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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法律义务与公平游戏责任

更新时间:2007-01-18 21:34:11
作者: 罗尔斯  

  

  约翰·罗尔斯 著;毛兴贵 译 谢礼圣 校

  

  1.法律与道德的主题提示出许多不同的问题。尤其是,它可能会考虑关于道德观念与法律制度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这样的历史与社会学问题;它可能还会包括道德的观点和原则是否进入适当的法律定义中这样的问题。再者,法律和道德的主题还提出法律的道德强制问题,以及根据既定行为准则某种行为是不道德的,这一事实是否就足以把它证成为一种违法行为。最后,对法律制度进行道德批判所采取的理性原则以及我们顺从这些法律制度的道德基础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主题。我将只关注最后一个问题,即我们遵守法律(也就是说承担法律责任与履行法律义务)的道德义务的根据。我的观点是,遵守法律的道德义务(obligation)是公平游戏责任(duty)的一种特殊情况。

  我将假设,至少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中有一种遵守法律的道德义务,尽管在一些情况下它可能会被其它的更重要的义务所压倒,我仍把这作为毋庸讨论的。我还将假定这种义务一定依赖于某种普遍的道德原则,也就是说它将依赖某种正义原则或社会功利原则,或者是共同的善(common good)的原则,诸如此类。这样一来,一种道德义务依赖于某种道德原则就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我们做如此假设)。我打算排除一种可能性,即遵守法律的义务是基于一种法律自身的特殊原则。毕竟,即便没有进一步讨论,存在这样一种道德原则也并不可笑,即当我们发现自己服从一种既存规则体系而该体系又满足了法律制度的定义时,我们就有遵守法律的义务。这种原则可能是终结性的,不再需要解释,正如正义原则和承诺原则等是终结性的一样。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说过存在着这种意义上的法律义务的特殊原则。考虑到在诸如正义原则和社会功利原则等可能的原则之间达成大体的一致,问题就成为,遵守法律的义务建基于哪一种或几种原则,如果是几种,哪一种有特别的重要性。我将给那种规定公平游戏责任的原则一种特别的地位。

  2.在说到一个人的守法义务的时候,我是在比较有限的意义上使用义务一词的,在这种意义上,和责任 、负责(responsibility)的概念一起,它与制度性的规则相关联。责任和负责被用于某种职位或职务,义务通常是人自愿行为的结果,尽管我们的大多数义务都是我们自己通过许诺和接受利益等等承担起来的,但是别人也可以使我们对他们有义务(因为他们有时帮助我们,比如像帮助孩子那样)。我并不声称我们遵守法律的道德基础源于公平游戏的责任,除非一个人提到这种意义上的义务。说我们不触犯法律(特别是不暴力犯罪)的责任是基于公平游戏责任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这些犯罪包括了错误本身,我们的犯罪(伴随着非法行为,正如伴随着残忍和贪婪之恶)是错误的,这一点并不依赖于我们自愿从中得到利益的那种法律制度的存在。

  我将假设几个关于法律秩序本质的特点,道德义务的源起与这种秩序相关。除了法律的规则体系(它界定并关系着调节现实利益追求的社会基本制度)一般的战略性作用和对强制权力的垄断以外,我还假设正讨论的法律制度满足法治的概念(也就是人们可以看作是规则性正义的东西)。所谓法治,我是指法律的规则是公开的,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没有针对个人的法案,诸如此类。就一个法律体系毫不偏离地体现公共的规则体系而言(这种规则体系被指示给理性存在者以便组织他们追求实际利益的行为),这是它所有的特点。这种概念就其自身而言并不对法律规则的内容施加限制,而仅仅限制它们日常的实施。最后我将假设法律的秩序是一种宪政民主的秩序,也就是说,我将认为存在着一种宪法,它建立平等的公民地位,保障人身自由、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保障政治选举中的政治平等和参与政治过程的权利。这样我就把讨论限定于一种特定的法律制度,但这并没有什么害处。

  3.法律义务的道德基础可以通过考虑两种乍一看似乎反常的事实得出。首先,有时候我们有遵守那种我们认为甚至正确地认为是不正义的法律的义务;其次,有时候即使在那种我们不遵守法律会产生更多的善(这种善被看作社会利益的总和)的情形下,我们也有一种遵守法律的义务。如果遵守法律的道德义务建基于公平游戏原则,那么为什么一个人非得遵守不正义的法律?又用什么原则来解释放弃更大的善的理由?

  当然,在宪政民主条件下,一个人发现他在道德上必须遵守不正义的法律,这是人所熟知的情形。每当一个属于少数派的人在立法提案上出于正义的原因反对多数派时,情况就是这样。也许典型的情形是这样的,即多数派或者足以组成多数派的一种联合利用它们的力和选举权服务于它们自己的利益。但这一特征并不是必需的。一个属于少数派的人也可能得益于多数派的提案而仍然把它作为不正义的加以反对,然而当它被颁布以后,他受制于它也将是很正常的。

  有人认为,当一个根据自己的道德原则(正义的观念)投票的公民(当他属于少数派时)接受多数派的决定时,存在着一种表面上的矛盾。让我们做如此假设,投票在A和B两种议案之间进行,它们各自建立了一套所得税程序、累进率或其它什么的,而且彼此相反;再者,人们把宪法的立法程序看作是一种机器,当把选票放进去时,它就会生产出结果,这种结果即某项议案被通过。问题产生了,假定一个公民公开认为A应该被通过,而机器却认为B应该被通过(假设B获得了多数票),他如何能接受这台机器的选择?对有些人来说,矛盾似乎在于,在一个宪政民主中,公民经常被抛入这样一种情形,即他必须相信A和B都应该被通过,即便它们是恰恰相反的:A应该被通过是因为A是最好的政策;B应该被颁布是因为B得到了多数票。而且最重要和根本的是,这种冲突并不同于一般的那种表面上(prima facie)的责任冲突。

  可以说,有许多事情都面临着这种假设的矛盾,也有许多种解决的办法,每一种办法都揭示出情形的一个方面。但是我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否认这种情形与其它存在着表面上的原则冲突的情形有任何不同。事情的本质似乎是这样的:(1)A或者B应该被通过、贯彻(也就是说被实施)吗?既然已经假设每个人都在一定限度以内接受投票的结果,那么把通过与贯彻放在一起就是合适的。(2)A或B是最好的政策吗?椐假设,每个人都根据自己关于什么是最好的政策的政治观点投票,而且关于如何投票的决定也不是建基于个人利益。在下面这种情形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冲突:知道自己属于少数派的公民相信,仅仅考虑作为未来法规的A和B的相对优点,而且不考虑投票将如何进行,那么A应该被通过和贯彻。进而,根据他自己的原则,他将投票支持他所认为的最好的政策,而不考虑投票将如何进行。另一方面,鉴于多数派将投票支持B,所以B应该被通过和贯彻,而且他可能知道多数将投票支持B。这些判断关系到不同的原则(不同的论据)。其中,第一个建基于个人的最好政策的观念;第二个建基于一些原则,根据这些原则,他接受宪法。那么,真正的决断是这样的:每当一个人处于少数派地位时,他就必须确定,法规(假定它将要获得或已经获得多数票)的性质是否足以使他反对它的贯彻、采取文明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或者其它相当的行动。在这种情形下,他只须在两种义务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一种是反对一项不正义法规的义务,另一种是遵守一部正义宪法的义务。当然,这是一个很困难的情形,但并没有引入深刻的逻辑矛盾。通常,人们都很明显地希望对宪法的义务具有决定性。

  投票的结果是一项法律的规则被通过,尽管鉴于它被通过这一事实,每个人都同意它应该被贯彻,但并没有任何人被要求去相信被通过的法规就代表了最好的政策。认为另一项法规本来应该更好,这并没有什么不一致。尽管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却值得一提,因为投票的这一相关的特点将得到阐明。投票并不能导致相信这样一个说法,即B基于自身的优点而高于A。要得到这种解释,一个人就不得不认为宪法原则规定了一套设计(device),这套设计收集关于公民认为什么是应该做的信息,而且它被建构得总是能够在什么是最好政策的问题上从这些信息中得出道德上正确的观点。如果接受对宪法作如此解释,事实上将会有一个很严重的矛盾:因为公民将在两种相信之间被撕裂。一方面,根据自己的原则,他相信A是最好的政策;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他要相信B是最好的政策,因为它由宪法的设计所确立,而宪法设计的原则是他所接受的。只有假设根据优点作出自己的判断的人总是鉴于由机器建立起来的观点而随时准备着修正自己的看法,这种冲突才可以被当作一种正常的冲突。但是用这种方式决定最好的政策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想提出这种任务也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这种对宪法程序的错误解释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投票和消费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宪法程序在本质上不同于市场。根据通常的价格完全竞争理论假设,个人以他们自身利益为依据的消费行为将导致最好的情况,根据帕累托标准(the criterion of Pareto)可以做如此判断。但是在一个完全正义的宪法程序中,根据政策的优点选择政治观点的人们未必能得出最好的政策。这种错误的解释说明,当人们根据优点投票赞同一些政策时,不能认为宪法程序像市场那样运作,即使在理想状态下也是如此。宪法程序不可能把观点的差别协同进一个被接受为正确的观点(这只能由论证和推理来达到),但是它决定了谁的观点将决定立法的政策。

  4.现在转入主要问题,一个人如何恰当地发现他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在这种地位上,根据自己的原则,他必须同意B应该被通过并贯彻(鉴于多数投票),即使B是不正义的。问题在于,为了某些实际的目的,在一个人的原则看来是不正义的法律肯定会被通过,这时对宪法立法程序的承认如何在道德上得到证成。无论何时,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处于少数派时,他都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想法;只要这些已获得通过的法律在某种限度以内,不管是什么,他都遵守。这不是不可能的,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更具体的说,他这样做的条件的什么呢? 首先,像前曾提到的,这意味着宪法程序被错误地解释为确立法律规则的程序。它是一个社会决策过程,产生的不是一个要求被相信的说法(B是最好的政策),而是一条要求被遵从的规则。这样一个程序(例如某种形式的多数规则)是必要的,因为在什么是最好的政策上必然会产生不一致。即使我们假设(正如我将要这样假设一样)每个人都有类似的正义感,并能够对某种正义的宪法程序达成一致,这一点仍将是正确的。之所以会有不一致,是因为他们不可能以相同的信息量处理问题,而且他们会认为各种情况的不同道德特征有不同的重要性,如此等等。这样,要在互相冲突的立法提案之间作出决定,对宪法程序的接受就是一个必要的政治设计。如果有人把宪法看作社会合作计划的基本部分,那么他就可以说,如果宪法是正义的,并且一个人已经接受并打算继续接受宪法运行所带来的好处,而通过的规则又在某种限度以内,那么当轮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基于公平游戏原则的义务遵守它。在接受一个正义宪法的好处的过程中,他就受制于它了,而且尤其是受制于它的一个基本规则:鉴于多数票的支持,一项法规就将被通过并被恰当的贯彻。

  公平游戏原则可以作如下界定。假如有一个互利并正义的社会合作计划,它产生的利益只有当每个人或几乎每个人都合作的时候才可以得到。进一步假设,合作要求每个人作出某种牺牲,或者至少要求对个人自由的某种限制。最后,假设合作产生的利益直到某一点上都是免费的(free)。就是说,如果任何一个人知道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别人都将继续做他们那一份工作,而且即使他不做自己那份工作,他也仍然能够从计划中分享到好处,那么这一合作体计划就是不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接受了合作计划的利益的人就受制于公平游戏责任去做他那份工作;如果他不合作,就不能利用合作计划的免费利益。一个人必须放弃这种企图,因为这种利益是每个人努力的结果,在弄清楚它应该怎样被分享(如果它真的可以被分享的话)之前,它并不公平的属于任何一个人(下面我还将回到这个问题)。

  现在我要坚持这样一种观点,遵守由宪法程序通过的法律(即使在我们看来它似乎是不正义的)的义务是以上定义的公平游戏责任的一个实例。并且,它在更为有限的意义上是一种义务,因为它依赖于我们对一个正义的合作计划的利益已经接受这一事实和我们继续接受它的意向,这种合作计划是由宪法规定的。在这种意义上,它依赖于我们自己的自愿行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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