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琦:关系的衰落与市场的兴起

更新时间:2021-10-09 09:45:59
作者: 张琦  

   凡事喜欢找关系,似乎是中国人的一大特征。买车买房、子女入学、看病就医乃至婚丧嫁娶,都可以看到“找关系”现象。

  

   外国人也发现,英语中的relationship不足以囊括汉语中“关系”一词的丰富含义,于是干脆用汉语拼音“guanxi”来表示,等于造了一个新词。这似乎更加坐实了“关系”乃中国特有、外国皆无的现象。

  

   然而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无论中外,关系其实是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当然,中国式关系有其特殊之处,但作为人类协作的一种方式,关系有其普遍性。简言之,关系首先是熟人社会的重要协作方式。

  

   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协作方式

   不妨以搬家为例。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人们搬家时普遍选择搬家公司,几乎不会找亲朋好友帮忙。但生活在小县城或乡镇的居民,往往会请亲朋好友帮忙搬家,尽量不找搬家公司。从经济学来讲,一线城市的“搬家服务”是市场化的,而县城“搬家服务”的市场化程度就差了很多,主要依靠人们之间的互助也就是“关系”来提供。

  

   不独搬家为然,在很多事情上,大城市居民和小县城居民的行为方式都存在这种差别:前者优先选择市场化途径解决,而后者遇事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大城市的生活经验是“只要花钱能解决,就尽量不求人”,而小县城的生存哲学恰好倒过来:只要能找人帮忙,就尽量不花钱。长期在小县城生活的人,初到大城市会感到很不适应,觉得这里人情冷漠,事事都要花钱。

  

   同样,习惯了大城市生活,再回到小县城也会感到处处别扭,尤其是很多事都要靠“关系”才能办成。大城市和小县城的人的行为,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原因在于,小县城是熟人社会,而大城市是陌生人社会,而熟人社会的重要协作方式之一就是“关系”。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进行的是“无限次重复博弈”。即使并非“无限次”接触,但俗话说抬头不见低头见,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再次打交道。也就是说,人们不知道博弈何时结束,因此仍会将彼此之间的关系视为“无限次重复博弈”。而博弈论中的“无名氏定理”表明,如果双方都采取“冷酷触发”策略,那么无限次重复博弈就可以出现“合作解”。

  

   所谓冷酷触发策略(grim trigger strategy)是说,自己首先选择合作,假如对方也选择合作,那么就一直合作下去;若对方在某一回合选择不合作,那么自己也选择不合作,博弈结束。正是对背叛行为进行报复的威胁,确保了博弈双方都采取合作,从而实现合作解。

  

   如果说“无名氏定理”只是纯理论推演,那么关于博弈的实验经济学研究也发现,人群规模对于合作解的出现具有重要影响。人群规模越大,出现合作解的可能性越小;人群规模越小,出现合作解的可能性越大。人群规模的大小,正是大城市和小县城的差异所在,也是陌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的区别之一。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生活在小县城的人更喜欢“找关系”。

  

   关系是增进互信的交往平台

   仍以搬家为例,如果既可以选择市场化途径,也可以通过“关系”互助解决,人们会如何选择?最直接的答案当然是运用成本—收益分析,在搬家这一“服务”质量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哪种办法“更省钱”就选哪个。表面看来,当然是通过关系请亲朋帮忙更省钱,搬家费是不用出了。

  

   但是,请人帮忙虽然不必出搬家费,但事后起码要请大家吃一顿大餐表示感谢。实际上,请人吃饭花的钱,可能要比付给搬家公司的费用更多。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有些人仍然不选择市场化方式,而请亲朋帮忙搬家呢?这就涉及到关系的另一项功能:人际交往的公共平台。

  

   传统熟人社会当中,关系既是通过互助提供某些“服务”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亲朋之间沟通感情、增进互信、提高凝聚力的交往平台。在传统婚丧嫁娶活动中,关系的交往平台功能体现得更加突出。直至今日,广大乡村地区遇到婚礼、葬礼等活动时,仍然主要通过请亲朋好友帮忙的形式来处理。其中固然有市场化婚庆服务、殡葬服务在乡村地区不够发达的因素,但通过这些活动来维系亲朋之间的关系、彰显自己的关系网和人脉资源也是重要的考虑之一。

  

   除婚丧嫁娶之外,乡村地区在建房、收秋、搬家等活动中,都可以看到请亲朋帮忙的现象,因为这些活动不仅是替代市场提供“服务”的方式,同时也是人际交往的重要平台。大城市居民搬家,如果不找搬家公司而请亲朋帮忙,会让人觉得太吝啬、“舍不得花搬家费”;而生活在小县城里,搬家时如果找搬家公司而不请人帮忙,往往会被视为“人缘太差”。

  

   其实,成本—收益分析在此仍然适用。通过市场化途径解决,得到的收益只是服务本身;而通过关系请人帮忙,既得到服务、也沟通了感情。即便后者的实际成本更高,其实也是和更高的收益相匹配的。另外,市场化途径和请人帮忙并不完全是替代关系。婚礼中的聚餐活动在饭店举行,是市场化途径;而布置新房、采买礼品、迎来送往等任务,更多地是请人帮忙。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传统熟人社会的消逝,传统上通过互助关系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地转而依靠市场提供了。

  

   关系在陌生人社会的衰落

  

   改革开放前,甚至直到上世纪末,中国在社会组织意义上仍然是传统的熟人社会。广大农村地区自不必说,无论是传统的乡村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公社,天然就是熟人社会。城市地区以“单位”为基本社会组织单元,同一单位的人也构成了熟人社会。从社会组织的角度来看,“单位”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企业,不仅是人们聚在在一起工作的场所和组织,而且以“单位大院”形式存在住宅区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社区。

  

   生活在“单位大院”的居民,彼此既是工作中的同事,也是生活中的邻居。单位同事之间的相互熟悉程度,丝毫不亚于同一村庄中的村民。而且,中国式“单位制”的功能远不止于此,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居民,无论上学、就医、工作、婚丧嫁娶,都离不开单位的支撑,从生到死几乎都是和单位绑定在一起的。因此,直到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甚至大城市,事实上都是熟人社会。

  

   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一方面原有单位制的功能大大弱化,托儿所、中小学、医院等原先属于“企业办社会”的机构逐渐从单位剥离;另一方面,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的启动,新建商品房小区逐步取代了“单位大院”式的传统住宅区。目前只有一些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还保留了原有单位大院的居住形式。而且随着人员流动性的增强,现在的单位大院居民,相互熟悉程度也远不如从前。而数量众多的商品房小区则完全成为陌生人社会,邻里之间互不相识已是常态。

  

   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人们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熟人社会中可以通过“关系”互助提供的某些服务,变得只能依靠市场来提供。例如儿童放学后的看护,传统熟人社会是通过邻里互助形式来提供“看护服务”的。城市里典型的单位大院,小孩放学后如果父母还没下班,就可以去邻居家、同学家待着。因为邻居也是同事,父母放心让小孩去,邻居也放心让小孩来。反过来,邻居家小孩放学也可以来自己家。这就是通过“关系”互助提供“儿童看护服务”。

  

   然而在陌生人社会,这种互助机制失去了存在的土壤。现在的商品房小区,邻里之间互不相识,或即便相识也只是点头之交,儿童放学后就不可能去邻居家。自己既不放心让小孩去,邻居也不敢让别人家的小孩来。

  

   因此,如果家里没有老人帮带,自己又无法及时下班,那就只能把小孩送去“托班”。所谓“托班”,就是市场化的“儿童看护服务”。

  

   随着城市化进程导致的熟人社会解体、陌生人社会形成,类似于儿童看护这种原本通过邻里互助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地转为市场化提供了。这也是城市居民为什么不愿意找“关系”而宁愿花钱解决问题的原因之一,陌生人社会根本就没有“关系”可找!

  

   此外,实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城市的家庭规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最早一批独生子女已到不惑之年,他们没有兄弟姐妹,遇事“找亲戚帮忙”无法成为他们的首选项。

  

   陌生人社会的形成、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使得原本在熟人社会中通过关系互助提供的许多服务如婚丧嫁娶、儿童看护等,在城市里几乎完全市场化了。这也是人们感到大城市“人情冷漠”的根本原因。

  

   “求人办事”型关系的消解

  

   另一种类型的关系是通常所说的“求人办事”。在熟人互助关系中,关系双方是对等的;而“求人办事”的双方则是不对等的。人们常说“没有关系什么事都办不成”,指的就是这种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一方掌握了某种稀缺资源的分配权力,而另一方付出一定的经济或非经济代价来换取前者手中的稀缺资源。最常见的是在入学、就医、参军、招工中存在的“求人请托”行为,而且有时还与腐败联系在一起。

  

   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源的稀缺性。无论好学校还是好医生,优质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必然是稀缺的。如果需求大于供给,而教育和医疗服务的价格又被政府管制的话,那么就存在如何分配这些资源的问题。掌握稀缺资源分配权力的人,自然就成为人们拉关系请托的对象。

  

   缓解这种现象的根本方法在于市场化。日用商品凭票供应的年代,国营百货店售货员都是人们拉关系的对象。那时商品短缺,每到一批货,很快就被抢购一空,售货员手中掌握着留出几个指标给亲友优先购买的权力。然而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后,绝大部分商品的短缺问题都得到了解决,现在还有谁需要和售货员拉关系才能买到商品呢?

  

   同样的道理,如果允许优质私立学校、高档私立医院充分发展,并允许其自主定价,那么就可以充分满足人们对优质资源的需求。掌握公立教育、医疗资源分配权力的人,自然也就不会像之前那样成为人们竞相请托的对象。

  

   有些掌握资源优势的人,并非依靠手中的公权力,而是依靠信息优势。例如,大量中介服务就属于这一类。传统熟人社会,男女婚配通常需要媒人介绍,从而也表现为一种“托关系”。但媒人之所以成为人们请托的对象,并因此获取一定的经济或非经济报酬,靠的并不是公权力,而是手中掌握的信息优势。

  

而且,除了作为中介解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之外,媒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担保的作用。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媒人的角色逐渐让位于婚姻介绍所和婚恋网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8929.html
文章来源:《经济学家茶座》2020年第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