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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修平:近代佛学研究的重要人物概述

更新时间:2021-10-05 20:48:22
作者: 洪修平  
章太炎深受佛教(特别是唯识学)的影响,他充分利用了佛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来推动民主革命运动。他曾认为,佛教是无神论。他在《无神论》一文中以主张“众生平等”的佛教反对主张“尊奉上帝”的基督教的有神论,并用佛教的逻辑(因明学)论证了上帝存在和上帝创世说的荒谬性。章太炎在当时驳斥基督教的有神论,具有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宗教侵华的现实意义。章太炎还认为,佛教这一不主张有神的宗教对于坚定革命者的信念和立场、激励人们无私无畏地去进行革命斗争是十分有用的,他曾说:“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此数者其他宗教亦能得其一二,而与震旦习俗相宜者,厥惟佛教。”[19]因此,他积极倡导建立无神的宗教(佛教),号召“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他在《建立宗教论》一文中,依佛教唯识学立论,批判“有神教”,盛赞“无神教”,强调无神的佛教并不是厌世的,而是救世的,它有助于帮助人们去除“畏死心”、“拜金心”、“奴隶心”、“退屈心”等。章太炎基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而对佛教“依自不依他”、“自贵其心,不援鬼神”的“勇猛无畏”精神的阐发,在近代革命史上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

   二、重要的僧侣学者

   近代佛教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僧侣学者当推太虚法师,鉴于他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和他所积极倡导的“人间佛教”在近代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已有专文论述[20],这里主要说一下敬安、圆瑛、苏曼殊和弘一。

   1.敬安(1852—1912),字寄禅,号八指头陀,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诗僧。湖南湘潭人,七岁丧母,十一岁丧父,因家贫而辍学,为生计先后替人放牛、做工,备尝艰辛。清同治七年(1868)出家,并受具足戒。曾于佛舍利前燃二指以作供养,由此而有“八指头陀”之称。后学诗,昼夜刻苦,终于通达韵律,以诗成名,遂开始了亦禅亦诗的生涯。在诗作蜚声诗坛的同时,敬安行脚吴越,遍参尊宿,回湖南后,曾先后任六寺住持。1902年始,又应请任浙江宁波天童寺的住持达十年之久。1912年,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成立,他被众人推为第一任会长。同年,因赴京向政府请愿要求保护寺产而被气死。有“我虽学佛未忘世”,“国仇未报老僧羞”等诗句传世。在佛学上,敬安以传禅为主,认为“佛身外无众生,众生外无佛身,众生家常日用,穿衣吃饭,屙屎撒尿,无不是如来放光现瑞”。并认为,“欲续曹溪衣钵传,穷源须要识心源”。他强调,“此事只贵一悟,不贵久修。若悟,即掉臂咳唾、运水搬柴,无不是祖师西来意”[21]。敬安晚年归心净土,发愿往生西方佛国。

   2.圆瑛(1878—1953),法名宏悟,以字行世,近代佛教史上著名的爱国高僧。十九岁出家,次年受具足戒。二十一岁开始出游,参访敬安、谛闲等名师,习禅读经,学有所成。讲经说法的足迹,远及南洋。历任海内外九大名刹的住持。1929年,与太虚法师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被推为会长,1931年在上海召开中国佛教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太虚与之观点有分歧而退出了大会,由他继续主持,连任七届会长。1935年,在上海创建圆明讲堂。抗日战争期间,积极组织僧侣救护队,举办难民收容所,并赴南洋为抗战募集经费。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圆瑛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同年九月,病逝于宁波天童寺。圆瑛的一生,正处在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求生存、求解放、求和平发展的重要时期。综观圆瑛的佛学思想,始终体现着救世度人和爱国的崇高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融会儒佛,贯通禅教,倡导禅净双修,并躬行实践,自度度人,努力将大乘佛教的大慈大悲精神贯彻到救国救民的实际活动中去,从而形成了自己“解行相应,弘法救世”的佛学思想特色。圆瑛之所以笃信佛教,致力于佛学研究,就在于他认为“佛教有导民救世之真理”、“佛教有益于社会人民也”[22]。他在《中国佛教季刊题词》中说:“余数十年来弘法海内外,殚精竭思,唤起全体佛教徒勇猛迈进,实行提倡佛教,以为救世之根本。”正是基于“弘法救世”的信念,他才能“解行相应”,不但在佛学方面有独到的体悟,而且在护国利民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教法上,他融通性相,教禅双弘;在教行上,他禅净双修,学以致用。他还努力把佛教中的积极因素与儒学等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合理成分相融合,以激发人们为国为民而奋斗。例如他说:“佛以慈悲为本,儒以仁义为归,佛儒之为教,虽则不同,而其利生救世之心,未尝有异也。”[23]“儒佛二教不约而同,实为治国平天下之东方文化,我们应当力为提倡。”[24]他自己身体力行,结合时代的需要,积极投身到救国救民、争取和平的伟大事业中去。他早年创办孤儿院,抗战期间组织救护队,新中国建立后,又号召佛教徒“爱教必须爱国”,并带病代表全国佛教徒出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贡献。圆瑛“解行相应,弘法救世”的佛学思想特色,至今仍有其积极意义。

   3.曼殊(1884-1918)俗姓苏,名戬,字子谷,出家后法名博经,别号曼殊,近代史上有名的能诗文、善绘画的佛教僧人。生于日本,母亲为日本人。六岁时回国,入乡塾读书。传说十二岁时就出家并受具足戒,但有人考证,他1898年又东渡日本,先在上野学校学习西方美术,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1903年回国以后才出家为僧。在寺庙时间不长即出走,从此过着亦僧亦俗、非僧非俗的生活,到处云游。他在日本时就加入了革命党人的反清组织,还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准备赴东北抗击帝俄的侵略。回国后与陈独秀、章士钊和柳亚子等交往密切,写了不少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小品文和诗篇,参加了进步文学团体“南社”。民国建立后,他发表宣言,反对袁世凯称帝。曾应杨文会之邀至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讲授英文和梵文,并听杨文会讲佛经。他多次出国游学于日本、暹罗(今泰国)、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精通英、法、日、梵等多种文字。他对佛学和近代佛教也有自己独到的体会和看法。曼殊曾受法于曹洞宗,思想上深受禅宗的影响,他反对“住心观净”的“静坐终日”,也反对诵经拜忏、瑜伽焰口及对偶像的崇拜等佛事活动,认为近代佛教衰微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佛教内部的歪风而不在外界条件,为此,他主张佛教应该进行改革。他提出,学佛应该重视梵文,应该弘传纯正的佛教;他主张设立佛教学堂以宣扬佛理,培养人才;他反对以诵经念佛为谋利的手段更反对佛教徒的趋炎附势,攀缘权贵;他还反对寺院住持的密传衣钵,认为应该实行民主选举。曼殊在近代佛教史上成为有影响的人物,不仅在于他的佛学主张,而且在于他的文学创作和翻译。他的绘画多取材于佛像寺庙和僧人,他的小说多以佛教故事为题材,他留下的诗篇也大多融会了佛教的教义和语言,这些作品都丰富了佛教文学和近代中国文化的宝库。他的翻译则不仅把西方的诗作译到中国来,而且把许多优秀的中国诗作译介给西方读者,从而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为此,他被认为是民国初年的四大翻译家之一。曼殊在近代佛教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应被忽视的。

   4.弘一(1880—1942),俗姓李,幼名文涛,又名广侯,后改名叔同。他与苏曼殊相似,主要是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来宣扬佛教思想,并以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而在近代佛教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他工于诗文、词赋,擅长书画、篆刻。1905年留学日本,学习西洋绘画,并兼及音乐和戏曲,曾与欧阳予倩等人创办春柳剧社于东京,上演《茶花女》等剧目,还主编《音乐小杂志》。1910年回国以后,先后在天津、浙江、南京等地的学校任美术和音乐教师。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同年在灵隐寺受具足戒。他在佛学上主要弘扬南山戒律,对律学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撰有很多律学著述,并拟创设“南山律学院”,是近代佛教史上受人尊敬的律宗高僧,有“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之称。在生活上他也持戒谨严,生活十分俭朴。他虽然出家,但并不忘抗日救国事业,他提出的“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在当时佛教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一生创作了许多歌曲,并为音乐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书法独具风格,在弘传佛教的同时也表达了他的爱国思想,深受时人推崇。被认为是中国漫画创始人的著名漫画家丰子恺(1898-1975)对弘一法师十分崇敬,三十岁时皈依其门下而成为佛教居士,他的影响最大的《护生画集》以漫画的形式宣传了佛教的戒杀护生等教义,这本画集的出版得到了弘一法师的关心。丰子恺对近代佛教文化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重要的居士学者

   1.欧阳竟无(1871—1944),名渐,以字行世。江西宜黄人,故人称宜黄先生。早年习程朱陆王之学,后受友人桂伯华的影响而对佛学发生兴趣。1904年到南京谒见杨文会,并从受佛学。不久回乡办学,母亲病故,悲痛万分,从此绝仕进意,绝男女欲,不食荤腥,归心佛教。1907年再至南京从杨文会学佛,不久遵杨之嘱赴日本游学数月,回国后曾任两广优级师范教师,又与朋友经营农业。1910年又至南京,继续随杨文会学佛,并终生致力于佛学研究。次年,杨文会去世,欧阳遵师遗志,续办金陵刻经处,并于1914年在刻经处附设佛学研究部,招收学员,讲授佛学。1922年又在南京正式创办了支那内学院,自任院长,院内设学、事两科和学务、事务、编校流通三处,主要从事佛学的教学研究和佛书的编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院众携经版迁往四川,在江津建立支那内学院蜀院,继续从事讲学和刻经。曾计划编印《精刻大藏经》,未成而逝世。他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因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成就的佛学大家而对近代佛学的复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主持编刻的《藏要》因校刻精细而享誉海内外。他一生对佛学研究很深,特别是对法相唯识之学有独到的见解,在近代佛学史上独树一帜。例如他分法相和唯识为二宗,认为印度瑜珈行派中的法相、唯识各有所原,各有所本,他在为新刻成的《瑜珈师地论》后五十卷所写的序中阐明了“约观心门建立唯识义,约教相门建立法相义”的宗义纲要。他提出的佛学研究四忌(忌望文生义、忌裂古刻新、忌蛮强会违、忌模糊真伪)对纠正近代佛教学风也具有积极的意义。欧阳作为近代佛教居士的重要代表,大力主张在家居士护持佛法,积极倡导居士佛教,这对近代佛教发生的巨大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2.吕澂[25](1896—1989),字秋逸,江苏丹阳人。1914年至南京金陵刻经处佛学研究部随欧阳竟无学佛学,次年留学日本,专攻美术,1916年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18年应请到南京协助欧阳竟无筹办支那内学院,从此以后,悉废旧学,专致于佛学研究,经多年的刻苦钻研而成为近现代佛学研究者中成就斐然的重要代表人物。1922年支那内学院正式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教务长和院长等职。1953年以后,他历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佛学院院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他精通英、日、梵、藏、巴利等多种文字,对印度佛学、中国汉地及藏传佛学都有很深的研究,著述甚丰。他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等成为现代许多人研究佛学的重要入门书和参考书。他不仅在唯识学方面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还重视因明学和藏传佛教的研究,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提出应该把古今中外不同文字的佛教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以便更好地把握佛教的准确思想及其历史演变。他所提倡的“佛法不离世间”、佛法要为现实的社会服务等也都产生过一定的积极意义。

3。韩清净(1884-1949),原名克宗,又名德清,河北河间人。早年习儒,十八岁时中乡试举人,曾为地方官。后转向佛学,因读瑜伽、唯识的注疏发现其“解释无据”、“义理无当”、“不足以为研究之资”、难解其义而发愿从事研究和弘传。1921年在北京与朱芾煌等共同发起组织佛教学术团体“法相研究会”,1927年春改名“三时学会”,被推为会长。其讲学专重唯识学,对六经十一论都有深入的研究,对真如、唯识、和种姓等义都作了专门的论述;其主持校刻的经典也以精细而著称。时人将其与南京的欧阳竟无并称为法相唯识学的两大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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