领域,如果两名观察者有权表达不同的见解,则他们的主观性难以避免,但这并不影响见解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如果一名观察者能够通过多个特殊镜头掌握“真实情况”,就会迫使我们反思“客观性”这一概念。显而易见的是,观察者的立场决定了其对现实的描述。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观点和“美国”观点可以共存,两者之间也可能会存在别的观点——它们都是真实的观点!可以理解的是,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让中国遭受了屈辱,西方八国联军在1900年对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进行掠夺,并要求中国进行了赔款,这些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对世界的看法,也影响了它对自身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看法。[18]而与此相反的是,美国对世界及其自身地位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系列价值观和原则,这些价值观和原则自美国建国以来一直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公共生活。[19]250年来,这些价值观和原则既奠定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又形成了对大量移民人口的独特吸引力。美国视角植根于过去几十年它对世界事务无可匹敌的统治力,也源于它的绝对领导力相对下降所引发的不可避免的怀疑感和不安全感。马凯硕观察指出,中美两国都对自身的历史(中国更是拥有5000年的历史)深感自豪,这完全可以理解,但这也会让两国高估自己、低估对方。

   研究中国、美国或中美两国的分析人士和预言家能够获得的数据和信息相差无几(毕竟这些现已成为全球化商品),所见、所闻和所阅也无甚差别,但有时候还是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有人认为美国最终会胜出,有人认为中国已经赢得竞争,还有人认为最终这场竞争中没有赢家。接下来,我们依次简要介绍这三种观点。

   中国胜出

   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新冠疫情让中国受益,但暴露了美国的弱点,其主要论据如下。

   第一,面对微观世界的无形敌人,美国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无任何用武之地。

第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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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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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后疫情时代: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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